陆涛冷笑:“你倒是推得干净。可惜,你还有个致命的漏洞。”他举起了一份检验报告,说,“这是对你头发的检验报告。你的头发和梁清死亡时手里的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科长很惊讶:“不可能,不可能!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陆涛冷冷地说:“你和王月玲的奸情被梁清发现了,他打电话约你前来谈判,向你要两百万。你不肯给,也许还说自己没钱,不过梁清知道你有钱,也许他是从王月玲那里探听到的。最后,他威胁你,说不给钱就让你身败名裂,你为保前途,铤而走险,趁梁清不备把他抬起来扔下了阳台。梁清因为瘫痪,无力反抗,但挣扎时抓下了你一根头发。正是这根头发,揭露了你的罪恶!” 科长还在顽抗:“不,我压根就没有进屋,我没有!” 陆涛说:“你临走时还把瓷砖上的鞋印擦掉了,确实冷静。不过,你没想到一根头发和门铃上的指纹出卖了你!另外,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你账户里的股票和现金,总额超过了三百万。除了杀人案,恐怕你还要解释一下钱的来源了。” 科长面如土色,喃喃地说:“我没有,我没有……” 五、策划者 一个月后,科长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王月玲则以知情不报被指控。尽管科长始终不肯招认,由于罪证确凿,法庭一审判决为死缓;王月玲则因主动揭发科长贪污受贿,有立功表现,从轻判决有期徒刑两年。 此案结束后,陈雨没有来找陆涛,陆涛并不觉得意外:媒体已经报道过了,陈雨不用来找他,也知道案件的结果。保险公司这次还是得出血,因为梁清在老家还有老母亲,妻子是杀害他的同谋,母亲自然就变成第一受益人了。 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到梁清被害案的最后上诉期了。陆涛收到了一封信,是陈雨写的,居然是从欧洲一个小国寄来的。 在信里,陈雨先替梁清道歉,因为他利用了陆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戏弄了陆涛。作为一个悬疑小说作家,他巧妙地设了一个局,而陆涛这个认真负责、颇有名气的警官,正是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而这个局的初始灵感,却是来自于河对面的同一楼层上,那个总是拿着望远镜观察野鸽子的鸟类学家。 陈雨是梁清的一个读者,也可以说是仰慕者,但两人的感情发乎情,止乎礼,从未有过越轨的行为。然而,梁清发现王月玲和科长有奸情后,痛苦不堪,此时,是陈雨的温柔拯救了他。他本想和陈雨好好过日子,并计划移民到国外。可惜,在一次体检中,他意外发现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渐冻人症,科学大师霍金就是得了这种病而逐渐瘫痪的。梁清的病还在早期,却是不可治愈的,只会越来越严重。 于是,梁清找到当医生的朋友,给自己开了健康证明,并利用陈雨的工作便利,为自己上了保险。不久,他又请医生朋友给自己开了脊髓炎的证明,因为脊髓炎的症状和渐冻人症很相似。 作好了这些准备,梁清耐心地等待机会。有一天,他偷听到王月玲和科长的通话,知道科长受贿一百多万;他仔细地检查王月玲的贴身衣服,找到了科长留在上面的头发;他在新买的《老人与海》上写下了充满暗示性的词语;他在阳台上放置一些粮食,这样野鸽子就会经常飞过他的阳台,河对面的鸟类学家也会经常把望远镜对准他。 梁清假装自己瘫痪了,脊髓炎发展到瘫痪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怀疑。当然,他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能表演得惟妙惟肖。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当他准备好后,那个鸟类学家准时地出现在河对面的阳台上。梁清给科长打了电话,当科长来到他家,按下门铃的时候,梁清把准备好的头发紧紧地夹在了手指缝里,等着野鸽子飞过自己的阳台。当科长按第三下门铃时,野鸽子飞过来了,梁清做出挣扎的姿态,缓缓地站起来,在河对面看来,就像是下面有人在抬自己一样。他用手向后面拍打着,表演得很认真,然后大喊一声“救命”,从阳台上摔了下去。那一刻,他的心情没人知道。但陈雨想,他一定很平静,因为他完成了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用行为艺术来写的一部悬疑小说。 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当陈雨出现在王月玲面前,告诉她保险的事时,王月玲的贪婪使她主动跑到警局去质疑警方的自杀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对她是最安全的;他也了解那个科长,知道这种人为了仕途,不敢不来谈判;他了解鸟类学家,知道这种人为了钻研学问,会放弃一切而保证有规律的生活;他了解陆涛,知道一个好警察会对所有疑点一查到底,他所要做的,就是让陈雨在关键时刻提醒、推动陆涛;他甚至了解10楼的女孩,知道她在那个时间到阳台晾衣服的可能性很大;他还了解一点鸟类知识,知道如何吸引野鸽子,让它们形成一定的习性。因此,他用生命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惩罚了伤害自己的人,报答了爱着自己的人。 在王月玲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房子已经悄悄办理了抵押手续,一百万银行贷款都交给了陈雨。他的保险金赔付到母亲手里后,陈雨带着他母亲,去了那个移民政策宽松的小国。 那里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他和陈雨本来打算投奔的世外桃源。他相信,温柔善良的陈雨,在那里会找到新的幸福,并且帮他照顾好母亲。 陆涛拿着信,心里百感交集。 他要作为证人,申请参加梁清案的再审。他得承认自己的错误,维护法律的尊严。同时,他也感到一丝欣慰:梁清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了那两个伤害他的人,但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们,尽管方法不对,但还是有自己的底线。这底线让梁清更像一个恶作剧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可怕的阴谋家。 一、目击者 白云生像以往一样准时醒了过来,他洗漱完毕,看了一眼钟,9点50分。他走上阳台,把望远镜举起来,野鸽子还没飞过来,不过应该很快了。鸟类的行为是很有规律的,而作为一个鸟类学家,白云生的生活同样有规律。 河对面阳台上的男人也在,这个时间,他一般都会在阳台上晒太阳。男人戴着鸭舌帽,看姿势像是躺在一张椅子上,阳台是两面高中间低的V字形,他的脸朝着侧面,似乎在和谁说话。由于角度问题,白云生看不到男人右边的位置,他微笑着想:这年头生活有规律的人太少了,能碰上一个也算荣幸。 野鸽子飞过来了,在那幢楼前飞来飞去,不时停留在某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然后又飞起来继续盘旋。白云生的望远镜镜头跟着鸽子晃来晃去,突然,他发现对面的阳台有些异样。 平时老老实实地坐着晒太阳的男人,不知怎么变高了,白云生以为他是站起来了,但随即发现,那男人的姿势十分古怪:上身向前倾,一只手向后挥打着,另一只手则死命地抵着阳台的墙。因为阳台是半封闭的,白云生无法看到下面,但他能感觉到有人从下面在推那男人。 男人的上半身越过了阳台,他挣扎得更加激烈了。白云生的心怦怦乱跳,可离得这么远,他赶不过去,报警恐怕也来不及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男人张大嘴似乎喊了句什么,整个身体不情愿地越过了阳台,坠落下去。 白云生惊叫一声,用望远镜向下看。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楼层是12楼,对方的楼层也差不多,摔下去绝无生还的希望。于是,他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报警的不仅有白云生,还有一个过路人和住对面那幢楼10楼的人。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三个目击者提供的资料也不相同。 警官陆涛仔细地看着这三份记录: 过路人说,他听到空中有人喊叫,没等抬头,那人已经摔在了地上,血肉横飞。至于喊叫什么,和死者摔下来之前的状态,他一无所知。 住10楼的是个女孩,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她确定是楼上传来的声音,抬头向上看,没想到“呼”的一声,上面飞下一个人来。 白云生目睹了死者坠楼的全过程,但是离得远,他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根据白云生看到的情况,陆涛觉得不像是一起自杀案或意外,尽管从现场看非常像。 现场的阳台上有一张轮椅,轮椅上有一本书和一支笔。看来,死者临死前在看书。书和笔上都没有其他人的指纹,检测后已经封存起来。死者的手指缝里有一根头发,当然,这也可能是死者自己的。陆涛小心地将头发装进小瓶里,带了回去。 死者叫梁清,是个作家,和妻子王月玲居住在1201室。王月玲是国企的会计,案发当天是周三,她在单位上班,梁清一个人在家。地面的瓷砖清洁过,没有鞋印。因此,警方倾向于认为梁清是自杀,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就更加肯定了。 梁清在一个月前瘫痪了。半年前,他得了脊髓炎,虽然经过治疗有所控制,但一个月前病情突然加重,双腿瘫痪。一个瘫痪的人想自杀很正常,而且,脊髓炎这种病,最后可能会导致失明。 本地图片,请重新上传 二、瘫痪者 陆涛总觉得不对劲:根据白云生和10楼女孩的证词,死者坠楼前曾拼命挣扎,而且,想自杀的人又怎么会喊救命呢? 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自杀,对陆涛提出的两个疑点,大家也认为容易解释:首先,双腿瘫痪的人爬墙,动作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离那么远的距离,白云生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情景,有可能误认为梁清是在挣扎。其次,10楼女孩听到的“救命”声,从心理学角度讲,也很容易解释。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在遇到强烈刺激的情况下,往往会臆想出一些情节来,让事情变得合理。比如一个溺水被救的人,腿上有伤口,他坚持说是一条鲨鱼攻击了他,甚至连鲨鱼的颜色都说得一清二楚。事实上,那片水域从来没有鲨鱼,他的腿不过是被水下的石头割伤了。在此案中,女孩很可能先看到人摔下来,潜意识里觉得那人应该会喊“救命”,从而在内心坚信这一点。 陆涛找到了给梁清治疗的医生。医生说,梁清的病本来已略有起色,最近突然加重了。脊髓炎是医学难题,没有明确的发病规律,这并不奇怪。 陆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按梁清的病情,他有可能自己爬到一米高的墙上吗?”医生想了想,说:“应该很难,脊髓炎的瘫痪是从腰部开始的,很难用上劲。不过,上肢力量非常强的人,也许可以办到。”陆涛眼前闪过梁清的尸体:那是个典型的作家,双臂白皙瘦弱,指尖因为长期敲键盘而发平。 陆涛调查了梁清的经济状况:他不算是畅销作家,收入与妻子差不多。住的房子是几年前买的,这几年房地产升值,倒是值不少钱了。 陆涛回到警局,一个穿西装的女孩正在等他。女孩叫陈雨,是保险公司的职员,负责保单的审核和理赔。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代表公司来向警方求助,我公司也在调查,但最终要以警方的结论为准。如果警方确认梁清是自杀,我公司将不用赔偿;如果警方确认是死于意外或者凶杀,我们就得支付保险金。” 陆涛愣了一下:“梁清买保险了?”陈雨点头:“人寿保险。一年前买的,那时他还没有得病。说是结婚纪念日给老婆的礼物,保额三百万。” 陆涛问:“死者的妻子知道吗?”陈雨说:“知道。我已经找过她,她问什么时候能拿到保险金,我说要等警方的结论。”陆涛点点头:“回去等消息吧,保持联系。” 陈雨走后,陆涛接到了技术科的电话:那根头发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并不是死者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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