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1
第一部 一个不同的国家？... 3
（一）天安门上的会见... 3
（二）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5
（三）文化革命的实质... 10
（四）普通公民王某... 17
第二部 医疗和人口控制... 23
（五）针刺流产... 23
（六）什么是针刺？... 26
（七）性和人口控制... 31
（八）一些特殊情况... 38
（九）“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41
第三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47
（一○）崇拜的降温... 47
（一一）文化... 52
（一二）通过宣传搞阴谋... 58
（一三）公开的战争... 64
第四部 军队、党和人民... 70
（一四）一种军队专政？... 70
（一五）“为人民服务”... 75
（一六）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78
（一七）艾丽斯在南泥湾... 83
（一八）军队和人民... 92
第五部 人民公社... 98
（一九）开端... 98
（二○）令人激动的旅行... 99
（二一）富人和穷人... 103
（二二）后顾前瞻... 104
第六部 与总理一夕之谈... 108
（二三）周恩来与敞开的门... 108
第七部 同主席共进早餐... 117
（二四）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117
第八部 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125
（二五）实力地位... 125
附录：
一、山南海北... 134
二、1964年同周恩来的谈话... 162
三、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 173
四、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189
五、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 287
译者的话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当过《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记者，到过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笔，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亚洲和欧洲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他一生写过十一本书，很多是与中国有关的，如《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
斯诺曾在中国居住过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他访问了我国陕北革命根据地。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我国，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诺病逝后，斯诺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来中国安葬，于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廖承志同志在安葬仪式的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漫长的革命》一书所报道的，主要是斯诺于1970年来我国访问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他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各地访问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同时他对一些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斯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为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但诚如斯诺夫人所说，“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它们就会发芽滋长。”
我们最初据松冈洋子的日文译本译出，后来又根据英文原著（美国兰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订一遍。全书八章二十五节，附录四篇。除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需要的注释以外及附录第三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第四篇（“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未译外，其余均照原文译出，仅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原书附有铜版照片数十幅，也已略去。
译者
1975年3月
第一部 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天安门上的会见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最美好的日子。我安祥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膝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主席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着许多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坚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勇敢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当我们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就很少看到武器。
颂扬毛的著作、语录和批示的标语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中怎样遵循他的教导的，这些标语牌一个胜似一个。最为壮观的，是群山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起来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领袖和倡导者的形象。这第二次解放是为了使革命像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的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面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二）周总理的一个暗示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中，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1960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年至1965年又来过，这一次是在1970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给她入境签证，让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
现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边，她是进入中国的极少数几个美国妇女之一，她以她的一双机灵而敏悟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的眼力之不足。我们于8月初到达北京，正是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现在由于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因此炎热多少减轻了。
自从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的同情者，也是如此。以前照例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斯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们是对的——“最紧张的时期”将要过去了。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一所是附近的清华，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革年代的第一手情况介绍，以及有关红卫兵的故事和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又来到了著名的游击战时期的首府延安。然后西行至保安（即志丹，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革学校，在那里的前西安市委书记带我们看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的猪栏。后来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几场戏，在美味的宴会上同许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谈话，然后又到了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访问了解放军针刺医生办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以后南下到广州，参观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访问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离开中国以前的六个月，我一共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我在过去十年中参观过的人民公社就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那还是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来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场。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历险）打来电话，简单地说：“请你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见面：我猜想也许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见到了他，他同八十多岁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李先念总理和许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一会儿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去，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还是同过去一样地机敏，他的头发开始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袜和凉鞋。他向我亲切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就转到政治方面。（工作人员不断把场上的比分记录给他送来，让他好在比赛结束时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球场，同队员们握手表示祝贺，并一起照相。）
总理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认为我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呢。他要我自己答复这个问题，但他提醒我，中因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我问道：“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说：“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
这时，乒乓赛的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说这个问题下一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场上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总理会见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曾提议重新开始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在10月晚些时候，我提了若干问题留交给他。11月5日，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厅，同我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和谈话。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的驻军和舰只。1960年毛主席只同意我直接从我们的谈话中引述几句话，其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现在，周重复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周说：“美国对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时，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通知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么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曾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者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答复。接着就发生了1970年3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因而得出结论，尼克松说话是不算数的。】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到此结束。从其他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看作是一种策略。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前进“防御阵地”的行动，以及通过损害中国来开始同俄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谈得很随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记者访问到哪里结束，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又是从哪里开始。我把根据我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个星期后，校正稿送回来了。正式的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着重点（加重号以【】代替——编者）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在此之前，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几星期后，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当我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时，我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同红军达成秘密的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时我为什么竟能获得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吧。
（三）文化革命的实质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离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在要以发展农村电力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拼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普通公民王某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像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零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第二部 医疗和人口控制
（五）针刺流产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看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像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像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像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什么是针刺？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国的医学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包括成千上万的卷籍、处方和各种疾病及其治疗的详细记载。
关于针刺，我同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谈过多次，但是我发现，关于针刺的最好的简要说明，仍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医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报告，我以前也曾引用过他的话。陈医生在全面调查过程中，根据他个人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根据对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医生的资料的研究，并根据对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较重要”的二十五种）上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分析，对针刺提出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种凭经验的医术，有四千年的实际经验作基础。
它对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机能上阴（反）和阳（正）两种力量的调和或不调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有关草药、药物以及记录了各种疾病观察所得经验的医学论文等大量卷籍，却是宝贵的。使用这些药物和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效果，确实有其实验价值。
针刺，包括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针可细可粗，可短可长（从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当针刺进去，并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的组织或器官时，就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刺医生需要学习消毒技术，基础解剖学和相当于“中级医生”必修的各门科学课程。他们全都隶属于医院，差不多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针刺医生。很多人都使用低电压的电针。针刺治疗有时同放射疗法结合起来。
陈医生继续写道：
假设：扎针所产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并在大脑里面对病理的刺激起抑制作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同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似乎是协调一致的。
针刺实际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从诸如阑尾炎那样的外科症状以至像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症状。据信，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由神经引起的疾病，疗效最好。在治疗脸部麻痹、关节和湿疹方面，据报告也有良好的疗效。一位俄国医生声称，使他长期受苦的关节炎，针刺之后已大有好转。1958年，一位去中国研究针刺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的价值有一定的怀疑。但是，后来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已得到显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窦炎，也用针刺治好了。（“医药与卫生”，《中国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医院里，就遇见患阑尾炎、湿疹、风湿症、窦炎、结核病、偏头痛、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治疗。我在汉口见到一位病人，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经西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用中药和针刺治疗后，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国的草药和针刺是并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刺医生。翻译中国的传统医学术语是困难的，但其基础就是阴阳这个“矛盾”的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疾病由于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间失去平衡引起的，治疗就是恢复平衡和协调。这是通过使八个主要方面，即阴阳、表里、冷热、虚实的紧张“对立”得到缓和而实现的。
在针刺的详细入门书中，根据那些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体绘成了图解。在正常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处于均衡状态。当发生“不统一”（疾病）时，那就是一个器官或一组机能已疲劳过度，刺激过度，受了损伤，或受到别种扰乱。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对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复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的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西医常常只问症候和病历。中医却把一个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内部紧张所支配的统一体。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他同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什么个人的不满，生活上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所有这些都要作为诊断的参考。”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
“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从这次和以后各次谈话来看，似乎很清楚，中医病理学家也有几分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了，针刺是常被用作冲击疗法的。在现代中国，由不能解决的紧张或忧虑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国狂热的竞争制度下为多，我不知道。据上面引述过他的话的陈医生报告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不管它证明了什么）大致相同（中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共产党人正在企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社会压力所引起的内心紧张，显然是很厉害的，而且又很少有发泄的地方，因此求教于中医的人数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医生最后说：“共产党人企图使传统医学同现代科学的医学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医学，这一雄心壮志能否获得成功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不管结果怎样，它的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予以注意的。”
已故的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是一个热烈相信针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报道说：“现在国际针刺会议正在召开，”几百名欧洲医生正在试图“把西方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同古老的中国针刺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还说：
把一根针扎到膝盖下腿部的表皮里面（或别的部位，针也可扎得很深；操作很熟练，是不至于出血的），竟然会影响到肝的功能，这显然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机体里，（中国人认为）有气血在不断地循环。……针使气血的流动改变方向和正常化。
据中国针刺医生的说法，在人的四肢、躯干和头部里分布着以某种方式与各个器官相连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络”。赫克斯承认这是“一个由经验所证明的事实的问题。”他接着说：
在这些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针扎进其中一个穴位，就会影响同这个穴位所在的经络相连的器官的机能。熟练的针刺医生扎了若干选择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气血的正常循环，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我们会又一次耸耸肩膀，说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读了最近召开的针刺会议的会报，我们就知道，实验人员使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已能探索出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的路线。当针扎进一个重要穴位时，就能录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伦敦《观察家报》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说：“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很有效验”的那些病理症状中，有“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几种的抑郁和忧虑，据推测它们同器官的受到扰乱有关，只要气血一恢复正常循环，这些症状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病榻上躺了几年也得不到的疗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根针扎两三下却可能得到。”
想到中国的医学文献对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础科学，严格说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知识，对于消毒也只有朴素的概念，因此，人们对针和草药疗效的热忱或许也有其限度的。在预防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面，中医学说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在1971年让一个外行人去判断，中国的那些可能仍在继续反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几分理由，也许仍然为时过早。
在我看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些医生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所得到的威信，还是感到不安的。许多医生至少对强迫学习中医这一点，一定很恼火，正像要所有的西医学习接骨术那样。在文化革命对西医人员的影响中，除去更强调深入农村地区服务外，就是他们对于群众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意见也采取了更加谦虚的态度。针刺的效果及其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已经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它的疗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们讨论把这种新的麻醉方法应用于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术，甚至应用于切开心脏的手术时，林巧稚大夫说，“现在还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学理论来说明针刺。”她最后说，“我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早日得到一个‘突破’”。
（七）性和人口控制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里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召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引起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是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像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长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
现在粮食供应的余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总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收获成绩：粮食总产量二亿四千万吨，另外有国家储备粮四千万吨。这个产量比1959－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人员将乐于看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这是他们今后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期间将继续努力使全国的粮食节余储备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不断提高。
（八）一些特殊情况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期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红卫兵及其浪漫行为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医务界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撼和原有的控制工作陷于瓦解的缘故。大学关闭了将近三年，中学两年，中级和大专医科的学习都中断了，教职员工星散，党对医院管理系统的领导也动摇或解体了，而1968年在军队的指导下，新的公共卫生组织的形成又很缓慢。
人们听取任何官方的情况介绍时必须留神“受骗”，这些介绍大都忽视了革命变化期间为公共卫生工作中丧失的专业时间所付出的代价。像现在这样的更加需要依靠针刺和传统疗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数医务工作者被派出“向农民学习”一段时间，去从事由别人来做将更加合适的劳动所引起的呢？不去提这个问题倒也很自然。新的道路是否能完全胜过一些相反的做法，局外人也还不可能来下判断。
先进科学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扰乱，在核武器的研制之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1965年9月，中国的生化学家们成功地合成了胰岛素，制出了生物学上有生命力的蛋白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研究的国家。断肢的治疗继续取得进展，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断指、断趾、断手、断脚、断臂和断腿的再植技术，现在已予以广泛传授，在比较简陋的农村医院中也时常进行这种手术。
1964年我在上海一所很大的市立医院里，曾同工伤事故中断了手的一位工人握手，这只手是被切断两个多小时后，从车间地板上拾起来再重新接到他的手腕上的。他再使用这只手，功能已接近正常。这一次1970年，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很小的公社卫生院里，遇见了一个施行过四个断指再植手术的病人，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使用那只手了。
中国人取得的另一项技术成就，据说非西方所能比拟的，是对严重烧伤的治疗。受到三度烧伤、烧伤面积大到全身百分之六十的人，也得到复原的事例是很多的。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有点令人可怕的疾病的详细情节，在英国创伤外科学家洪若诗先生的报道中（《消灭一切害人虫！》，伦敦，1969年，纽约，1970年。洪若诗，即乔舒亚·霍恩）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洪医生于1969年归国前曾在中国担任教学和医疗工作长达十年以上。
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工业中的工伤事故是否特别多。各地工厂给我的统计数字，看来并不过高，不过自1960年以来，这一项目的全国统计数字，像其他许多项目一样，一直没有公布过。在短暂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批评期间（1957年），对预防措施的不充分曾有过许多责难。在我再次访问的几个工厂里，随着工厂的进一步现代化，安全条件已有了改进。把工厂劳动同从高小起的课堂教育结合起来，一个好处就是能教育每个人爱护机器和如何去使用它们。
我在北京和林大夫在一起时，我们访问了一间是妇女的病房，她们正处于一种特殊类型癌症即绒毛膜上皮癌的恢复时期，这是生在子宫里的一种癌。这种可怕的疯长的细胞侵袭滋胚层，并迅速增长，转移到肝脏。林大夫说：“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人们常说，‘如果你说治好了绒毛膜上皮癌，那你的病人就不是患绒毛膜上皮癌。’现在我们使用一种包括化学疗法的混合疗法。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得救了，即使癌症已经转移，扩散到了胸部。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子宫仍能保留。”
林大夫停下来为我们介绍她的同事，外科医生戴玉华（译音），戴本人就是用化学疗法治愈了绒毛膜上皮癌的。她的子宫没有取去，后来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当林大夫说明她之所以能够复原一部分要归功于信仰疗法即对毛泽东的信仰时，戴医生眼里含着泪水。戴医生的孩子取名“健章”。是健康的良好的意思吗？全然不是。这个孩子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我后来在陕西遇见一个农妇，她的两个小孩取名叫“反修”和“反帝”，那时我自然不再感到很惊奇了。不要叫我来解释：那是中国——而且在进行文化革命。）
林大夫曾志愿去农村做医务工作，在长江以南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住过半年，最近才回来。她在那里协助培训助产士和“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农民一道下田劳动而得名的。很大一部分城市医务人员曾深入内地，在农村公社担任医务工作，并辅导这些年轻的“赤脚医生”，使能担任相当于经过训练的护士一级的工作。他们的培训（有些被送到县或城市的医院学习）费用，由他们所属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支付，他们依然是公社的社员。
林大夫继续说：“农民喜欢就地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大想依赖医院。当然，这两者我们都需要，但就小病而言，赤脚医生是适合的。他们又是避孕丸和计划生育教育的主要传送人。”
（九）“把重点放到农村去”换了个地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的另一个综合医院。它有大约八百张病床，十三个科，二百五十一名西医，九名中医，二百五十四名护士，十一个病房。每天要接待门诊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这所医院原来是苏联人建造的，医务和管理人员也是苏联人，当时称为中苏友谊医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称“反修医院”，现在叫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来，同座的有：北京卫生局革命委员会代表王康久；医院军宣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著名的儿科医生，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他以前是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
在听取革委会讲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以前，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在二十年前继承下来的卫生问题之严重性是有益处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国公共卫生署威廉·Y·陈医生向一次美国医生组织的讨论会提出的有文件证明的报告。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他写道，“医疗卫生组织尚在幼年时代，远低于现代标准。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并有六千万人需要“日常治疗设施”。陈医生对中国的需要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低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个医生，每一千人有五张医院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总人数（1949年），估计只有一万二千人；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向大约五百所医院提供五百名医科毕业生……。”医院的病床总数是七万一千张。
“因为在农村地区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医药费，对这种悲剧的唯一及早解决办法，据信是一种由国家（或社会）供应医药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国的著名医生们就持有这种主张了。而“县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则大都是受过美国训练的医生们所计划、形成和实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仍生活于中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骨干。”
在头十年中，符合西方条件的医院病床和医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这还远低于陈医生的“最低标准”，但他说，“卫生、保健教育和预防工作的改进方面已有很大进展。……斑疹伤寒、回归热及其他必须‘通知’或‘报告’的传染病，已经受到控制。在控制主要寄生虫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几百万患疟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疗，其发病率显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并且治好了三千六百万钩虫病患者。
革命后七年就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英国医生们，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情况的人来说，下面引用的一节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种经常在进行的进一步控制（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的方法，说明了已经达到的普遍协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够以十分巨大的规模发展之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宝贵的肥料。幸而危险的血吸早卵在粪便中如果不与水是活不长的。因此只要把粪便保藏好就不会传染。由于高明的宣传，粪便的这种必要的保存已成为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事实了。现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厕所，一只手提的色彩鲜艳的桶。每天早上，把桶里的东西倒在公用的陶制大容器里，装满之后把容器密封，经过适当的时间使发生的氨起杀死虫卵的作用，然后这些就可以安全使用于农田。家庭粪便的收集因为付给代价，所以是有保证的，根据年龄每人一天多少钱，按比例付给家庭。这个办法也被用来控制渔民对河水的污染，现在每条渔船都有收集粪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项收入来源。
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中国通而已，我在1960年问过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喊道：“苍蝇！我从没有想到他们能把苍蝇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马海德医生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也就能够完全应该地半退休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1969年，在反修医院看病的大约九十万病人中，只发现两个赤痢病例。当然，死亡的两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
现在，再回到前面讲过的北京卫生局的王康久医生。他的职责及于整个北京市特别行政区，有大约六百万人口，包括郊区十个县、二百八十个人民公社。这里共有十七个市级医院和三十个区县级医院，病床总计二万九千张，公社和工厂诊所的病床未计在内。这个地区有医科大学毕业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还有中医二千人左右。
关于最近的“革命变化”，王康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事实：
“毛主席在1965年说过：‘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人们已习惯于在指挥时把语录当作政策一样来背诵。）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思想。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我们还把六千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派到四川、云南和内蒙古去。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干部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这个地区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
除训练赤脚医生外，所有的医院还培训隶属于邻近地区或工厂诊疗所的红卫医，并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队的卫生员，在市内的三百三十五处急救站“为人民服务”。反修医院目前正在培训四十一名这样的青年，为期三个月。它还派出八名工作人员参加一支五十人的医疗队，去几内亚从事医疗工作。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经常分批到田间工作。巡回医疗队的任务是：直接为群众治病，提供预防性和医疗性服务，而以‘预防为主’；培训当地的基本医务人员；促进计划生育；提高现有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工作；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批判资产阶级作风，以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老张，”我说，“你是怎么离开北京的？”
“我是我们医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中的一个。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这个生产大队有八百人。”
“谁派你去的？”
“谁也没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农民结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兼副院长。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和医生啊。我是作为一个干部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我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看待。当他们要我治疗时，就说‘请您’。耕种和收获季节，我白天黑夜地同他们一起劳动。现在他们叫我‘老张’，我们都一样了。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决心在那里过一辈子。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也不懂针刺，不懂中医。现在我已经学了一点，发现它很顶用。这样我就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不再留恋城市生活了。我正在为需要医生的各地培养青年医务工作人员。有着广阔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们仍在北京。他每月回来探望他们一次。当新的党组织需要他时，也许会把他再召回城市来——当他已经把青年人培训好，能接替他在生产大队的工作时。也可能他的家搬到农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和医务界革委会委员们进行的许多小时谈话的摘录，它也许至少可以表达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气氛。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
“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老张说。在我到过的十一个公社里，我没有听到过和这相反的话，但也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关于这一点和公社的其他问题，留待后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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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5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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