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名人录]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有了改革权限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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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王洪涛 摄

　　    深圳新闻网讯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谓是一日千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几年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仿佛一夜之间长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人们常用“一夜城”来比喻深圳发展建设之神速。
　　    １９８４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先后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对特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深圳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不久，中央决定开放１４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并加快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步伐。于是，神州大地旋风般地掀起了一股“深圳热”，深圳像一块磁石强烈吸引着海内外的投资者，就在这一片热潮之中，深圳迎来了建设发展的第５个年头。
　　    有了改革权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人生有非常多的变数。１９８５年，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一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当时经济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大家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一些非议随之而来。中央考虑到梁湘同志已是６６岁高龄，不宜长期在一线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决定派我分担梁湘同志的一部分工作。说心里话，我当时很犹豫，对于经济特区建设，没有经验，周围不少人也劝我不要去，因为当时对深圳议论不少，建设规模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隐藏着危机，有人甚至说“去了等于送死”。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的决定我还是服从。当时中央领导找我谈的话很简单，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氨。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１９８４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没有。
　　    不久，中央发出通知，派我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１９８５年９月，在广东省六次人大会上，我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去蛇口看袁庚。他对我说，你晚点儿来就好了，等问题暴露充分了，就更好办些！当时还有各种传言，说我来深圳第一条就是“砍工资”，还说我口袋里装着３００名干部名单，要大换血，事实上，我来深圳没换一个干部，家乡人还骂我没用一个老乡呢。我明白，中央派我来深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调整改革中谋取更大发展，把深圳的各项工作调整好，进入一个正常轨道。
　　    四项改革为深圳发展铺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应该说并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开的，而是发展建设初期，问题摆在了前面，非要去解决不可。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最重要，探索和试验最重要。
　　    我来前，深圳已经在进行一些探索和改革，比如物价的放开，最早放开的是蔬菜副食品价格。１９７９年，我回广东时不敢到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家里串门，为什么？人家要招待你吃饭，那时商品短缺，连蔬菜都买不到，肉就更不用说了。但到了第二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适当放开蔬菜价格，价格涨了一点，但市面上出现了蔬菜，整理得整整齐齐。还有用工制度的改革，工程施工招投标改革，都引起了很大争论。
　　    １９８５年８月，我来到深圳头二十几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９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第一个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项大的突破。根据当时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到银行去结汇，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外汇。１９７９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１．５元，就是１００美元兑换１５０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２．８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省里，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有一个礼拜天，市纪委和市检察院的同志到我家里，要我批准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副总经理张西甫立案审查。特区发展公司当时是深圳最大的公司，出口一批商品，赚了一笔外汇，按规定，应去银行将这批外汇换成人民币，他们却私下将这笔外汇卖给另外的企业了。我跟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办，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当时深圳市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到北京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苦笑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对老罗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我们严格规定，只要是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深圳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１９８７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后来，全国４０多个城市都这样做了，一直到１９９５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现在回过头看，深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汇初级市场，要搞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１００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１９８７年７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１９８９年才算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我们第一次查清家底，从建特区到１９８９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３２亿元。投资管理公司演变到现在，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１９８５年通过成立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决议，到１９８７年正式成立，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摸清家底，很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没有人去推动，大家都是一笔糊涂账。作为市长，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有多少债务，交给后任债务一大堆，还算什么政绩？
　　    第三项措施是成立监察局。这也是全国首例。为什么成立监察局？目的就是把队伍管好。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我刚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我回答说，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他又问，你们怎么对付？我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我们的监察局有三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的；第二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才是监督重点。我来以后，当时搞“严打”、办案抓人等，动不动都是纪委、政法委冲在前线，都是以党的名义出面，对我们很不利，这些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我对李光耀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你们，但有一条学不了，你们部长月薪两、三万美元，我们是低工资制度，市长也就是１００多元。我们的干部大多都是党员，靠觉悟，有理想纪律，不光是为了钱才做事。我接触李光耀多次，他是我见过的外国政要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归纳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他们对深圳很关注，每年都会派人来观察深圳的动向。第二句话，深圳改革试验如果成功的话，说明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当时他怀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难以兼容，这说明他对特区的功能、特区的意义，比我们理解的还透彻。第三句话，他说，我培养了很多百万富翁，但我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他问我，赌场开得开不得？我告诉他，我刚来，接到过群众来信，反映她的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给老虎机迷住了。据我了解，在我们的深圳湾酒店曾有过一下子，弊病太大，后来关了。看来，国家的发展不能靠赌场，还是不要搞的好。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１９８７年５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加了半级。
　　    第四项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那时深圳还没有国土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否则就乱套啦。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市长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主要部门负责人都是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还聘请了国内外有名的专家。这个机构成立最顺利，第二年１月，也就是１９８６年１月，市规划委员会就成立了，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做首席顾问，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在内的３０位中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规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后来抓紧撤县建区，就多了一些选择权，如果再不搞，土地都被折腾光了，哪里还有保留到现在的４８％的绿地！我觉得，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这几项改革，有的很顺利，有的从决定到成立，经历了两年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就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以壮士断臂的勇气调整经济结构
　　    深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人们对于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未能引起警觉。由于前５年超高速的发展，潜伏着的问题终于在１９８５年下半年暴露出来。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８亿元。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１９８５年初，香港《信报》连续１２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１９８６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深圳市政府党组第５７次会议纪要，可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３６７间，床位４０８８０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４４２０张，共有床位４５３００张，总面积为７６．６万平方米。据今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４５％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２９７幢，建成后拥有床位１５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６９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２６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调整势在必行。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１９８６年，我们对全市１５００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１０万人，２０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６０多栋。这是一次自觉有序的调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第一，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第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第三，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矗我们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经过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７年两年的调整，１９８６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１９８７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在１９８８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又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
　　    从股份制改革到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城市。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６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６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企业试，小企业也试，当时王石还在特发集团下面很小的公司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我们也大力支持。１９８８年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才更名深圳万科。同时，筹备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公开发行股票，自然就有交易。那时谁也没想到搞证券市常
　　    １９８８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讲话，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很大，但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我们从１９８０年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就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帮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还要有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否则不成一个体系；第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第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说赤裸裸的叫资本市场，不好听，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连个像样的地方都没有，租了国贸的几间仓库，当时临时筹建办公室。
　　    到了１９９０年，场外交易泛滥起来，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我们一切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到了１１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就带着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参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现场第一次看到黄马褂，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都完善了。他们告诉说，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日试营业，上海１２月１５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试营业，也没搞个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１９９１年７月９日我们才补办了开业仪式。现在还是提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后登记嘛。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没有把握。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来深圳还讲“可以先试，不行就关了嘛１我们最大困难是１９９１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关掉了。所以说，有上海成立证交所好，否则我们是孤军奋战，１９９１年可能就被关掉了。
　　    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股份制企业，搞了场外交易，自然就引导到证券市场上来，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１９９０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１３２元。这里还有一个故事。１９８７年深发展股票发行时，公众股还有８０万卖不出去，当时到机关推销，公务员可买２００股，２０元一股，４０００元。万科也卖不出去，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２００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４５０万，交了１５０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２００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