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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在部队 沉酲 离开部队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为工作而奔波,为生活而忙碌,没有专门坐下来对部队生活作整理和记录。前几天,几位当年的老战友在“八一节”前专程从广州赶过来看我。一见面第一印象就是大家都已满头银发,一脸沟壑,我们当年的“风华正茂”已不复存。在一起,离不开当年,说着说着话题就聊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在部队。” 我从军队院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驻粤部队。从此,步入了军旅生涯,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流过汗,流过血,有鲜花掌声,有缅怀惋惜……这些过往经历,人生足迹。虽然记不清其中具体细节,可是也令人难以忘怀。 从天而降 部队被带到中原地区某地,开始了封闭式的训练。科目主要有跳平台,开始是从离地一米高的水泥平台上往下跳。一班十多个人排着队不停地往下跳,每天固定300次;小腿肿得是原来的两倍粗。三个月后,平台高度升到一米半。又过了三个月,平台升至两米。再就是在两腿上绑着沙袋或者砖头,从高处向下跳。十个月后,小腿不肿了,硬得如同铁棍一般。教官告诉我们,从近千米的高空往下跳伞,接触地面的瞬间,双腿承受地面的反冲力是体重的八倍。当时我们体重约110斤,携带的武器装备40斤以上。每人的实际重量在150斤以上,人承受八倍的反冲力时所受到的袭击程度可想而知。如果落地时往前爬,则有可能腿骨折;向后仰,尾骨着地,则会脊椎受损,导致瘫痪。因此着地时最好是双脚稳稳站立则最安全,这需要多大的脚力?只能靠苦练。在训练拼刺刀的科目时,那些教官又狠又准,刀刀都瞄准要害部位刺,即使是穿着护具和用的是练习刺刀,浑身都被刺成血包。教官告诉我们,从空中落下来着地后,人多半都是分散状态,只能靠单兵作战。因此,平时多吃苦,战时则会少伤亡。在练习搏斗科目时,更是硬对硬,受伤司空见惯。 我们从空中近千米的飞机上跳下来,如果不出意外,伞会自动弹开,然后以每秒四米的速度匀速下降。下降中可自由驾驭自己的伞,奔向规定的着陆点;要是伞弹不开,就相当于人在空中作自由落体运动,十几秒后人就会摔在地面上。几乎是所有的士兵都能安全着地,发生意外的只是个别。着地时落在树枝上,摔伤腿的现象,有时也会发生。 祖国召唤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从睡梦中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让我通知张广志,李卫国两名老兵。让他们打好背包,带好武器装备,三十分钟后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出发前将本人剩余的其它物品包裹好,写上详细的家庭地址,交父亲收,或者母亲收。所谓其它物品也就是一些旧衣服、旧鞋子。当时士兵服役期为四年,前三年每月发津贴费分别为六元、七元和八元,第四年每月津贴费十元。除去买日用品外,所剩无几。 一个月后,即三月中旬,李卫国返回了部队。后来我才知道,他出发前就已患有黄胆肝炎。由于中越战场上的艰苦环境,导致他的病情加重。回来后送他到广州大医院医治,转了几次大医院,结论都为肝腹水,为不治之症,医院都认为无法将他治愈。由于李卫国在战场上荣立了战功,部队应重用他。于是放他一年假,让他设法自己诊治,所有费用由部队报销。他回家乡后,找了一些民间医生,用偏方治疗,加上合理调养,肝腹水竟奇迹般地治愈了。后来将他转为志愿兵,在部队工作了十五年,回地方后给他分配了工作。 张广志牺牲在中越战场上,我们把他出发前遗留的包裹寄给了他的家人…… 教导员 上级给我派来了一名政工干部——教导员,湖南籍,叫郭文兵。我俩是平级干部。郭教导员比我年轻几岁。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我比较注意观察他。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人低调,谦虚得够可以的。他爱兵如子,一有空就扎到兵们的堆里,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战士们视他为老朋友,有什么心事,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这个人从小爱看书,尤其对专业内的技术问题爱琢磨,就是对部队里每天的出操和基础的射击、投弹训练不上心,来不了兴趣。他未来时,每天的出操,每年的例行射击、投弹训练,我都是指派副职或者下级军事主官代劳。 每个季度,大部队会操一次,指定由军事主官指挥。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参加,所有的规定科目都完成得很好,只是在向大部队靠拢时,口令出了一点小偏差,使得整个出操不完满:按我们队伍当时所处的位置,一个“向左转,向左看齐!”就可以与大部队融为一体。但是,按平时的惯性我下了一个“向右转”的口令,将队伍背向了大部队。尽管当时临场应变,一个“向后转”的口号,也将队伍融入了大部队。事后分析,尽管结果一样,但毕竟不符合标准口令。 从那次以后,我对指挥部队出操觉得乏味。郭教导员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你要是工作忙,这每天带队出操的事,就交给我负责吧!”我巴不得,却顺水推舟地说:“这怎么好意思”。郭教导员为我省去了许多麻烦,节约了不少时间。 每年一次的例行射击、投弹训练的指挥,郭教导员也主动承担了。有一次新兵训练投手榴弹时,第一轮投木柄手榴弹时,全部安全顺利。因为将木柄上的盖旋开后,扔出去到爆炸,大约需要3秒钟的时间,新兵们不害怕。第二轮投菠萝弹时,还是出了点事。该弹上面有个弹簧片,手指紧握弹簧片,手一松就爆炸,零时间差。新兵很心怵这个特点,其中有一个新兵刚将菠萝弹举起来正往掩体外投出时,不幸将菠萝弹掉在了自己的脚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教导员迅速将他按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用身体护住了新兵,顺手将该弹掷出掩体外。新兵安全无恙,郭教导员的右小腿却被一块爆炸后的碎弹片击中,流血不止,昏迷过去。伤好后到他离开我们,那块伤疤都没有消失。 我们在一起共事五年,彼此成了老搭档。郭教导员升任副政委后,我们才分开。 北京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所在的部队分来了十多个北京兵,年龄都在十六七岁左右。他们活泼、青春、好学。他们虽然来自京城,但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娇气。其中有一个叫王京曙的兵,特别勤奋,好钻研。 那时部队承担了一项探测大气成份的任务,每天三次定时施放直径两米宽的高空气球,气球底部悬挂着无线电探空仪,通过雷达接收信号,测量大气中各项成份的数据。京曙一有空就研究雷达、探空仪。他无师自通,竟然达到了会修理的程度。以致机器一旦发生故障,他都能迅速排除。 气球用氢气冲灌,每天的用气量都在十瓶以上。所有的氢气都是战士们自己配制,其中经常参加的就是王京曙。我已经记不太清,好像是用氢氧化纳加锡铁粉,通过化学反应制出氢气。一直以来都是用无缝钢瓶盛气。后来有人提出“节约用钢”,改用环氧树脂材料生产氢气瓶。这批产品据说在其它地方使用时发出过事故,但一直以来未明令禁止使用。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时,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不一会儿就有人电话报告:“氢气室出事了!”我赶到那儿一看,王京曙已经躺在了地下,眼睛、鼻孔、耳朵等处有少许出血。等救护车到达时,我在一名战士的协助下,亲手将他抱上车。 当晚,医院来电话告知,王京曙由于受到气体猛烈冲击,内脏皆已破裂,在来医院的途中就已停止了呼吸。那一天,他才刚刚过完十六岁的生日。他父母就他一个儿子。他们从北京赶过来,母亲一见到宝贝儿子,当场昏迷……后来部队追记他三等功和追认他为烈士。 信宜籍战友 那一年,部队分到了三名广东士兵,是我去迎接他们的。通过交谈,知道他们来自粤西信宜。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温和,待人礼貌,从不与别人发生争吵。他们三人中有一个文化水平高一些,高中毕业。两年后我让他当了干部。他在部队工作近二十年,转业后分配到信宜政府部门任公务员,前两年退休的。另两人各有特长,一个懂电工,会维修,从事通讯工作;一个会烹饪,做饭好吃,炒得一手好菜,负责厨房工作。两人后来都留在了部队,转为了志愿兵。工作满十五年后,回到了信宜,分配到了事业单位,后来又从事个体工作…… 高校研修 在部队工作了十多年后的我,被部队送到了中山大学研修。和我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名军人,一名海军干部来自东海舰队,一名陆军干部来自军队的科研单位。我是以空军干部的身份被选送的。 我们都带有专门的课题任务研修,与来自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一起从事研究。通过六个月的奋战,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返回了各自的部队。 其间,我除了从事专题研究之外,还选修了英语。教我们的是李教授,听说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美高级代表团谈判签订停战协议时,担任首席翻译。他教得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从那时开始启蒙,通过不懈努力,直到可以看懂基础的专业英语,在高级职称英语考试中发挥了作用。 军人的节日 每年的“八一节”,我们全都生龙活虎。国家发给的加餐费,平时节约下来的伙食费,全都用于到这一天的欢庆中。干部、战士们开怀畅饮,尽情欢乐。每当此时,大家也忘不了跟我碰上一杯。每年的这一天,我多半是直到躺在桌子底下为止,不知道谁把我弄到在军营的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