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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东莞横沥镇隔坑村上车岗村民小组因准备出售3块农田保护用地用于还债引发的东莞希腊化的话题,将东莞一直以来由于高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掩盖下的农村经济矛盾彻底暴露出来。
如果说以横沥这样在东莞经济发展三流水平镇出现的情况来说事,在东莞农村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再来看看在东莞经济发展属于最好之列的厚街镇白濠社区的情况。
被确定为东莞启动村级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厚街镇,按照东莞市政府的改革目标,将要实行“统筹村民小组一级经济,撤销村民小组一级建制,强化村级经济管理”。
然而,据白濠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卢敬良介绍,尽管起步很早,白濠社区7个村民小组已经撤销,但计划中的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由社区接管统筹的目标却一直难以实现。原因在于,7个村民小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集体经济差异过大,社区接管统筹之后,村民福利分红无法实现平衡。说白了还是由于存在债务问题的原因。
卢敬良说,有的村小组没有债务,村民每月400元分红之外,年底还有定额分红,而有的村小组债务缠身,村民每月只有200元分红,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整个社区一盘棋,使得村民的分红“一碗水端平”,哪有那么容易,“哪个村民愿意拿出钱来替别人还债?”
在白濠社区,债务最多的村民小组负债800多万,而每年的厂房租金收入只有600万元。村民仍然对每月200元的分红并不满意,盼望着通过改革将分红提高到400元。
卢敬良坦言,以目前的分红水平,一些村组还清债务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相互之间的经济矛盾难以调和,于是改革就此卡壳。
上述案例显示,即便在东莞最富裕的街镇,村组一级组织的负债情况已经不容忽视。
事实上,更令人担心的是,白濠社区遭遇的问题在东莞并非孤例,而是存在于东莞众多村子的普遍问题。
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东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已经有329个,占整个东莞村子总数的近60%。这也表明,东莞集体经济收入增速持续放缓的曲线与东莞经济高台跳水般回落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
东莞市委书记的震撼
相关数据显示,东莞集体经济收入增速从1989-1998年度的年均增长27.5%,一下子跌到1999-2004年度的8.6%,而2005-2010年度进一步降至1.1%。
在此之前,颇能说明东莞经济生态发生根本变化的例子还有石排镇的免费公交。这个在中国首个公开宣称对本地4.2万户籍人口实施从幼儿园到博士25年免费教育的地方,最终却因每年200万元的支出,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宣布取消已经开通了一年多的免费公交。
上述迹象显示,东莞以欧美市场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2012年世界经济局势整体趋向于放缓,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二次衰退已成定局情况下,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景象。
对于东莞经济形势下一步的演绎,尽管不是那么明确,但一些官员已经开始有了心理准备。东莞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永艳认为,东莞“是以欧美市场为主导的,在外需没有真正复苏之前,东莞整个工业生产要有很大程度的扭转,应该是很难的”。
或许正是基于对东莞经济上述背景的认识,面对东莞村组经济普遍出现的债务危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才提出东莞希腊化的概念。
据东莞市政府有关人士披露,2月中旬,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在率队考察佛惠穗归来的一次会议上,对东莞目前与上述城市在经济模式上的差距“深感震撼”。
徐建华认为,“由于大项目、大产业上的差距,东莞近年来被佛山逐步抛离,被惠州逐步追近。”
他表示,由于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短短几年之间,东莞与佛山的GDP差距便从300亿拉大到2000亿,而且接下来“差距还是扩大的趋势”。
徐建华表示,尽管东莞去年GDP达到了4700多亿元,在广东省排名第四。但东莞12项主要经济指标中,GDP、人均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9项重要指标均低于广东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东莞投资增长仅8%,大大低于广东全省的17.6%、全国的23.8%,排名全省垫底。
面对危机,徐建华要求东莞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快“三重”建设作为应对区域竞争的重要手段,作为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水平崛起的突破口“牛鼻子”和“加速器”。
为此,徐建华在自己频繁拜访央企和部分重点高校的同时,专门指示东莞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率队赴北京对央企、大型国企、知名民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目标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经济结构希腊化
然而,对于东莞方面的上述转型举措及其思路,一些熟悉东莞经济的分析人士也有不同看法。台商刘国文一直认为东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充其量就是一些工业区或小乡镇的聚合体。“因为城市需要集约,什么都精细化,还要讲究规划,整体的协调,这样才能体现和创造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而东莞最缺的就是精致的东西,没有细节,没有整体,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再多的五星级饭店,也没有气质,仍然是一个没有品位的暴发户模样。”刘国文说。
他表示,朱镕基当年对东莞“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评价,在现在看来还是最适合的。
今年39岁的刘国文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到美国留学,获得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进入其叔叔开办的电子公司驻香港办事处,负责对大陆的投资事宜。12年来长期在香港和东莞两地奔走,使得他对东莞有很深的认识和观察。
刘国文同时觉得,不能因此就认为东莞没有性格,东莞的性格“其实就是一个打工仔的性格,一个世界工厂的性格”,在此定位之下,东莞所有的环境及氛围都是为它量身打造的。
对于东莞希腊化的问题,刘国文表示,与其他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东莞当前更应该注意整体经济结构希腊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的希腊化。
刘国文将东莞政府现在极力推动的经济转型方式,称之为“运动式经济转型”。对于东莞官员“东莞在重点项目、重大平台、重大科技专项等‘三重’项目上没有优势,排名与东莞的经济地位不相称”的观点,刘国文并不认同,他认为转型、升级应该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不应该将其作为任务去推动。
与此同时,“东莞转型不应该是对外向型经济路径的抛弃和否定,正如发展高科技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和否定传统产业一样,东莞由于缺乏大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加之受到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和人才资源的刚性约束,在争夺大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方面与毗邻的深圳广州并不处于同一级别”,刘国文认为,勉为其难贸然加入竞争的结果,最终无非又是陷入同质竞争重复建设的怪圈,最终导致资源浪费。
他表示,东莞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积极研究面对欧美经济衰退的应对措施,根据自身状况及发展优势,逐渐引导企业重塑经济发展路径,使经济逐步转型,避免大起大落的震荡。如果经济转型升级不顾企业实际,而由政府亲自操刀,按照政府意愿投入大量资金,结果就会离“希腊化”不远了。
“事实上,东莞发展几十年之所以仍然是一个大工厂,而不是一个大城市,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共财政没有发挥作用,如果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到请清洁工的费用都要由村民小组来承担,一直各自为政小打小闹,再发展一百年,东莞仍然只会是一个大乡镇。”刘国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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