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痛批“焦土抗战”？

大内砖民

　　八年抗战中，最激励国人的悲壮口号，莫过于“焦土抗战”四字。但1938年国军在长沙放火烧城使数万国人蒙难而基本无损于日军之后，此一口号就屡屡遭人诟病。
　　“焦土抗战”政策的成败究竟如何？该不该谴责？



一、“焦土抗战”口号为反对不抵抗和消极抗战而生应该说，“焦土抗战”之所以会成当时国人的共识，实在是因为当时敌强我弱之际，于种种主张当中其乃最悲壮、最能激发民族志气、彰显民族精神的口号。

1、主战派核心李宗仁首倡“焦土抗战”，痛批五种消极抗战观点“焦土抗战”这一口号乃是李宗仁首倡，作为对日主战派的核心，他在1936年4月17日对记者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战”：“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奋斗之一点而已。”
而李宗仁之所以提出这一悲壮口号，乃是因为当时弥漫在国民政府军政界的“不抵抗论”， 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痛批了五种倡导“不抵抗”的观点：“夷考此种不抵抗论之产生，不外基于下列各种观点，第一、认为国际条约正义公理之可恃，故吾人与其以自力牺牲抵抗，毋宁向国际列强申诉，或乞灵于国联盟约，或乞灵于华盛顿公约或凯洛格公约，期能在国际势力干涉之下，以确保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第二、认为日本以一蕞尔小国，决不能并吞中国全土，其侵略欲望，或仅在于边疆局部利益，一侯欲望满足，中日关系即可调整；第三、认为中国国力不充，实不堪与日本一战，与其抗战召亡，毋宁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第四、认为中国内部尚未臻于统一，共匪尚未肃清，实不能与日本作战，必须侯内部彻底安定，然后始能对外；第五、认为日俄、日英、日美之冲突日益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爆发当在不远，故中国此时必须隐忍自重，以徐待国际机会之到来。基于上述各种观念之交互综错，于是构成中国数年来不抵抗之事实。”因此李宗仁大声疾呼：“必须坚决反对依赖论，准备论，机会论，唯武器论，物质对比论等等，一切不抵抗论。……要救国，首先要树立自信心，自信自勉，下一个最大的决心，这个决心就是持久战的决心，就是焦土抗战的决心。”
那么如何实行“焦土抗战”呢？李宗仁主张从两个方面入手：1、坚壁清野，打持久战：“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城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则敌必疲于奔命，无法速结战局。战局一经延长，则日本内部及其在国际关系上之矛盾，将日益扩大，最后结果，必陷于空前惨败，而为拿破仑、威廉第二之绩”；2、实行全民战争：“这一次抗战是整个民族的战争，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加强民众组织，实行全体动员，使我四万万人都能站立起来，抵御日寇，只有这样一座新的长城，是敌人无论如何残暴、凶恶也不能攻破的。”
从李宗仁的主张来看，“焦土抗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从决心上讲要抱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哪怕兵火所过之处尽为焦土，也要血战到底绝不投降；二是从策略上讲，要全民族总动员，实行坚壁清野，与日军打持久战、消耗战。无论是蒋介石采纳了李的主张也好，还是蒋与李英雄所见略同也罢，后来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恰恰是这么做的。…[详细]

2、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接受“焦土抗战”，实行“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全面抗战开始后，面对华北、淞沪战场的惨痛损失和日军气势汹汹的进攻锋芒，李宗仁所描述的几种“不抵抗”观点又开始活跃，而此时，在诸种抗战主张中，唯有“焦土抗战”论最为坚决底气最足，也最具感召力，同时其具体的策略主张也最能适应抗战时局。因此，亟需鼓舞军民士气的蒋介石开始接受并倡导“焦土抗战”的主张，但蒋所理解和积极推行的“焦土抗战”措施主要侧重以下两点：一是李宗仁所主张的“坚壁清野”，跟日军打消耗战，比如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是这样做的：“一面屯备粮弹，更将战地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用；将战地民众物资疏藏于公铁路三十里外安全地带，使敌无食无用”；二是“自我焦土”，即“我们自动对于我们将丢弃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物资为敌所用。比如据何成睿说：“在撤出武汉前，蒋介石曾‘交下火烧武汉计划书一大部，用十行纸写者约200页’。因当时武汉空气紧张，今皆以焦土政策为天经地义，反对之，此皆被目为落伍分子，故无人敢言”。就在蒋介石电令烧毁武汉的当天，蒋在其日记中写道：“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其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我同归于尽之决心。”尽管后来此事由于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各界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
在10月28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自今往后，全面抗战日益发展，而我军一切行动进战退守，不惟一无拘束，而且能处处立于主动地位，自由处置矣，不仅使敌军被占之区，一无所用，而且使之一无所有，昔则使之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今则使之步步荆棘，葬身无地矣。”一天以后的1938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方针。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在武汉沦陷前做好这两点，致使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施落入敌手，为敌所用。此后无论坚壁清野还是“自我焦土”，国军行动起来都毫不含糊。 …[详细]

3、汪精卫、朱家骅等力主避免“军队撤退时毁坏城市”针对蒋介石屡次下令“将丢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的做法，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党政人物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
首当其冲的是汪精卫。其实，汪并不反对“焦土抗战”的口号，比如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讲话说：“我们是弱国，抵抗就要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其在《论实行焦土战与游击战》一文中更是明确称：焦土抗战是“人以必死之决心，尽可能的努力，敌人来犯，把人力物力悉数使用，以与之抗，虽至人人皆成粉碎，物物皆化为灰烬，亦所不辞。”在汪眼中，这样的焦土战有如下四点好处：“第一，我们固然焦头烂额，敌人不免有重大损失，会给别人寻着破绽，使出下庄子的手段来，至少使我们逐其及汝谐亡之愿。第二，敌人每到一处，其始是取之不易，其后是得之无益，足以沮丧其侵略之野心。第三，人人有了必死的决心，则军队的纪律，因锻炼而越紧密，这种锻炼有使散沙成为铁石的可能。第四，先之以坚决的抵抗，继之以壮烈的牺牲，这种精神注入于后死者的一般人之心中，自然激发其忠义之气，绝不会于无形之中，播下了傀儡的种子。”所以，他在投敌之前一直是认同“焦土抗战”的。
但汪精卫并不赞成蒋介石“自我焦土”的烧城做法，因此他屡屡向蒋建言劝阻其焚毁（即将沦陷的）城市的做法，比如在国军撤出武汉的前一天，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希望武汉成为空城而非焦土：“武汉如放弃时，除有关军事之建设物，不能不破坏，其余如电灯、自来水厂及其他无关军事之建筑物，若悉行破坏，无损于敌而结怨于民，万乞禁止。”后来国民政府放弃广州之时欲纵火焚烧民居、商店等，汪精卫1938年10月29日又致电蒋介石说：“邃密此次广州放弃时纵火焚烧除军事设备外，民居、商店亦一律被毁，虽云不以资敌，然民怨已深，将来沦陷区内之工作，必受影响，利害相权，利少害多，告国民书中，焦土一段，可否注意及此……”好在武汉和广州失陷时，焚毁“两城”的计划没有能实现。而在长沙大火之后，汪精卫更是发文批评这种“不战也要焦土”的行为：“他们认为与其将整座城市好好交给敌人，不如把它毁了，然后放弃，绝不使敌人得以受用，也不让汉奸们有所凭借。有了这种心理，所以不但战要焦土，即不战也要焦土。他们还以为这样才是彻底抗战，不是这样，便不是彻底抗战。……焦土抗战并不是临走前放一把火，将整个城市烧掉了事；而是遇到要坚守某一城市时，必能坚守到底，使人与物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用；遇到要放弃某一城市时，也要能根据战术，分别出什么时候才能破坏，破坏到什么程度；即使遇到事出仓促，来不及破坏的时候，虽然免不了将整个城市陷入敌人手中，但仍可使用一切物资来从事敌后破坏工作，这样才能使焦土抗战发生一定的效用和影响。”应该说，汪精卫的主张在战时虽不免被人视为“妇人之仁”，但无论对抗战还是对老百姓来说，都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随着他不久后的投敌，其观点也越来越被主战者嗤之以鼻，合理的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除了汪精卫外，主政浙江的朱家骅也极力反对国军实施“军队撤退时毁坏民间财物”的做法，他在《对于焦土抗战与游击战之感想》一文中说：“焦土抗战者，系即使敌人将我州邑摧为焦土，我仍悉力抗战之谓。此乃吾人应其抗战之决心，必如是而后可以获得最后之胜利；但有人颇多误解，军队撤退时，往往将当地所有无关军事之建设，及民间财物，予以毁坏，并不为沦入战区同胞着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多次阻止国军施行“焦土”策略，比如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后他被告知杭州守军接到了“即刻出动开挖钱塘江堤，以江水拦截淞沪日军南下”的密令，正欲实施，他当即一边严厉要求守军马上停止部署掘堤，一边疾电蒋介石请其制止，这才避免使苏杭成为泽国的灾难发生。11月24、25日，朱家骅接到报告说市内有人“悄悄划好了区域，贴上了符号，准备了火油、木材之类放火材料，预备把杭州烧掉”，朱赶紧去街头亲自询查，原来是戴笠的别动队受命执行“焦土政策”，朱严令其立即住手。12月9日朱在调职武汉离开杭州前特地交代杭州市长周象贤、省警察局长赵龙文等人说：“外边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后来新任浙省主席黄绍竑在撤离杭州时下命令要在敌军到达之前把杭州全市烧毁，赵龙文等“集体抗命”才保住了这座千年古城。
由此可见，虽然当时“焦土抗战”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几乎无人怀疑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但对于蒋介石“自我焦土”的做法，还是有很多人不满甚至抵制的。…[详细]

朱家骅

02 二、“焦土抗战”政策整体上还是成功的
尽管蒋介石对“焦土抗战”的理解和执行与李宗仁和汪精卫等的主张有所偏差，但对抗战来说，其所奉行的“焦土政策”还是很必要的，也是成功的。长沙大火之类的“自我焦土”事件之所以受人诟病，乃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疏散群众的准备，致使百姓受难。

1、国军“坚壁清野”做的不错，“自我焦土”也不含糊应该说，国军在执行“坚壁清野”方面做的很普遍也很坚决，比如1940年1月安徽在总结关于实施战地坚壁清野方面经验的报告中说：“实施战地坚壁清野，为致敌寇死命之最有效方法。徐州会战，皖北形势突紧，本部为避免战区人力、资源、道路及有关军用建筑物资敌起见，发动民众协助政府及当地驻军疏散战区人民，移藏战区资源，破坏战区道路及一切可资敌寇利用之建筑物如城垣碉堡。各县会各工作团均能遵照指示疏散人民至安全地带，移藏资源于敌寇不易到达到地区，彻底破坏淮南铁路及安合等公路干支各线，以及可资敌寇利用之一切建筑物。……武汉弃守，本省成为游击战区，为便利我军随时进行游击起见，特令饬各县会、各工作团发动民众协助政府将各地所有城垣、碉堡一律拆除，以利抗战。复为巩固我大别山脉游击根据地，阻止敌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活动起见，特令饬各县各工作团切实发动民众协助政府迅速移境内通敌区大小道路一律彻底破坏。”
那么具体到地方，“坚壁清野”的执行状况如何呢？以福建漳浦为例，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坚壁清野幅度之大：（1）强制机器内迁情况：“丰祥农场糖厂的180匹马力蒸汽机及利民电灯公司的全部机件都被迁走，当时漳浦县城因此照明无电，入夜一片漆黑。”（2）道路破坏状况：“1938年厦门沦陷，国民党政府估计日军将以厦门为跳板进犯闽南，下令破坏沿海公路。漳浦县破坏的计有龙（溪）诏等六线，全长三百华里。规定土方破坏长度最少三十公尺，钢筋水泥桥梁用爆破。1943年上面又来命令，宽四十公分以上的人行小路也要破坏。在八年抗战期间，不但不通车，步行也难，而且有堕坑跌伤的事发生。”
不单“坚壁清野”执行得坚决，“自我焦土”政策也不含糊，比如1944年桂林之战中，据帅学富回忆说：“桂林既将放弃，少不得又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自己先放起火来，以免留下物资资敌，桂林大火的那一夜，火光烛天，名城桂林烧毁于一夜之间。火烧桂林的那晚，好些大绸缎庄，纷纷把他们的布搬出来，送给军队，因为送掉总比烧了的好。可是军队那里要得了那么多的布？结果多半还是陪同名城桂林，被一把火烧得精光。”1944年11月24日，独山战役前夕，韩汉英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指示各机关撤退后，将城内房屋一把火烧尽，实行“焦土抗战”。30日，警备司令部官兵用汽油及棉花分头纵火，救火者反被枪杀，飞机场和军事设施亦全部炸毁。12月2日，日军进城，焚掠两日后离去。经过这次浩劫的独山，民房烧毁几尽，剩余者不到5%。…[详细]

2、如果措施得当，“焦土抗战”作用很大，常德会战就是典型其实，在实际战争中，如果措施得当，“焦土抗战”的效果的确很不错，比如蒋介石在《告国民书》中对武汉保卫战中实行的“坚壁清野”措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兹因疏散人口，转移兵力，皆已完毕作战之部署……后今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其耗费时间五个月，死伤人数五十万，而其所收之效果，一无所得，即非焦土亦成空城矣！”而对武汉会战前期中国军队破坏交通对日军的迟滞作用，从攻占武汉的日军第11军在1938年12月10日对中国军队所做的评估中就可以看到：“自从攻占南昌作战中敌被我坦克队急速追击遭受重大损失以来，敌对切断交通网极为关注，凡预料我军进攻地域的公路均被彻底破坏，因此我野炮、重炮、坦克等几乎不能使用。于是驮马编制部队，特别是山炮、迫击炮、工兵、驮载辎重等，便成为我实施进攻作战时的所谓王牌部队。另外敌在主要城市可能被我攻占时，预先自行破坏其城墙，以使我难于守备；或在预料我军登陆方面的航道上，用水雷、栅栏等实施严密封锁。”国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焦土政策”的必要性：“山地构筑工事，应将柴草焚毁，以其灰烬散布阵地前后，使新土与自然七色彩迷离，既可防敌陆空侦察，尤能避免敌烧夷剂延烧。……我军交通破坏彻底。例如：我军对浏阳、新墙两河间战地公、铁路、驿路、乡村大道早经彻底破坏，使敌优势装备不能通过，而我在长沙使用大量炮兵，故在汨罗江作战时，化敌优势装备为均势；在长沙外围及浏阳河方面作战时，化敌优势装备为劣势。”
在国军抗日的众多战役中，能够完美诠释“焦土抗战”政策的战例很多，其中最典型当属常德会战，其惨烈程度和将士用命死守孤城的决心绝对堪称“焦土抗战”的典范，而其在站前“坚壁清野”中所做的诸种准备，也很好的做到了“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敌”，并且还没有给百姓造成无谓的伤亡。其具体做法如下：“1、设置障碍，切断交通。首先是破坏公路。当时，常德有三条公路线，共计百余公里，规定每隔30公尺，在公路横断面上挖成10公尺宽，5公尺深的深坑。由县政府征集民工进行破坏。全县32乡镇按人口数分派任务，每乡镇大概分担3-5公里，约有几千上万的土方。这对日寇犯常虽然起到一些减缓作用。但也给自己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如从长沙增援的国民党部队由于不能走公路，无法及时赶到，致使常德终于沦陷。……三是破坏乡村要道。将乡村各交通要道，每隔几十公尺挖掘丈余宽人多深的地道，平时在上面铺盖木板，便于人们通行，敌人来犯时，便将木板拆掉。……四是有计划地实行全城大疏散。从抗战初期常德被敌机轰炸起。一些大商富户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早已将自己的财物疏散到农村。老幼妇孺亦已陆续迁居乡间。会战前夕，留在城市的是些机关职员、贫民与小商小贩。为了使市民迅速离开城市，五十七师还派出士兵帮助老弱市民搬送物资出城，不取分文报酬。在渡河的船上派兵维持秩序，每船一兵，不许船户贪载，不许勒索多收渡资。因此，渡河秩序并然，截至11月10日，城内已经空无一人。”
由此可见，“焦土抗战”若运用得当，作为抗战手段的确还是很成功的。…[详细]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时的中国军队机枪阵地。
3、长沙大火为人诟病的是事先没有及时疏散民众使百姓受难，而非“焦土抗战”政策当然，1938年11月12-13日的长沙大火一直使得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饱受诟病，但看一下当时批判者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从来没有把矛头对准“焦土抗战”政策本身，他们所不满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操作失误与疏散百姓上的失责。
首先，长沙大火的确是依据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提前布置的。据冯玉祥回忆，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不能带走的都烧掉！不资敌用。”11月12日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传谕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又接到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根据蒋的指令，酆悌、徐权到张治中处拿出一份焚城准备纲要。同时，张还和酆徐二人商定：“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到11月12日下午，据长沙的米商李芸青回忆，“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由此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的确已经决心火烧长沙，长沙被焚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长沙大火之所以在日军还在230里之外就烧了起来，的确是执行人员失误所造成的。据张治中也承认：“在长沙如失陷的情况下将全城焚毁，这是当时军事上的预定计划。……但12日夜发生的火变，对我确确实实是意外的。”（《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267页）对于大火为何突然烧起，国民党当局的解释是：（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临时躁急慌张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将至，乃即自焚。”
最后，虽然从张治中到蒋介石都承认有责任，各方的批评随后也都纷至沓来，但基本没有人说“焦土抗战”有错，都是在批评放火烧城并非真正的“焦土抗战”，如前引汪精卫所言，再如11月14日周恩来说：“应该承认，蒋委员长所提的‘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在具体做法上，要认真安置好老弱妇孺，组织青壮年配合军队把当地的物资财产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毁掉，以达到困敌、制敌的作用。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不安民，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了多少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深冬腊月，无所栖居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为敌所利用，便宜了敌人，难住了自己的做法，绝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陈诚也说：“在实施焦土之先，至少应先期有一次预告，不怕时间短暂到一天或半天，总要给人一点逃避的机会。而长沙这次放的火，不但不曾预告，而且在深夜中为之，全城四面突然一齐火起，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只身逃出性命，仓皇中葬身火窟者达万余人。”而国民政府虽承认错误，但仍坚称长沙大火是“焦土抗战”的一部分：“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并不质疑“焦土抗战”的正确性，批评的只是国民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无能，以及没有及时疏散百姓的失职。…[详细]



结语总体而言，“焦土抗战”在鼓舞民心士气、消耗日军战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说来，如常德会战那般的“焦土抗战”值得肯定；如长沙大火那般的“焦土抗战”，则须反思。

佰力装饰

能抗日已经不错了,当时的历史也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