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业务因何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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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在法律和投资领域都有若干从业经历的人来说，最深的感触之一，就是在现今中国，太多精英阶层，把太多的精力、太多的时间，以及太多的心血，都浪费在同政策管制“躲猫猫”的无谓游戏当中，并因此造成了巨大的、令人痛心的浪费。

    以上情形，在近几年资管领域中的最好体现，莫过于“通道业务”——所谓“通道业务”，就是商业银行在政策限制下，不得向某些行业（如房地产）直接发放贷款，因此银行转而通过“理财产品”的形式“吸储”，之后用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认购信托公司或券商发行的金融产品，而这个金融产品的投向，其实就是向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由此，银行的储蓄资金，通过信托公司或券商这个“通道”，最终贷给了房地产企业。

    这听上去很“无厘头”，对吧？！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政策管制下延伸出的畸形业务，催生了中国的信托行业从零开始，仅数年间飙升到超过8万亿规模；也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银信模式”、“银证模式”、“银证保模式”等所谓“高端金融创新模式”的诞生。

    2012年，中国证监会发文放开券商的资管业务。一夜之间，各个券商机构在这项“大资管”背景下也纷纷掀起一场“圈钱抢通道”的盛宴——券商资管规模，在仅仅约14个月的时间里，从0.28万亿元上升至2万亿元，后更是单季度即突破万亿——而其中，80%左右来源于通道业务。

    “通道业务”的例证证明，一个没有意义、不创造价值的业务，因为政策的不当管制，被大量智慧的金融从业者作为“金融模式创新”而搞得风声水起。

    政策管制的目的实现了么？没有。实现的只是将原本简单、清晰、明确的业务，搞得复杂、模糊、脆弱，徒增了大量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交易成本，资源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浪费是，让原本应专注“正事儿”的金融从业人员，最终把大量的智慧和心血都消耗在了对政策的规避和另类解读之中；近年信托经理们的丰厚薪资，也不是建立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政策管制“猫捉老鼠”的游戏之上。

    不仅如此，“通道业务”对建立整体金融秩序的正确规则，造成了巨大伤害，并构成一个恶性循环。以信托公司为例，信托本身是一项典型的轻资产业务，其生存之道的核心在于信用而不是资产规模（信托本身就是“Trust”，这点完全类似于股权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但在通道业务中，信托公司往往被要求自身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最低收益率提供隐形担保（所谓“刚性兑付”），因此其资产规模也就成为担保能力的体现；在此情形下，监管部门又出台政策，要求信托公司也需要满足所谓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从而一方面在根本上离“信托”这一业务的根本特征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重新设定了完全不必要的准入门槛。

    面对以上荒唐，金融从业者们的表现让人失望。绝大多数人在与政策管制“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乐此不疲，甚至洋洋得意。一位券商朋友之前主要从事发行上市，在大资管的背景下毅然将重心转入了通道业务。按他的说法，收取每笔千分之三的通道费，短平快且没什么风险，比以前苦哈哈的一个上市做好几年强多了——事实上，也正是政策管制，为许多金融从业者们平白创造了高薪和红利，这恐怕也并非政策管制的本意。

    “通道业务”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任何信用，而仅是为了规避政策的一种“发明”。如果部分既得利益的金融从业者们为之欣欣然尚情有可原的话，监管部门若也堂而皇之地推出及推崇“通道”，就已然把这场所谓盛宴推向“疯狂”了。

    其实，通道业务仅仅是冰山一角，就政策“胡管、乱管、瞎管”所造成的巨大束缚与浪费，在各个行业中又何止如此。从金融机构面对投资政策管制束手束脚的设法解脱，到各中介机构在面对中国证监会IPO审核时绞尽脑汁的“东弯西绕”，中国不知有多少精英才俊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奉献在与政策管制的相互博弈之上——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于是，也就无怪乎在那些真正有益、真正产生价值的事物上，我们又看到了太多的敷衍了事和不思进取，盖其原因，大约是已疲于奔命。

    橡树资本创始合伙人霍华德-马克斯说，“当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像是真的，那它很可能就不是真的”——或许我们的监管部门真已到时候该仔细看看，这“疯狂的通道”，到底，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