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托业的寻根之旅

LINGLING

                        中国信托业的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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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1979年荣毅仁成立的不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的信托业会晚生多少年？现在有没有？荣毅仁为什么要在他那家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的“窗口”公司中，冠以“信托”二字？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直到我读到这本1933年出版的《世界信托考证》。

    该书作者程联毕业于美国大学经济系，曾服务于美国信托公司，美国信托业的发达盛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启发他在中国创办信托公司的想法。“目睹该国信托事业极为发达，回国后有志创办一中国化之信托公司”。1930年，上海 信托公司创立，程联任董事和总经理。

    1933年，通过总结世界其他国家信托业的理论和实务，同时进一步思考信托本土化问题，程联编著了《世界信托考证》一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信托业专著之一，“各大学商学院因而先后添设信托学系，采用是书为课本或参考书”，同时程联本人也被沪江大学商学院聘为信托系教授。

    该书的出版同时也引起政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在数十幅题字和序的作者中，不乏当时的国府要员和经济学界巨擘：立法院院长孙科题字“经济南针”、财政部长宋子文题字“信而有征”，著名学者马寅初更是对信托公司不吝褒美之词，直指“调剂资金，运用得法，实为发展经济事业之要素，此金融机关之所以重要，尤以信托公司为最也”。

    书中，程联叙述了信托发轫和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历史，同时详尽阐述了信托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各个部门的实务。

    程联谈及“信托中国化”时的谆谆之情，令人感怀。在阐明信托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洵美道德的契合之后，他指出了信托业在中国发展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苟我国商人本其‘道德化’之信实，参以现代商律之裁制，组织信托公司，则其发展必大有可观。较诸欧美各国以‘物质化’为信托之基础者，行见驾乎其上矣。”

    回顾程联所处的时代，清末海禁始开，欧风东渐，传来的不仅仅有先进的技术，同时也有逐利的物欲，因此投资者往往都以投机为主要目的，“只炫于厚获，固未尝计其奸虑”，最终导致了“信交风潮”的发生和人们对于信托这个新生事物的怀疑。

    鉴于此，程联指出：“已可概见我国之办信托，多失信托原则，不徇正轨，以虚诡为怀，以致重遭失败，此后操是业者宜引为殷鉴。”

    从我认知信托的历程来看，初看是金融，再看是法律，认真感悟，是人性。我常想，信托为什么会产生呢？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甚至于妻子儿女都托付给另外一个人呢？是基于对人性中“善”，而我们建立的法制又进一步去保护这种“善”。

    在信托发源之初，担任受托人是一种荣耀，而为什么在信托业如此发达的今天，受托人却变得如此卑微，甚至备受诟病呢？程联八十年前的告诫给了我们启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程联对于信托业的信念与豪情每每令我动容，“夫信托发达则百业随之而振。盖信托者，百业之居间，社会之维系也。编者于此，对于我国信托业具无限之希望焉。”

    显然，程联是一个“信托控”。但我想，让程联迷恋的，绝不仅仅是信托公司，而是信托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文化。

    在中国金融资产快速重构，资产管理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当下，宣扬信托制度的魅力，普及推广信托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信托，绝不仅仅只与信托公司有关。

    我同意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的一个观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将是一个逐步“信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公众将更多地利用信托关系理财，政府和机构将更多地利用信托服务，信托资产占GDP的比重将不断增加。”

    在这样一个“信托化”的历史进程中，信托关系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信托公司所垄断(现在也没有被垄断)，信托制度的“普惠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有鉴于此，我诚邀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诸种金融业态的从业者，特别是泛资产管理行业从业者，都来了解信托，感知信托制度的魅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来思考如何利用信托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福祉的增进。

    《世界信托考证》一书是了解信托制度在世界各国演变历程，及民国时代我国信托业发展状况的重要史料，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