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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南京,让妓女与嫖客走开 昨天把此文第一部分“《金陵十三钗》的三大可笑之处”,发到网上,得到了如下的评价:
“那帮NC的黑粉招架不住了,这次花大价钱弄了来个貌似有些口水的,但再有口水,也掩盖不了花花文字下阴险的嘴脸。
那些挺十三钗的,没有一个这么有花粉的,只是普通观众的心声,但就是这样的心声,才能真正表现观众的真实情感。
继续喷吧,你们喷得越狠,丑陋的嘴脸暴露得越明显。”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总要把别人想象成是金钱的奴隶?我不想赌咒发誓,我想说的,当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的《论张艺谋》就收有我的论文,至今这篇论文还被硕士生论文所引用(如果你很好奇,感兴趣,可以发短消息给我)。有好说好,有不足就说不足,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基本原则。如果我被收卖,那么,我可以承受任何你最恶毒的诅咒。呵呵。
下面进入正题——
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电影里总少不了外国人的救赎。似乎没有外国人这一元素的加盟,“南京大屠杀”就绝对找不到一个建立戏剧冲突的基础。这几乎成了此类题材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架构。在1990年拍摄的《屠城血证》中,我们看到男主角与一个美国女孩相爱,并缘于这种关系,而保存了日本人屠城的血证。多少年后,《金陵十三钗》里依然重复着这样的人物关系。
《金陵十三钗》里更为可恶的是,它描写了一群中国妓女,但是它里面的美国男人,则可以视着一个准美国嫖客,使这个电影更加耐人寻味。正这是这帮不同国家的道德异已分子,成就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点人性的亮色,这样的影片,实际上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可耻的泼墨。
对于三十万的被屠杀的生命来说,里面妓女的比例有多少?这并不是一个很难估计的数字,但是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影片里妓女的高频密的出现,将会使这种人类灾难的遇难者的身份滑入到一个惊人的高比例的与与尴尬之中。
因此,我们由衷地想说,南京,让妓女与嫖客走开。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解析“南京大屠杀”的悲剧真相。
一、 严歌苓如何与张艺谋的臭味相投
严歌苓是1990年拍摄的电影《避难》的编剧之一,而这个电影的情节,与她的小说原著,有着更密切的相似度。
因此,比较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与严歌苓的小说原著之间的差异,倒不如比较电影版《金陵十三钗》与《避难》的差异。
在《避难》里,也有一个教堂,教堂的主教也是美国人,两个妓女来到教堂,在这里见到一个象征着纯洁的白衣少女,而正是妓女与这个少女的父亲有染,所以少女深恨这个妓女。这也是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中的冲突所在,这个白衣少女,在小说中幻化成为“我”的姨妈书娟。
严歌苓令人恶心地写到“南京大屠杀”开始之日,正是书娟的初潮之时。战争之血与少女发育的经血交织在一起,构成严歌苓自鸣得意的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现。而实际上,这种中国男女作家对少女初潮的兴趣,由来已久。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写到在一场日本人对村庄的大屠杀之际,藏身在水井里的“我的母亲”倩儿也痛苦地迎来了她的初潮。
《避难》也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描写一群士兵躲入了教堂,有一兵与妓女也发生了感情,最后兵们被发现,战死。也有着一个通过修好汽车胜利大逃亡的情节。这是《避难》与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相似之处。
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发表于2006年,她念念不忘的是1990年她参与编写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架构,于是在事隔十六后,她把这部庸俗的电影故事,重新拿出来,改写成了小说《金陵十三钗》。
可以看出,她在逐步完善着这个“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之后,至少是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基础上,又抻入了许多素材,使小说达到了九万字或者更长,而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
那么,从《避难》到《金陵十三钗》,严歌苓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就是在《避难》中其它的小说中的元素都已具备,但还没有妓女换少女的这个核心情节,后来,大概严歌苓始终关注着“南京大屠杀”的题材,她在魏特琳的日记中,捕风捉影,看到“20多个风尘女子站出来”承担性侵害这一叙述,便把这个核心故事,移到了小说中去,使得小说《金陵十三钗》里的主题,已不是妓女进行命运抗争的这一单调的说教,而成了高风亮节的“舍己救人”的惊世壮举,于是,小说《金陵十三钗》终于在《避难》的基础上脱胎换骨,展现了群妓的团队形象。
由此看来,张艺谋不过是拾了一个别人嚼过的馍,把一部旧电影里的故事,又套上了新的盖头,自以为当成新大陆地花了六亿元重新拍了一遍。这与张艺谋《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翻拍作为,有着相似的运作轨迹。
张艺谋从严歌苓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中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就是他终于可以明正言顺地把妓女纳入到他的电影中来,从而展现他对女人暧昧的捉摸的趣味。其实我们发现,张艺谋的趣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性的压抑与释放的迷恋。
从第一部电影《红高粱》开始,他对性的放纵、乱伦、偷情直到在《金陵十三钗》里大张旗鼓地展现有着“性”专业的职业女性的风采,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锲而不舍的持续兴趣。
这种迷恋,可能成就一个艺术家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世界上的众多艺术电影,往往在这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展演,但对张艺谋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旦张艺谋意图深入思考时,观众就在发笑。
我们必须说的是,严歌苓提供不了优秀电影所应有的人性的挖掘的深度,在中国作家中,严歌苓的语言的拗口与情节的自以为是,都使她难以成为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中国很多作家,是通过展现一点性的古怪就可以轰动一时,就像贾平凹原来一直处于三流作家的行列(之前小说评奖中,贾的名次往往靠后),而一部涉及到性的“废都”,却使他炙手可热起来。
严歌苓为张艺谋提供的妓女换少女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强烈地吸引着张艺谋趋之若鹜地投身到《金陵十三钗》的制作中来。
二、《金陵十三钗》与《红高粱》相似的“瞒天过海”计
其实我们回头看看张艺谋的电影,会发现《金陵十三钗》隐隐地对应着他最早出道的电影《红高粱》。
《金陵十三钗》里表现的是一群世俗眼光下不入流的妓女们,而《红高粱》里同样聚焦的是一群胡天胡地的土匪们。
在社会价值规范的视野里,妓女与土匪绝不是道德称道与认可的对象。
不然的话,我们当今社会的政权力量,也就不会经常转马灯似地在“打黑”与“扫黄”两个最主要的地盘上,转来转去了。
“打黑”打的是什么?是“匪”也。
“扫黄”扫的是什么?是“妓”也。
“匪”与“妓”,是当今社会的道德制高点上所公认的勿庸置疑的两个毒瘤。
但张艺谋对“匪”的自由自在有兴趣啊,怎么办?
张艺谋对“妓”的艳丽绝伦情有独钟啊,怎么办?
有办法。就是把道德置于更为强烈的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那么,道德的话语权便被剥夺了。
看一看,《红高粱》中的“匪”与《金陵十三钗》中的“妓”是不是如此?
两个电影都是把“匪”与“妓”放在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背景下,《红高粱》是日本人对村庄的屠戮,《金陵十三钗》是对都市的屠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匪”们反抗,那么,他们的杀人越货、强奸新娘的罪恶,就一笔勾销了,通过抗击异族入侵,他们在本族的夺命劫财行径便全部得到了原谅,大概这意思就是“宁死家奴,不死异族”之意吧。
《金陵十三钗》里,因为有日本人来杀人了,妓女所处于的道德劣势,便统统置之不顾了,只要她们有一点人性的光辉,她们就可以成功地绕过道德的纠缠,而登上圣女的宝座。
《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的前后的迥然不同的造型,与《红高粱》里的巩俐的前色诱、后淑女的性格进展,如出一辙。
可以说,抗日的题材,使张艺谋分别在两部电影里,为“匪”与“妓”们进行了一次“瞒天过海”的超脱。
三、《金陵十三钗》里妓女的尴尬
影片里的妓女最初表现出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得不使人去诘问她们的存在是否也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有着关联。
我们看到,当中国士兵来到教堂里的时候,这些妓们是如何施加恶语:“当兵的躲在这里,算什么东西。”“有种打日本人”。
妓女的难写,是因为你要让他们被人认同,就必须写出她们的深层背景。影片局部注意到了这一要求。比如,电影里的玉墨比小说里的这一人物要单纯可爱得多,小说里,作者只说她是被卖入妓院的,电影里则说她是被继父强奸,一下子把她放在了一个家庭氛围,凸现她所遭受到的异常的凌辱,以此讨得了对观众的亲近。
但是电影里开篇出现的浪里浪气的妓女,一直拒绝着观众对她们的接纳,这就涉及到妓女题材在制造对她们的同情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让妓女让人同情,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是表现她们在家庭里为人女、为人妹的那种亲情关系,动用观众代人自己身处家庭氛围里的生活体验,来博得同情。像日本电影《望乡》就是强调了女主人公哥哥对她的关爱,令她的身份在电影里被固着在“一个妹妹”的角度上,而有效地刷清了妓女角色加诸于人物的淫欲的成份。另一个办法,是表现妓女为爱的痴,为情的真。《茶花女》及现代的《红磨坊》等妓女题材的艺术作品,都竭力表现出妓女在爱情中那种超越常人的对爱的执着,以此来强化她们对常见情境下妓女人尽可夫的职业特征的背叛,勾勒出她们的最撼动人心的素质。
而这两样东西,《金陵十三钗》里一样没有。电影无暇去展现妓女们身处家庭里的亲情关系与身份,更没有机会表现她们爱的可能,里面有一个妓女对浦生的那种近似于戏耍的爱,难以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反而使人觉得不过是妓女的逢场作戏的一次表演。因此,整个电影里的妓女,难以让人接受。她们给人一种恶劣的印象,似乎在说明着,就是这个城市的淫靡,恰恰是这个城市被攻破的一个原因。
电影要写她们的好,写她们的恢复人性,是多么的牵强,多么的困难。而最终电影也没有在这方面扫却妓女这一角色身上的浮尘,这也是很多人在看到她们在最后集体地转化成舍己救人这一个集体、群像时觉得转化不可思议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妓女们让人心生厌恶,那么,影片里的唱诗班的少女也并非白璧无瑕。比如书娟的汉奸父亲,利用特权搞到了船票,引起了其他女生们的愤慨,说:难怪船票都没有了。正是这种同胞之间相互抛弃,权力的无所不在的渗透,从另一个环节里,说明城市为什么不堪一击。这种尴尬在电影里被虚置,这也使得影片里的女学生们并非没有带有原罪,她们沾染的人世间的丑陋的灰尘,她们类似于“我的父亲是李刚”的特殊身份的受益,也在说明着她们往往也可能是一个利益集团所滋养、所倾心的环节。这种映射着一种时代与社会的困扰的严峻冲突,电影都小心翼翼地加以规避,而最后却去简化成“妓女对少女”的拯救这一个概念化的主题,而实际上,妓女不是铁板一块,少女也不是完美无缺。这两个群体由年龄与身份决定的地位悬殊,并不能证明她们各自就有着必然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当我们明白与参透这种电影在进行这种理所当然的立论的时候,我们会彻底掀翻电影的英雄赞歌的基础,而使整个电影建构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
我们还必须深层次地诘问一下:是否日本人邀请少女唱诗班出去演唱就必然遭遇到强暴?
我们再问一下:妓女们自告奋勇地前去赴宴,她们的说词是:“不就是图一个快活吗?”,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妓女们知道,男人只要图一个快活,一般是不会施以暴力的。
如果妓女们想明白了这个逻辑,那么,她们前去赴宴,与她们之前的职业性的皮肉生意有何不同?
这种必然面对的妓女题材的尴尬,是任何一部艺术作品无法予以回避的。
但现在电影却假装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执着地认定,妓女们去赴宴,必死无疑。
其实,恰恰是这种对日本人的欺骗,可能导致日本兵的更可怕的报复。
四、美国嫖客的尴尬
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小说的最大的改动,就是把原小说中一直占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神父,残忍地放到日本人的炸弹下,给处死了。
这时,一个美国业余嫖客出现了,他接替了美国神父,而成为电影里除了妓们之外的另一个拯救者。
为什么要说他是美国业余嫖客?这个角色设置的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张艺谋要把严歌苓工于心计设置出的美国老好人——在《避难》与原小说中都占据了很大叙事篇幅的美国主教大人给不由分说地杀死了?
这用意是很显然的,那个教父太慈善,太正宗,太本份,整个一个“百”色不侵、百毒不入的圣子,这样的人物出现,怎么在妓女之间加进一条感情线?怎么让电影香艳好看起来?
不行,这个无情无欲的美国神父必须死,必须死在日本人的炸弹下,即使教堂受损,也要让教父死去。
张艺谋为了自己的私利,杀死了小说作者还让他圆满地回国的这个神父,然后,派来了一个美国嫖客。
为什么说他是美国嫖客?看看这个美国人,看到妓女到来时是如何载歌载舞,兴奋莫名的?
他盯着女人的胸,盯着女人的屁股,而女人的屁股,还拼命地在他面前扭啊扭。
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怀疑。影片里的那帮妓女避难到教堂里来的时候,她们显然已经不在职了,那么,她们该不该收敛起她们的职业性的动作?一个妓在工作时的状态,与歇业时的状态,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妓的背后就是一个平常的女性,这是一个常识,但电影里,却让那些妓们在逃难的时候,还浓装艳抹,扭臀颤乳,有必要么?远的不说吧,在舞台上光艳照人的明星们,回到家里,还素面朝天,蓬头垢面,外人看见,还要吓得半死呢。何况这些深知铁蹄就在门外、随时要威胁着她们生命的妓们。
但电影要表现这些妓们的敬业精神,她们在业余时间,也化着浓装,比一线明星都要恪尽职守。
美国人约翰看到这些妓们的最初举动,就是想操她们。他激动,躁热,酗酒,表现自己,逼妓就范,这样质地的人,会萌发出良心吗?
张艺谋一厢情愿地让这个美国人成为了救世主。电影也在一步步地演绎下去,在最后的时刻里,他为玉墨剪发,两个人似乎相爱了。
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开始的时候,玉墨对着这个美国人胸有成竹地说:“你难逃美人关”,而最后这个美国人终于没有脱她的魔咒。
而开始的时候,这个美国人也是迫切地诱使着玉墨与他有肌肤之亲,可见,美国人与妓们,都有着相互的不同目的对对方肉体的赤裸裸的需要。
而在电影生硬地铺陈这一情感发展线索达到一定程度后,终于让这两个人上床了。
这个上床应该吗?
这与开始的美国人的迫切地诱引妓们有何不同?怎么能证明开始时的美国人是出于性,而在之后就出于情了呢?
我们看到电影也显得中气不足。炮制了这个美国人有一个女儿去世的身世,以此来证明他的诚挚,但是就是这个失去孩子的父亲,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却对女人如此性欲萌动,而到了最后却突然间性情逆转,转化为正人君子了呢?
因此,当这个美国人与玉墨上床的时候,也把这个电影的浅薄彻底地暴露无遗了。我们不由想到一部叫《绝代宠妓》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就是借助于一个历史的旧闻演绎了一个妓女之爱的困惑与痛苦所在,因为妓女在爱的时候,使用的正是她出卖时的那一个同样的身体,那么,如何甄别出女人是用她的肉体来出卖还是表达爱意的呢?这里面潜藏着复杂的人性的探索。
而在《金陵十三钗》中对妓女之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面面临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电影采取的是一种最简单化的策略,就是让美国人开始说:“我想拥有你的一切,”然后,玉墨怦然心动,然后就顺理成章了。如何强调出玉墨这一次不是出于职业的本能反应,而是一种心灵的激荡?电影根本不敢在这里稍作停留,不敢对人性与妓的复杂性进行任何深度的揭示,匆匆地让两人做起爱来。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镜头里看到,两人像一对情侣一般春风满面地走下楼来。
这种畅达的表情,这种对爱的本质性的回避,都令银幕上飘荡着一层轻飘飘的轻浮,这种表情,符合一场死亡即将来到之前的氛围吗?作为一个拥有了女人肉体的美国人,他至少应该想象到,这副同样的肉体,将会呈现在日本人的淫欲之下,那么,影片里那种人尽可夫、通用型的做爱动作,还能那么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地进行下去吗?两个相互进行着死亡之爱的男女,就没有因此而思考一下爱的深层肌理,想到这种欢爱的前世与今生吗?张艺谋在处理这些镜头时,沿用了最通常意义上的欢爱男女的最常规表情,而没有纳入到死亡情景的大气场之下,这恰恰反映出对电影细部的操纵失控。
妓的题材的难度也恰恰在这里。面对着妓的题材,固然她们有英雄的壮举,但是这依旧回避不了她们在爱情上遇到的困惑与难题所在。而张艺谋在兴高采烈地拿到一个妓女题材,进行他的创作的时候,他浅尝辄止,在妓女们可以感触到的风骚外表上大做文章,却没有对妓们的肉体与情感的悖离关系,作出任何的说明,这必然使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里显得难以自圆其说。
张艺谋沿用的是通俗小说的艳俗的走向,表达了一个受道德非议与排斥的群体,如何在更为严酷的形势下,实现了对偏见的超越。这固然是一个戏剧冲突的可以作为立论的源头,但是,张艺谋在涉足到妓女题材时,他却视而不见妓女之爱所遭遇到的一种尴尬所在,只能采取一种分而化之的办法,让玉墨与美国人尽欢作爱,然后从容别离。却没有在中间真实地构建出一个生命在做爱时,必然面对的是这同样的肉体在几小时之后另一种情况下的赤裸与使用所遇到的尴尬。
所以,《金陵十三钗》只能像一个浅薄者猎奇到了一件事情,但却不敢深入地进行多个层面的折射。这也是中国电影给人一种浅薄、平庸的原因。这个题材是完全想象出来的,而在想象的过程中,回避了真实情境下生命必然思索的另一种触及灵魂的痛,它射出了一个对准肉体的箭,但又不敢说明这根箭是如何伤筋动骨,只是在表面上敷衍了事地呼天叫地一番,然后把箭头剪掉,形成了整个电影的浅薄与乏味。在本质上,这个电影除了想象出一个“妓女”救人的特异事件之外,它没有任何对人的灵魂、对妓的职业性的悖论的探讨与揭示。
而电影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南京大屠杀”的伤痛记忆上再次榨取了一次绯红的胭脂与血腥,让南京这个城市在思吟它的苦痛时因为她曾经有过的而今天依然不绝的色情因素的存在而蒙羞,使我们条件反射地在面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焦虑地思考时,总是让我们的思维不正经地滑入到一群职业性的妓女身上,并且让“金陵”这个城市烙上了艳俗的修饰语。
我们多么想说一声,南京大屠杀,让妓女离开话题,更不要有一个美国嫖客,来承担救世主的角色,这样,我们也许才能真正地祭典“南京大屠杀”那些不屈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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