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尔赫斯到皮格利亚，谁是最后的读者？

背着书包耍流氓

里卡多·皮格利亚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阿根廷文坛痛失何塞菲娜·路梅、阿贝托·莱伊塞卡和安德烈斯·里维拉三位重量级作家。2017年1月6日，白银之国再度陷入悲痛，告别文坛翘楚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
皮格利亚1940年出生，其作品涵盖小说、文学评论和剧本等，曾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西班牙“文学评论奖”、阿根廷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及“福门托文学奖”等奖项，被誉为当代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及文学评论家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阿根廷作家或多或少都与博尔赫斯有些关联，皮格利亚亦不例外。而且，他和博尔赫斯的故事似乎还不少，且多与书籍和阅读有关。
皮格利亚与书籍有关的最初记忆里就有博尔赫斯的身影。3岁那年，他坐在临街的家门口翻看一本蓝色封皮的书。一位路过的先生驻足停下，俯身对他说：“嘿，你的书拿反了。”皮格利亚调侃道：“回头想想，我觉得那个人极有可能是博尔赫斯，因为那些年他经常去我的家乡阿德罗盖避暑。除了博尔赫斯，还有谁会停下脚步，去提醒一个3岁的小孩书拿反了呢？”
皮格利亚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博尔赫斯的确经常去阿德罗盖度假。而且，对博尔赫斯来说，那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小城，是“一个迷宫，那个让人迷路的地方”。在他的诗作中，常提及那里的街道和桉树的气息，甚至还有一本书直接以阿德罗盖为名。皮格利亚写道：“我的自传，就始于我坐在门槛上摊开书的那一刻”。不论是虚构或是想象，博尔赫斯都构成了皮格利亚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皮格利亚曾经就读的中学。 本文作者摄于阿根廷阿德罗盖
在自传体作品《埃米利奥伦西日记》中，皮格利亚记录了一段青涩美好的校园恋爱，正是这段恋情让他感悟到了阅读。当时，皮格利亚喜欢上一个酷爱读书的女孩埃伦娜。一天，埃伦娜突然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没正经读过什么书的皮格利亚一下慌了神，情急之下想起路过书店时看到的一本书，谎称他正在看加缪的《鼠疫》。未料埃伦娜想借来一读。于是，皮格利亚偷偷买回《鼠疫》，挑灯夜读。这个与爱情有关的故事，让皮格利亚意外爱上了阅读和文学，“我突然发现了文学之美，倒不是因为那本书本身，而是因为那种狂热的阅读体验，如饥似渴地阅读，满脑子想着如何向别人讲述这本书。”
作家把这次经历称为另一个“门槛”，一个迈向阅读、通往文学世界的门槛。而让皮格利亚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迈向真正的作家的门槛，则与博尔赫斯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时为大学生的皮格利亚冒昧致电博尔赫斯，想邀请他参加一个讲座。没想到博尔赫斯欣然接受。在那场谈话中，皮格利亚提及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刀疤》的结尾部分显得有些多余。博尔赫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哈，这么说来你也是写短篇小说的。”
皮格利亚认为，这句话可理解为：这个自以为是的毛头小子居然敢和我谈短篇小说创作。但或许博尔赫斯还想传达另一层更为善意的意思：你已经可以看出作家架构小说的技巧了，你已经获得像一个作家那样去阅读的能力了。
博尔赫斯的这句话让皮格利亚备受鼓舞。作家曾说，假如当年不是埃伦娜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或许他就不会爱上阅读，那么，假设没有博尔赫斯这句漫不经心的话，或许皮格利亚也不会最终成为一位作家。
在文学创作上，皮格利亚也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他曾写道：“创作是一条漫漫长路，作家循路前行，直至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侦探小说就是作家找到的“那个声音”，构成其独有的叙述风格和感受现实的方式。在这一领域，皮格利亚无疑与博尔赫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履历上看，他们都身兼侦探小说的读者、作者、研究者以及侦探小说集的选编者等身份；在创作上，皮格利亚师承博尔赫斯，借鉴互文、戏仿等后现代手法，赋予了侦探小说更多的实验性。
众所周知，博尔赫斯在创作中常借侦探小说之形，表玄学思索之意。他营造的侦探小说世界充满对哲学、文学、宗教等形而上问题的思索。皮格利亚仿效其作法，将诸多抽象问题融入创作。但不同的是，皮格利亚强调小说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将暴力、犯罪、贪污腐败，甚至军政府独裁等社会问题置于侦探小说这一舞台，或作为背景，或作为谜团，进行剖析并加以深刻的思索。
皮格利亚对博尔赫斯最重要的传承体现在侦探型读者上，即强调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文本解读，以解开各种抽象谜团。博尔赫斯常言，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酷爱哲学、精通文学的知识型读者”，要具备发现隐藏在文本中的秘密的能力。皮格利亚的观点与博尔赫斯如出一辙，他的理想读者是侦探型读者，换言之，读者应当像侦探一样去挖掘隐藏于文本之后的信息，从而赋予文本以深层意义。

博尔赫斯在阿德罗盖。 本文作者摄于阿德罗盖博尔赫斯纪念馆
博尔赫斯堪称最著名也是最伟大的读者之一。他曾坦言：“首先，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读者，其次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散文作家。”皮格利亚把博尔赫斯称为“最后的读者”。他这样描述博尔赫斯：“他一辈子都在读书，直到灯光灼伤了他的双眼”。我常在想，博尔赫斯和皮格利亚，到底谁才是那个最后的读者呢？
博尔赫斯失明后，他的阅读方式主要是听人朗诵。而皮格利亚，自2014年身患“渐冻人症”后，病情发展迅速，很快便无法行走和说话，只有眼球还能转动。他唯一与人交流及写作的方式就是借助眼控仪在电脑上打字。因此，虽然他还能看见，但是为了保护眼睛，他的阅读方式也从看书变成了“听书”。每天下午，都有一位助手坐在他床边，为他朗读。这样特殊的阅读形式，成为两位阿根廷作家最令人心痛的相似点。
2016年夏天，我前往阿根廷拜访皮格利亚。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在读海明威。最后一次我去拜访他时，他在读比奥伊·卡萨雷斯撰写的博尔赫斯传记。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读那些书？他在电脑上打字，告诉我：“书，要读，还要重读。读书是思考，是找答案，读书有时是在迷宫里找路。”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的阅读经历，那个使我迈入阅读的“门槛”恰好与皮格利亚有关，与他所说的在迷宫里寻找答案有关。
皮格利亚发表于1980年的《人工呼吸》被评论界誉为当代阿根廷最出色的10部小说之一，因此，我带着极高的期待打开了这本书。小说主线并不复杂，讲述的是青年作家伦西与舅舅马基之间的一段故事。伦西以马基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一部小说，作品发表后，伦西收到了消失多年的舅舅的来信。由此，舅甥俩开始频繁的信件往来，除探讨家族历史外，还经常讨论文学、社会等话题。一年后，马基约伦西见面。但马基并没有出现，等待伦西的是舅舅的好友塔德维斯基以及马基留给他的沉甸甸的材料。我一路追随伦西的步伐，“忍受”了他与塔德维斯基那些与情节无甚关联的学术漫谈，满心期待他与马基的相逢，未料小说戛然而止。合上书页那瞬的挫败感是我不曾料想的。我对导师说我不喜欢这本书，书中对马基的下落没有明确交代，我有种被作家欺骗的感觉。导师建议我结合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再读一遍。
重读《人工呼吸》时，我一边阅读，一边在文本中寻找那些可以解释马基下落不明的线索，再结合阿根廷“肮脏战争”的背景，我终于领悟到隐藏在伦西和马基等人物故事后面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军政府统治时期失踪者、流亡者的故事。重读带来的发现令我惊喜，我告诉导师，这本书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字里行间寻找答案、试图解开谜团的过程。正是这样一次始于挫败终于奇妙的阅读体验让我深深地爱上这本书，并决定将皮格利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从小到大，读书于我并不陌生，但我却从未认真思考过阅读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去阅读？是皮格利亚教会了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人工呼吸》改变了我的阅读方式，使我渐渐获得了侦探般的读者所具有的那种眼光和思维。而皮格利亚，这位我的研究对象，则“意外”地成为我的阅读导师。

本文作者与皮格利亚的研究者合影，手里拿的书是皮格利亚的文论《最后的读者》。
皮格利亚“培养”的学生不止我一人。通过作家，我有幸结识了多位他的研究者和译者。大家交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皮格利亚对自己阅读方式的改变。我们都希望可以成为一位文本世界的“侦探”，成为一名最后的读者。
所谓的最后的读者，其实是一种阅读的精神与态度。许多年前，博尔赫斯把最后的读者精神传递给了皮格利亚，而皮格利亚，又将这种精神传递给了他的“学生”。皮格利亚曾写道：“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某位读者，化身为温文尔雅、潜力无穷的侦探，来揭晓我织入书中的秘密。”所以，每一个未来的读者，都可能是最后的读者，而每一次阅读，都可能是一场有趣的解谜游戏。
（作者简介：楼宇，博士，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联合发起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分会秘书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皮格利亚研究者，正在翻译其长篇小说《人工呼吸》，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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