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打击电诈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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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何晓玲第一次听到杨某国这个名字。那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将在以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等”着他。

何晓玲和杨某国并不是恋人。何晓玲是茂名市公安局大数据情报中心的民警；杨某国则是“猜猜我是谁”电信诈骗犯罪的嫌疑人。

他们的“故事”，贯穿着茂名电白打击整治电信诈骗犯罪的始末。

2006年

“猜猜我是谁”类违法犯罪从东南沿海传入电白并迅速蔓延

2009年

经过警方全力打击整治，“猜猜我是谁”的蔓延势头第一次被遏制

2014年5月

电白再次因涉电信诈骗犯罪等问题，被广东省综治委列入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

2015年10月

公安部把电白列为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拔钉子”专项行动7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同年

电白又被省公安厅列作治安重点整治地区

为什么“猜猜我是谁”总是死灰复燃？这近十年的整治，能否铲除“猜猜我是谁”生存的土壤？

目前看来，形势是乐观的：

2016年全省立各类电信诈骗案件5万多宗，其中由电白输出的冒充熟人类电信诈骗案件仅占全省电信诈骗案件总数的2.2%；公安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办平台显示，电白冒充熟人类案件录入数2017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97.5%。

“来钱太快了。”

很长一段时间，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林静（化名）不愿和别人提起自己的家乡，她担心一提起，别人就会和她开玩笑：“猜猜我是谁”。林静的家乡在茂名电白，这里被很多人称为“猜猜我是谁”的故乡。

已经很难说清是谁在什么时候给电白带来了“猜猜我是谁”。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袁涛记得，从2006年开始，“猜猜我是谁”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就已经开始在电白冒头了。2007年、2008年，该类犯罪迅速蔓延，成为该市多发性侵财犯罪的重要类别。

“电白很多地方靠近山区，种了很多荔枝林，很多人就躲在山头荔枝林里打电话，其中以麻岗、树仔两个镇最多。”袁涛说。

一张电话卡、一台50元的手机、一张写满了电话号码的纸，就是这些诈骗分子的作案工具。那时候的作案套路很简单：

随机选取号码段，按照号码段一个个拨打电话，让对方猜自己是谁；对方如果说了一个名字，就顺势承认，让对方记下号码，第二天再打回去，称自己出了事，向对方借钱。

这种诈骗方法看起来并不高明，但几乎是一本万利：只要背一下台词，稍微练习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工，一旦诈骗成功，获利则是成千上万倍。“来钱太快了。”茂名市公安局直属侦查一大队大队长赖劲说。

这些从事“猜猜我是谁”电信诈骗的人，被当地人称为做“生佬”。当地话中，“生佬”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把骗别人的钱认为是‘做生意’。”袁涛说。

诈骗初发时期，很多“生佬”通过诈骗突成暴发户，家里建起了小洋楼，开起了漂亮小车。在“来钱快”的诱惑下，相当一部分游手好闲的年青小伙加入了诈骗队伍。“电话一响，黄金万两”，这句曾经流行的手机铃声，也成为了“生佬”们春节回家祭拜先人的祈祷词。

2007~2008年，“猜猜我是谁”像感冒一样，很快从麻岗、树仔传染到了整个全村、全镇。很多电白当地人都记得，那时候，电白的荔枝林里，到处都是这些刻意压低了声音打电话、面容扭曲的人。

2009年，电白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确定为“全国打击电信诈骗重点地区”。电白警方成立了打击电信诈骗工作组，开展集中治理。然而，这种在当时看来是新型的非接触型的诈骗犯罪手法，曾经让很多接到案子的民警一筹莫展。

“查电话号码，电话没有实名登记，根本不知道是谁；查资金去向，一查发现钱被转了几十手，全国各地都有账户，必须要各地出差，才能知道钱的流水。就算查到了最后一级的银行卡户主，基本上都不是犯罪分子本人，这张银行卡可能是买来的。调取ATM机的取款录像，最终查到取款人，但这个人基本上都是下游的取款者，根本不知道幕后老板是谁。这么一来一回，几个月都过去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连犯罪嫌疑人的面都见不到。”

茂名市公安局直属一大队大队长赖劲说。

据媒体报道，2009年3月起，电白县半年时间抓获了上百名涉嫌电话诈骗的人。仅在麻岗镇，就有903人因涉嫌从事电话诈骗而处于公安机关的监控范围内。随着警方的打击，“猜猜我是谁”蛰伏了一段时间。但在2011年左右，由于当时法律对电信诈骗难以定性、量刑，“猜猜我是谁”又开始冒头。

2011年4月，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诈骗案件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或者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以及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电信诈骗发展的势头。但此时，“猜猜我是谁”已经产生了新的变异。

诈骗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了法律依据，但办理电信诈骗案件依然存在着很多困难。例如，司法解释中的“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就很难取证。

“假设我们抓到了一个拨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怎么认定他打了500次诈骗电话？最直接的，就是找到这500个接电话的受害者，给这些遍布全国的受害者一一做笔录，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赖劲告诉记者。

在这期间，“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版为直呼其名实施电信诈骗。早期的“猜猜我是谁”，“生佬”们都是一个号码段一个号码段地拨打电话，能不能诈骗成功，纯靠运气和对诈骗“话术”的运用。但随着非法买卖公民信息者的加入，“生佬”们已经可以准确地喊出对方的名字，从而实现了“精准诈骗”，大大提高了诈骗电话的“成功率”。2009年，警方在当年一起破获的案件中，在嫌疑人的住宅里第一次搜出了一叠通讯录，上面写满了包括姓名、电话、工作单位、住宅等公民个人信息。

此外，更令人咋舌的是，“生佬”们已经从小作坊式、个体户式的诈骗犯罪，发展成了团伙化、公司化的犯罪集团，并有一套将诈骗来的钱款按比例、约定俗成的获利方式。

警方介绍，此时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一般分为五个部分：

组织策划者、专门从事个人信息买卖的“信息组”、专门打电话的“话务组”、专门买卖身份证、银行卡的“卡总”，以及专门奔走全国各地取款的“取款组”。

这些小组的成员可能互不相识，也从不见面，他们通过组织策划者单线联系，每一次诈骗成功后，每个小组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从诈骗所得中抽成。

不过，“黑吃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取款组的成员，将银行卡里的诈骗所得取出后，就卷款走人玩“失踪”，让上线的策划者、话务组等损失惨重。

2009年4月28日，何晓玲第一次听说了杨某国的名字。在这一天的抓捕行动中，何晓玲就负责对这个“在圈内很有名气”的取款组小头目进行审讯。“据说他本来想干话务组，但因为普通话实在太差，只能转行取款。这人非常讲诚信，从不吞款。不过他的开价也很高，当时取款组的提成普遍都是取款总额的5%，但他的收费是10%。”何晓玲当时觉得，虽然这次被抓了，但由于杨某国在圈内名声，他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段升级，大大增加了警方侦查的难度。2012～2013年，在警方的打击中，经常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针对某一宗案件，警方侦查后把嫌疑人抓了，但常常不能以诈骗罪定罪，甚至会出现因证据不足而被迫放人的情况。

面对严峻的形势，茂名警方也一直在研究，如何才能破解打击的困境，讨论的关键点在于：能否将这些案件串并起来，当做团伙案经营。“认定为团伙案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诈骗流程中的各个小组成员认定为‘共同犯罪’，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怎么认定这些人有‘共同故意’。”

在一般的团伙案中，如果是团伙作案，各共同犯罪人都有具体的分工，其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

但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各个小组成员之间可能相互都不认识，如何认定他们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有着相当的困难。“当时我们确定了'打团伙'的思路，不过心里没有底，需要进行试验。”袁涛说。

试验的机会马上到来了。

全链条打击

2014年5月19日晚，一场针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收网行动正在酝酿着。20日凌晨，在广东省公安厅的直接指挥下，茂名警方出动千名警力，对“305”、“306”两个特大电信诈骗系列专案展开统一收网。“在对这个案子的打击过程中，我们摸索到了新的打击方法——全链条打击。”袁涛说。

“305”专案涉案金额870万元，是当时电白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该案以谢某强为组织策划者，以居住在电白麻岗镇的谢某强的亲朋好友为纽带，分成专门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专门提供银行卡的、专门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和专门负责取款汇款的各个小组，犯罪团伙成员间主要通过电话、短信联系，远程操控提供银行卡、公民个人信息、通知提款、赃款分成等行为，团伙成员上下间多为单线联系，不同的组间联系分别使用不同的专用手机，手机内不存储对方真实姓名。

该案中的话务组、取款组以及被害人都分布在外市甚至外省，通过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精准诈骗。在当天的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破获电信诈骗案件108宗。随后，其中30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移送检察院起诉。

2015年10月19日，“305”特大电信诈骗案在茂名市电白区法院进行一审宣判：法院以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等3项罪名，分别判处谢某强等30名被告人19年至1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5万元至3000元不等的罚金。被告人上诉后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其中，谢某强作为团伙的组织策划者，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这是目前为止“猜猜我是谁”电信诈骗罪犯中获刑最高的一位。

2015年10月，公安部把电白列为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拔钉子”专项行动7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此时，“全链条打击”的思路已经形成，茂名警方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被列为全国重点整治地区后，茂名警方筹备建立一个对有可能实行“猜猜我是谁”电信诈骗犯罪的重点人员进行监控的大数据系统，即后来成立的茂名市公安局大数据情报中心。擅长对大数据分析的何晓玲，成了情报中心的一员。刚到情报中心，何晓玲就想起了杨某国。

“当时我们策划先把公安内部系统内排查出的1109个曾经因电信诈骗被采取过刑事强制措施的人作为关注重点对象。杨某国这个名字，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何晓玲说。或许是凭着女刑警的直觉，何晓玲将杨某国列为第一个重点关注对象。

在省公安厅的支持下，大数据情报中心开发了一个“特定犯罪团伙感知系统”，可以对这些有过电信诈骗犯罪前科人员的活动轨迹等进行自动分析并发出预警。

这个系统发出的第一个预警，就是杨某国。

警方发现，杨某国与另一前科人员突然在广州同住，又辗转广西南宁、百色等地，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返回茂名，而没有证据显示杨某国等人在外地有工作。他们还带着几个没有前科的年轻人。此外，他们还经常在离他们居住地7公里外的地方取钱。

“这肯定有问题。联想到杨某国以前是‘卡总’，这些人聚在一起准没好事。”何晓玲立即将预警推送给了反诈民警。

诈骗再次升级，我是你领导

此时的茂名警方，已经从305案件中提炼出了较为成熟的打法。在305案件后，茂名警方又相继开展多次统一收网行动，至今年3月底，茂名警方共组织了25次收网行动，成效显著。

而在此期间，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买卖的泛滥，“猜猜我是谁”悄然完成了第二次升级——“生佬”们开始热衷给全国人民“当领导”。“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的个人信息，然后冒充‘我是你领导’，让受害者‘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第二天再打电话过来借钱。他们利用受害者害怕领导的心理，诈骗的精准度和成功率提高了很多。”赖劲说。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生佬”们不敢在茂名本地作案，纷纷跑到外地、外省设置诈骗窝点；茂名警方又联合外地警方，对“生佬”们进行打击，让这些犯罪分子无所遁形。2015年，电白反诈大队的门槛，几乎被来请求协查的外省市警方踏破了：最高峰的一天，电白反诈大队就接待了7个外省市单位。

在一次对厦门思明警方提供的线索进行协查的过程中，何晓玲再次发现了杨某国的存在。何晓玲发现，该团伙的取款组在广西百色，似乎和杨某国有过联系。在茂名警方的协助下，思明警方最终抓获以黄某为首的7人团伙。黄某在审讯中承认，自己就是杨某国的下线。思明警方将黄某的信息反馈给了茂名警方。

但在对杨某国的打击上，刑警们犯了难。“杨某国是取款组的头目，得作为团伙案经营，等到掌握到他上线的组织策划者、话务组的动向作为整体打击。如果只打掉他这个小团伙，到了诉讼环节上很难认定。”

事实上，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检察院就遭遇过同样的困境。据该院副检察长徐春晖介绍，2016年11月2日，他们对负责取款的犯罪嫌疑人李某休以涉嫌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提起公诉，虽然李某休在取款时被当场抓获，而且也供述自己持有的17张银行卡内的钱为诈骗所得，且有银行流水等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李某休提取、帮助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事实，最后李某休被一审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了抗诉。

这也是“猜猜我是谁”犯罪出现的新变化。随着打击力度大提高，“生佬”们又化整为零，分散成作坊式的小团伙继续诈骗。“打是打不完的，‘猜猜我是谁’的犯罪土壤还在，如果不从源头治理，过几年他们又会重新冒头了。”袁涛说。

源头治理，首先是寻求司法上的支持。2011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落后于电信诈骗严峻的形势，如果不从法律上解决对电信诈骗犯罪定性和量刑的问题，那么警方只能一直“抓大放小”。

其次，大量电话卡和银行卡的买卖，也使得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同时增加了警方侦查的难度。如何管控好这些电话卡和银行卡，电信运营商和银行有相当的责任。

再次，“猜猜我是谁”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起来，与当地扭曲的致富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怎样对这样的犯罪土壤进行翻新，改变当地人们的观念，需要党委政府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支持和协助。

“如果没有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的支持，政府各职能部门不联合起来，只靠公安一家单打独斗，那么可能永远也治理不完。”袁涛说。

2016年10月左右，两高一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到茂名电白调研，茂名公安、检察院等就侦办“猜猜我是谁”案件中遇到的困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2016年12月20日，两高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共七个部分、三十六条，分别规定了总体要求、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面惩处关联犯罪、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与主观故意、依法确定案件管辖、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涉案财物的处理等内容。

如在“拨打诈骗电话”的认定上，《意见》明确规定了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

关于被害人人数众多无法逐一收集的，《意见》规定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在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与主观故意方面，《意见》也做了大量详细的规定。如提供信用卡等的以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意见》规定以诈骗共同犯罪论处。

“终于等到你”

在《意见》出台后不久，电白检察院抗诉成功，茂名中院对李某休案进行了终审判决，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纠正，李某休最终以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有了法律的撑腰，结合“猜猜我是谁”犯罪化整为零的发展情况，2016年以来，为实现打击力量进一步下沉、打击力量高度专业化的目标，茂名市公安局正式成立直属侦查一大队，前移至电白区树仔镇办公，以电信诈骗犯罪为主线，向涉银行卡、涉枪、涉黑恶、涉毒等突出犯罪进行延伸打击。

对杨某国这类“小团伙”的打击提上了议程。“有了新的指导意见，我们现在将打击重心转移到‘打早打小’上，小团伙只要冒头就打，将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赖劲说。通过大量的前期侦查工作，警方掌握了杨某国藏身在广西百色某木材厂，同时，逐步摸清了杨某国藏身的广西百色某木材厂的基本情况。

与此同时，对电诈犯罪滋生土壤的铲除，一直在稳步进行中。2014年5月以来，电白区综治成员单位先后派出5批每批61个工作组，驻树仔镇和麻岗镇两个重点镇的35个村居，不间断地开展排查、宣传和追逃等综合治理工作。五批工作组在村两委班子支持下，紧紧围绕重点人员管控开展工作，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146条，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55名,通过感化在逃人员家属劝投41人。

“村干部包干若干户，彻底了解每户的就业情况；村民举报有从事诈骗不法活动马上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将线索移交警方；村里发动村干部和乡贤成立反诈骗联盟，一方面帮助宣讲反诈政策，另一方面为改过自新的电诈人员提供就业帮扶。”麻岗镇白马村驻村工作组组长彭文昌说。

劝投是第五批工作组的中心工作。今年34岁的杨某是专门给他人提供银行卡取钱的“卡总”，去年外逃时，妻子正怀孕8个月。为了使杨某尽快投案，工作组经常到他家里做工作，“根据案情，杨某大概也就是判个三两年。一直在逃不回来，孩子生下来见不到父亲多可怜啊。”当彭文昌等人在中秋节前又一次去看望刚生产完的杨妻时，她非常感动，并表示节后就让丈夫回来自首。中秋节翌日，杨妻就与工作组一起亲手将杨某送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社会闲散人员是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主要来源。据统计，电白区刑拘的467名电信诈犯罪分子当中，无业失业人员约占90%以上。为了扭转当地扭曲的致富观念，根据电白区出台的防流控辍和帮扶就业工作机制，五批工作组共帮助2500余闲散人员达成就业意向。

“一边是高压态势打，让这些人觉得做电信诈骗没钱可赚，还可能被抓；一边是给他们安排工作，让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才能避免与电诈人员混在一起。”白马村村支书邵洪发说。

在前往麻岗、树仔两镇的325国道和乡道上，横幅、标语、广告牌等反诈宣传贯穿全镇，村民家中门楣上“无诈户”的牌子比比皆是。经过两年多的综合治理，“猜猜我是谁”在当地基本消声灭迹，村民们个个以被评定为“无诈户”才觉得脸上有光。

邵洪发讲了发生在白马村一户人家的故事。

三兄弟共同居住在一栋自建楼房内，因为兄弟中有一人从事电信诈骗，让“无诈户”的评定有些困难。收到风声的另外兄弟二人赶紧前来争取“无诈户”认定。“虽说我们是兄弟，但是早已分家。我们两兄弟家里可是清清白白的。”

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银行等部门也联动起来了。2016年10月13日，“茂名市反诈骗中心”揭牌成立，涵盖公安、银行、运营商等成员单位的反诈中心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运用通信运营商的快速封堵号码和银行的快速止付冻结机制，争取在时间上“跑赢”诈骗分子。一旦有群众上当，只要拨打110报警，就可以实现“秒级止付”。

借鉴茂名市反诈骗中心的成功经验，直属一大队也邀请银行和通信运营商进驻到办公室，和茂名市反诈骗中心直接对接，一旦发现有拨打诈骗电话的情况出现，运营商可以立即报告公安，警方可以立即派出人手和无人机进行巡查抓捕，同时，对于银行流水等证据的收集也更加便捷。

2017年3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茂名、佛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全国11个省份同步开展“飓风3号”专案统一收网行动，杨某国也是此次收网行动目标之一。当天凌晨5时许，民警在木材厂内办公楼一楼其中一房间里，将正在酣睡的杨某国抓获。

杨某国刚一落网，何晓玲就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按耐不住心里的喜悦，发了一条朋友圈，只写了5个字：“终于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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