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周有光，思想要追溯到银行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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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众所周知，周有光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但在1949年前，在精力旺盛的中青年时期，他曾在15年的时间内投入金融工作，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在银行研究人员高林看来，周有光85岁以后的思想成果，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中国模式、东西方文明等，都能从这个时期的周有光身上找到思想的起源。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周有光，思想要追溯到银行家时期

周有光
周有光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年龄越高，思想越活跃，在百岁以后还写出了许多贴近时代，引人深思的好文章。人们都知道周有光是一位语言文字学家，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使他青史留名。其实，周有光是经济学出身，他在“转型”研究语言文字研究之前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主要的职业是银行家。
周有光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所学都和经济学有关。他1935年回国到1949年这段时间，先后在江苏银行、农本局和新华银行工作。在精力旺盛的中青年时期，长达15年的时间投入金融机构工作，想必对他的学术和思想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江苏银行和章乃器
1935年，周有光从日本学习回国，希望在上海找工作。他在“百年口述”中说的“事情的变化常常不是人所能预料的，我回到上海就碰到我的一个同学。我这个同学他在什么地方工作呢？他在一个银行，叫江苏银行”。这样周有光就在老同学的介绍下，进入了金融界。
南京政府的前十年，是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金融体系逐渐建立的时期。江苏银行成立于民国元年，和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各省金融机构不同的是，江苏浙江两地的银行没有被军阀左右而成为战争费用来源，而是有比较强的独立性，商业色彩比较浓厚。周有光也回忆说，江苏银行以上海为经营中心，在发钞方面也比较节制。正是由于这些，江苏才有了比较稳健的发展。
周有光在江苏银行担任内部管理和外联的工作。在外联的时候，他认识了章乃器。“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他是浙江实业银行的代表。他代表浙江实业银行，我代表江苏银行，常常有八个到十个银行，就是上海主要的银行的代表，开会解决许多公共的事情。”章乃器代表的浙江实业银行，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曾与政府决裂，是彻底的民办商业银行。周有光和章乃器的共事，主要是创办和运营中国征信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设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专职对涉及银行业务的个人和机构的资产信用状况进行调查并做信用评估。
章乃器当时的心态，参与过中国征信所工作的资耀华先生是这样回忆的：“我们都是而立前后相差不多的年华，意气风发，力争上游……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心胸比较开阔，思想比较活跃，行动比较爽快，差不多抱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对上海金融界现状不满，对社会上一些情况也不满。”，“有时我同乃器倾谈时，总想设法在上海金融界创立一个‘中流砥柱’的组织，既不像目前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那样，勾心斗角，尔诈我虞，一盘散沙，浪费精力，又不要受南京蒋、宋、孔、陈的政治特权所支配，而能特立独行，发展金融经济。”
章乃器比周有光年长将近十岁，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周有光，他们的友谊延续了许多年。中国征信所的工作主要是提供宏观经济情况报告、企业的信用调查报告并编纂《征信工商行名录》。章乃器提倡公开、客观、科学的原则，在短时期内赢得了广大的市场，上海原有的几家外商征信所，因无法与中国征信所竞争而相继倒闭，中国征信所于是成为全国的独占事业。用统计学、数学等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当时取得了成功，这也影响了周有光以后的经济工作方法和语言文字研究。章乃器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专家，同行都称他为“章博士”，他的知识广博和自学能力以及对自学的提倡，也给周有光日后的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
受章乃器的影响，周有光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在救国会，周有光还结识了经济学家吴大琨，“我们还有一个机关报，这个机关报的名称好像叫《救亡情报》，这个机关报的负责编辑叫吴大琨，今天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那个时候他年纪轻。我们的小组开会他不能来参加，我们有什么消息就告诉他，由他发表在《救亡情报》里面。这个《救亡情报》是由章乃器直接控制的。”吴大琨更早时候是一位世界语爱好者，他和周有光有着相似的语言文字学观点，以后他们在经济学研究和语言文字改革方面也有着更多的合作和共识。
以后在重庆，周有光又参加了章乃器组织的“星五聚餐会”等各种进步活动，和徐特立、许涤新、沙千里等公开或秘密的和共产党人建立了个人联系，在思想上更进一步接近了共产党在当时的主张。
周有光在自述中更多地回忆了他和章乃器的友谊和在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受到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可以说这些影响和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时的爱国主义倾向一脉相承，也左右了周有光日后的政治态度。
农本局官员
周有光在江苏银行的时间并不长。1937年日本入侵上海，周有光带着家人逃难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应章乃器之邀，他担任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又在救国会时的老朋友蔡承新的安排下，担任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驻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
农本局是当时国民政府办的一个金融机构，很像今天的政策性银行。正如周有光说，“因为是政府机构，所以不叫银行，叫‘局’，农本就是农业的资本，农业的根本，农本局。”农本局承办各类农产贷款，调剂农产品运销，有效地保证了军需民食，稳定了后方经济，有效地支持了抗战。同时也为政府办金融，引导市场，改革经济制度摸索出了一套路子，在以后的台湾稳定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农业中也起了作用。
农本局的实际负责人、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曾回忆：“在四川省会成立一个大办事处，管四川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等单位，并派周耀平任主任，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过副经理，富有经验。”周有光在口述中详细讲述了农本局的运作机制和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对自己所做的具体工作却没有多谈。从何廉、徐仲迪等人的回忆可以知道，当时的机构比较精简，一人多能，一人多职，每个人都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许多人吃住在办公室，几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身为中层负责人的周有光，工作不可能是轻松的。他的工作，主要是调研项目和为决策提出建议，同时也在第一线和基层农民实际接触，操作具体的贷款收款业务，还要亲自到现场为农户安排运输、销售接口等具体事宜，协调农户和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其工作量之大，之辛苦，是不难想象的。工作的成果，周有光的回忆简略也似乎很轻松，“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不仅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仅是政府的看法，这也是多数人民大家公认的事情，所以农本局三个字在抗日战争的后方名誉是好的。”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这项工作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在工作中尝试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我个人也用了一些当时新的管理的办法，比如说，我自己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鱼鳞册，什么叫鱼鳞册呢？现在看起来是不稀奇了，从前是很少的。就是拿布叠起来，叠了一层一层，再缝起来，等于很多很多小口袋，每一个口袋里面我可以放一个到几个小卡片，重要的事情用几个字记录在上面”。“鱼鳞册”是明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每块土地的编号、拥有者的姓名、亩数等信息详细绘制，形似鱼鳞，故而得名。鱼鳞册不仅有效地管理了土地和徭役，而且也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周有光用这个方法来统计和管理农户的产量、贷款以及各类基本信息，实际上是一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做法，靠着扎实的基础工作做到了知己知彼，看似不大起眼，实际上形成了“大数据”，用时信手拈来，是一种效率极高的科学方法。无论是配合决策的基础统计工作，还是攻克重大课题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这样的扎实基础工作。周有光晚年的著作《语文闲谈》虽然有厚厚三册，却一直是畅销书，他曾轻松说这本近百万言的书没费多大力气就写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一部有关语言文字研究及其相关知识的“鱼鳞册”，是他长期日积月累做基础工作的结果。
在农本局，周有光第一次真切的感到了通货膨胀的恐怖。他说，“这个通货膨胀的破坏力是非常可怕，通货越来越厉害就影响了农本局，农本局放出去的钱收回来就不值钱了，通货膨胀把农本局搞得等于是破产了。”这样一个有利于百姓、有利于抗战并起了稳定后方作用的创新制度，却无力抵抗通货膨胀，陷于困难而无法自拔，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以后，周有光到缅甸仰光探亲、到江浙敌占区联系业务、到西北考察金融投资环境、到美国和英国担任驻外业务代表乃至成为语言学家以后的多次外出，所到之处都非常关注当地的物价和普通百姓的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搜集相关资料，联系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见这对他影响之深。在他晚年，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思考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他85岁以后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逻辑上的出发点。
新华银行高管
1941年以后，农本局由于通货膨胀陷入了困境。周有光不像以前那么忙了。1943年，经过老同事许伯明的介绍，他又回到江苏银行工作，担任了江苏银行重庆办事处的主任。此时的江苏银行已经纳入了民国时期“四行二局”的金融体系，不再是抗战前相对独立的民营银行。周有光所做的也是一般的银行工作，这也许不够吸引他。老朋友蔡承新又介绍他去了一家颇有前途的银行——新华银行。周有光认为，“当时有两个银行是新式的，一个是上海银行，是陈光甫主办的；一个是新华银行，王志莘主办的。王志莘的各种条件背景，没有陈光甫这样硬，但是他是踏踏实实做工作，做得很好。那么这时，我就同意到新华银行去做”。
新华银行成立于1914年，也和浙江实业银行一样，是“南四行”之一，是一家以做市场为主的商业银行。抗战爆发，新华银行从上海迁到重庆。新华银行的总经理王志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银行家。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时，他想到的却是胜利后国家大西北的建设和中国金融业走向世界这两件大事。也正是他的这两个“超前”的想法，给周有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943年3、4月间，新华银行牵头四家银行组织了“西北经济调查团”，调查陕西、甘肃的经济情况。这个调查团名义是民间代表团，实际是应政府要求组织的，政府给调查团提供吉普车等交通工具。周有光担任了调查团的负责人，“实际上面是我在主持这个事情，到西北去调查。同时王志莘告诉我，看看西安的情况，能不能在西安成立一个新华银行，先成立办事处，再成立分行”。调查团由重庆出发到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走到嘉峪关、玉门、安西。
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先去拜访当地的政府，但是政府官员们对自己辖区的基本情况几乎都不知道，连基本的经济统计都没有。调查团有人想到了教会，便去天主教堂了解情况。让周有光也没有想到的是，教会的人却能讲的一清二楚。周有光说，“噢，他们给你讲得头头是道。哎哟，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天主教深入群众，深入农村，深入边区，对中国的情况是一清二楚，所以说他是特务这个话不一定冤枉他。” 调查团在西北获取的最有用的资料，几乎都来自教会。
联想起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住在基督教青年会时的经历，周有光对宗教在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可是呢，他的目的不是来破坏中国而调查，他是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才能做工作呵”。周有光进一步了解到，西北的教会主要是西罗马系统的天主教，神父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传教士文化水平很高，都是大学毕业。到了中国他们要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不但学习国语，还要学习当地方言。他们要深入边区，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会定时向罗马教廷报告。要发展西部，就需要有像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了解并实际支持当地；有像传教士那样的人甘于贫苦、甘于牺牲来做工作。
85岁以后的周有光，又对宗教和文明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观点，想来这一次对宗教的近距离接触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重要启迪和转折。由于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新华银行没有能在西北发展。但是西北的调查，给了周有光近距离接触中国落后地区、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机会，也和西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以后他到宁夏“五七干校”，还给那里的地方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他的口述中也有许多关于国家建设的想法，一直把发展西北放在重要的地位。在他晚年的思考中，也可以看到西北的经历带给他的影响。
和别的银行家不同的是，周有光对文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调查结束后，周有光顺路去了敦煌。在那里，他看到张大千、向达、常书鸿等艺术和学术大师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都坚持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本身就充满着文化和人格方面的力量。敦煌所展现的历史和文化，使他有了新的思考，“经过我这一次的调查，我对河西走廊的印象：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经济地区，这个地方是一个文化地区，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的古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同时也可以看到文化也是沧桑变化的”。这“文化的沧桑变迁”，正是他晚年研究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西北之行让周有光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本土情况的话，那么随后的美国和英国之行，为周有光打开了国际视野。
抗战胜利后，王志莘就把周有光派到了美国。“王志莘就希望我很快到美国去，在美国设一个据点，准备将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国际贸易。新华银行在美国长期有一个办公室”，“两年一次，要派高级的职员到美国去工作、学习，这样不断轮换，把美国银行的经营方法引进到中国来。所以当时的新华银行这个经营技术以及设备，跟美国来比呢大概相差两年。”
抗战胜利前夕，也是“黎明前的黑暗”，那是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周有光受命秘密经过江浙敌占区去上海联系业务，他看到战争的残酷和军事的封锁，却没有隔断贸易的往来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以及工商业的成长。他意识到，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外力的限制也许只能适得其反，要使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要有开放的制度和开放的心态。他借此机会还仔细考察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力量对比，分析了战争中各自起的作用。
在美国，周有光除了办理银行和贸易业务之外，就是“去研究他们银行业务的方法，新的方法、新的设备，研究哪些我们可以学，来改革上海以及中国新华银行的经营方法”。除了学习银行业务，他还徜徉于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广泛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还通过和在美亲戚朋友的接触，了解美国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
这时的周有光，在学识和经验上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几经磨难又给他带来了深刻的人生历练，这时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美国社会，自然会有不同凡响的认识。参观了美国的军工厂，他意识到“美国的军火生产是依靠民间的工厂，民间平时不生产军火，一到打仗呢许多工厂就变成生产军火的工厂，所以他们平时的军火工业是非常小，甚至于可以说是没有军火工业，一打仗呢全国都是军火工业，所以他们的战争力量很强，就是这个道理”，美国的工业之所以发达，是由于“工厂的生命在研究所而不在车间”；在美国坐火车，他意识到，“美国的铁路系统是那么发达，由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小公司建筑的，可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好的不得了。这个联系的方法是一种管理方法，这个大规模的管理制度，运行是非常和谐，因为这个相互的衔接，整个铁路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有机体，但是它的所有权是分散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小的资本集团里面。这是一门管理科学”；他还观察到，“美国人的工作方法是了不起的，他创造财富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办公效率。这个办公是政府的办公、商业的办公、工业的办公都一样。这个时间是分秒必争，这种办公的方式我到了美国才学到，我觉得这是学到的重要的东西之一”。1947年，周有光又受命到英国工作。在英国，他还比较深入的了解了英国的两党和议会制度、英国的国有企业情况。
更重要的是，周有光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了解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运行规律，就是符合人性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规律。一切顺应人性和自然的发展，就是健康正常的发展。换言之，要取得发展和进步，就不能限制人的思想和自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获得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建立这样的社会，首先要有充分的宽恕和包容。因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首先是人的自身意识的健全、更新和进步。这一个基本的观点和立场，始终贯穿了周有光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
1949年，周有光经香港回到了新中国，他的一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历史开始了，周有光作为银行家的经历也结束了。15年的银行家生涯，在周有光的一生中并不算长，甚至在今天也很少被人提起。但是，这15年，是周有光结束学业迈入社会的第一段历程，他的许多重要思想的立场就形成于这个时期；这15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既风云诡谲又波澜壮阔、既鱼龙混杂又生气蓬勃的时代，这个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中国，也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周有光。
周有光85岁以后的思想成果，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中国模式、东西方文明等，都能从这个时期的周有光身上找到思想的起源。
高林，自由撰稿人，现为某国有商业银行研究人员。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周有光，思想要追溯到银行家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