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背着书包耍流氓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size=13.63636302948px]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撰稿人叶芳为凤凰文化回顾了周有光的一生，[size=13.63636302948px]期望更多的人去阅读周有光先生的著作，因为那里可以发现的真知灼见远远多于人们的传说。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周有光
高处不胜寒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保持心灵睿智最为长久的学者，每年有更多的报道在他生日前后出现，就像一种习惯性反应，多半匆匆一掠，难以深入。因为他是“名人”，有很多光环，而且如此长寿，自然会吸引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唯有非常理性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异于常人之长寿，或如寂寞花开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就如周有光先生认可的学生、北大教授苏培成先生所说，与周有光先生同时代的人大多已经故去，与他曾经一起工作并且相互了解的人也越来越少。前几年还相谈甚欢、称得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多已体弱多病，出门不易，谁解个中寂寞？谁能真正理解周有光先生所思考和探求的一切？对于周老经历的大时代，出生于1949年以后的人，也只能通过想象还原周有光先生与他同一代人交流的胜景。
所幸，就在2013年，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同意将周有光先生在1996和1997年间口述录音带记下的文字用于出版，这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在周有光先生109岁生日前夕问世，使得再现周有光先生的百年人生有了比较可靠的资料。
有救国抱负，但保持政治上的疏离感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很早他就与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受到五四运动中科学和民主思潮的熏染。周有光先生自己说，17岁他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振兴中华已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为迫切的诉求。优秀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时代大潮所裹挟，一定程度上投身革命成为学生中的时尚。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两年书的周有光虽然不是最冲动的学生，但也因五卅运动离开这所颇负盛名的学校，转入光华大学。到他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常常在赞美圣约翰大学的教育体系的同时，非常理解圣约翰大学的外国教师为什么反对这些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冲出校门：无论如何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
但是，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周有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同样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着。以至于大学毕业，已经有了待遇不错的工作，有了一点余钱养家糊口，且刚与张允和结婚，周有光就与新婚妻子东渡日本。日本著名的左派教授河上肇把《资本论》翻译成了日文，成为最早影响日本及中国留学生的学者，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周有光一心想要报考河上肇任教的京都大学。
在那个时代，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意味着更深入地参与了那段大历史，转向“左翼”也就意味着介入了一个更为广泛而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圈子。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看上去，他对各种党派的印象，远不如对身边的朋友所从事工作的正当性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更像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同时从事着另一份非常专业的工作。
抗战时期，是周有光先生精神极为振奋，投入精力最多的几年。1937年周有光先生带着全家离开上海，经过长沙、成都，最后到达重庆。这一时期，他主要为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农本局工作，“因为跟日本人打仗，要有后方经济的支持”。抗战前夕，鉴于“复兴农村工作”和“加强农业金融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农本局，在以重庆为大本营的抗战后方起到了流通农村资金、调整农产运销、支撑后方经济的巨大作用。按照周有光先生的描述，就是要尽快解决从东南沿海转移到重庆几十万人的吃穿问题。
后来周有光先生儿子周晓平回忆，说那个时期爸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很“神气”，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周晓平去他办公室也体会到了那种气氛，觉得他爸爸像一个镇定自若、意志坚定的指挥官，指挥着无形中的千军万马。
在重庆，周有光先生见证了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有一次周有光去打网球，赛后方知对方就是蒋经国。而蒋介石那时经常出现在重庆街头，有一次年幼的周晓平遇到蒋介石，模仿他看到过的镜头对蒋行军礼，蒋介石停下来摸摸周晓平的头夸奖了他几句。
那个时期周恩来很有影响力，在当时重庆的知识分子中声望很高，周有光先生是经常与周恩来见面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不仅包括工商、银行业人士中的杰出人士如何濂、蔡承新等，也包括许多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仁人志士，如许涤新、徐特立、沙千里等等。显然，周有光是深受革命者影响的，他在感情上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支持在未来十多年里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革命运动。
但是，在行动上他却与许多革命者很不相同，他似乎始终关心的不是观念本身，而是一种更为实际层面的工作或研究。抗战期间，在长沙，他与徐特立见面，两人谈的很投机的话题是文字改革，他们都对拉丁化运动很感兴趣，而徐特立告诉周有光，他在延安已经开展这样的实验，但有阻力。他们同样关心如何更快地将文字教给大众，普及教育并开发民智。
这一时期的周有光，主要工作还是金融服务，但对文字发展及研究方面的兴趣已经很大，不然他不会将与徐特立谈论的这个话题专门记录在他60年以后的口述中。他的业余爱好，与政治并无直接关联，但其中政治潮流中折射出来的革新精神十分符合他本人的兴趣，同时这种革新精神与社会大变革前夕的思潮息息相通。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借助这种兴趣爱好，周有光此后与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这是否意味着在直觉上，周有光在政治活动的最终分界处始终将止步不前？或者某种吸引他的政治理论，如果不与具体可见、并能积极促进社会进步的实践发生密切联系，他会自动避让？               
从美国回国时的矛盾及度量
1949年以前，周有光主要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在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的这段时间，他享受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美国的进步与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晚年，他对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之自由和免于恐惧之自由仍念念不忘。
他的口述里记录下来的在美国三年左右的生活内容，很多方面与文字学有关。例如那个时候，他就想利用Gregg速记原理发明一套“能记录四种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厦门话”的速记符号。这些与文字改革有关的研究，一直是周有光先生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业余娱乐活动”，他的口述提到与这一爱好相关的细节比比皆是，这些爱好将伴随他一辈子的工作与生活。
周有光晚年说，有两个原因促使他很快回国，一是母亲不可能去美国生活，二是认为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对中国最有价值的工作。最初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很快回到中国。1948年，在赴伦敦的游轮上，他经历了一番认真的思索，得出了上述结论，加上他的中国朋友如老舍、罗常培、刘良模、杨刚、刘尊棋、丘唐等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成回国，就使他下了回国的决心。周有光回忆说“很多人认为回到中国，就可以对政治、经济、文化发挥作用，而留在美国相对来说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却不能兼济天下，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深深引以为遗憾的。几乎所有周有光接触过的知识分子都相信，共产党必然将掌握政权，此后中国就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那时将需要大批人才。
回国之前，周有光游历了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看到整个欧洲都变得左倾。在意大利，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共产党不久就有可能执掌政权。他在回忆中说道：“当时不仅中国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欧洲也是非常明显地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自己应该站在政治的哪一方面。”
1949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思索与游历，周有光最大的热情仍在于报效祖国。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了香港，等待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持久的变革到来。
即便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选择的时候，周有光也没有忘记满足自己的控制不住的爱好。在1997年的口述中，周有光详细记叙了他在游览大英博物馆时对“罗塞塔碑”等古代埃及文字的迷恋，以及他在卢浮宫对拉丁文及此后欧洲语言文字演变的兴趣。他尽其所能买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出版物，但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此后一个时期内，这是他用于世界文字发展史研究的唯一可以凭借的外国资料。1948至1949年的游历丰富了周有光观察西方世界的知识，也形成了他在混乱世界中冷静和多角度观察事物的视角，尽管此后他并没有太多公开表露他独立思考的想法。但自此，周有光对世界的看法转变为世界性的、多角度的，而不仅仅从中国角度出发。这与他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直至退休回家后关注的重点是一致的，是长期内在思考和严格逻辑论证后的必然结果。
在动荡不安的年月里，知识分子还能有所作为吗？
回到上海的周有光进入自己的老本行，就是研究经济工作。但随之很快发现这些经济研究机构已经形同虚设，不断的运动不仅让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更大的精神危机潜伏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背后。周有光所在的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一位副处长在紧张的局势中跳楼自杀，更让他感到运动的严酷和无情。即使不做对抗也像是在束手待毙，但周有光还不能去否认运动的正当性，他承认当时他还是拥护这些运动的。
不过经历“三反五反”斗争后，经济领域一片哀鸿，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已不可能进行，僵硬的计划经济只与苏联挂钩。周有光的兴趣由此更多转向拉丁化文字运动，这个领域一直由共产党人为主导，瞿秋白、徐特立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拉丁化运动的坚定倡导者。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对于文字改革就产生了两种有影响的方案——“国罗”和“北拉”。从学术上说国罗更成熟。而北拉是从苏联舶来，受左翼的支持，和政治结合更为紧密，但在民众推行中已经有成果。1954年文改会成立后，研制拼音方案，在国内的“国罗”和“北拉”有影响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一工作由吴玉章这样的党的骨干直接领导。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实际上周有光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建立一个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个时候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有趣的是，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似乎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最终同意让罗马字母成为汉语拼音方案中的成功的拼音字母的最终选择。
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人曾经暗示，周有光对政治运动具有的免疫力可能来自他的胆小谨慎。但这并不是一个很站得住脚的理由，对于周有光漫长的一生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无所事事。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头脑处于停滞状态，但又不喜欢做徒劳无益的事情。这时，他找到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他的业余加之专业精神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周有光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他利用在国外时并不长久但很有效的文字研究资料的收集，加上他对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研究，发挥了自己在语言文字研究和实用性方面的特长，在政治窒息的时代找到了不仅有利于生存、更有利工作的空间。
幽默感、随遇而安使他免于在非常时期陨落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他不得不将眼光投注于他并不很熟悉的农村——极其贫穷的西北荒漠。不过，在他的记忆中，这段历史留下的故事一点不少，还很有趣。生活的贫乏对周有光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是饮食而不是精神。他的口述中叙述的总是吃烂白菜的故事，表现的是饥饿年代的节俭，极为荒诞却很有戏剧感。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粗糙的食物让他期望获得坚硬的牙签，于是他研究沙漠中芨芨草的用途——这是一种坚韧程度出奇好的野草。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不过最好玩的还是宁夏栖息在湿地中成群结队的大雁，它们并不在乎飞翔时身影下的干校人群，一起落下粪便如暴风疾雨；在夜晚它们的哨兵如此警觉，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发出的叫声像滚滚的雷声惊天动地。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但这是一个有效的过滤机制，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幽默固然是他的天性，也是他在如此漫长而动荡的年代得以自我保存的良方。我猜想，这也是周有光先生长寿的一个最易解释的原因。即使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也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
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暂时休息。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幽默感大大延续了他的智力活动。1971年以后，干校紧张空气有所缓和，周有光又开始了他的文字学研究，或者作为一种娱乐或智力训练的方式——他利用《新华字典》对汉字进行检拆，分析“‘字’里面有多少个‘文’，”“经过这样的分析，就能知道平时用的《新华字典》7000多个字中的基本符号、基本部件有多少个。”所以“如果认了这1000多个基本符号，就比较容易认那6000多个字，不过读音不行。”回到北京后，他把这个材料进行了整理，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叫《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后来，他研究正词法，正词法的目的是将汉语从以字为单位逐渐过渡到以词为单位，这一方法不仅在拼音的使用上可以有效分割句子中引起歧义的字词关系，还可以让外国人掌握汉字的效率提升。但遗憾的是，正词法最终没有像汉语拼音一样作为一种标准的语言文字规范加以颁布。
但汉语拼音最终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标志着这一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以后汉语使用的标准化提供了一种国际上确认的读音标准，也为混乱不堪的不同文字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清晰的表音标准。
语文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
一般人容易理解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功，以此敬仰这位年事已高的学者，这并没有错。但周老自己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这个拼音方案是许多人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夸大自己的工作成果，也不喜欢“汉语拼音之父”这个含糊不清的赞誉。但他对这个方案的用心，是在具体而微的细节研究和制定上，这个方案的成功更多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鉴别其中合理及最为有效的成分加以运用。
从拼音文字研究和对世界文字发展史的探索，使周有光考察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角度也在不断深化。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正词法的使用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研究不脱离社会，更不孤芳自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令人惊叹的是阐述这些思想成果的文字是如此精湛，称之为隽句格言毫不为过，因此反过来又有很多人忽视了他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作品，更多阅读的是他80多岁以后的作品，当读者读以下文字时，确实很容易被迷住：
我们现在处于文明的“双文化”——国际现代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互容互补的时代。正是传统文明的精华的相互流通，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产生了没有地区差别的世界性文明。
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认可，还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另一种是统治集团的开明程度。
如果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就不能分什么阶级性，也不能分中、外、东、西。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应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而福利制度是资本腹内的社会主义。资本养护福利，经济就兴。福利销蚀资本，经济就衰。
20世纪是一个光明的世纪，但是又很黑暗。20世纪是一个智慧的世纪，但是又很愚昧。遗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
我们有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就是扩大视野。扩大视野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要改为从世界看世界。
做一个地球村的新村民，需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
对未来，如何持有信心
2013年资中筠先生和周有光先生见面，并作深谈。事后周有光先生说资中筠过于悲观。这是许多人都深切体会到的近乎绝望的感受。对于他所深爱的国家的前途，周有光先生抱着乐观以待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也终将回归到世界主流中去。至于多久，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世界公民，你看到和认同的将不再被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
抵御内心的失望、不良反应既是长寿之道，也是听命于自然。如果一个人长寿，自然将看到更多死亡和不幸。就在他刚刚度过109岁生日以后，不期而遇的痛苦还是在无法料及的时刻袭击了他，许多人为此忧心忡忡。
在承受了最沉重的压力之时，周老告诉他的至亲，他需要安静地呆在家里，不想有更多干扰。他说：我对别人说我很健康，但我要对你们说实话，我已经体弱多病。的确，如果他能保持内心的澄明，就需要避免因现实纠结带来的疲惫感。
这些年我经常光临周有光先生的小屋，听他讲故事、谈论他感兴趣的问题。现在去的时候，也会遇到他正在打瞌睡。毕竟是进入110岁高龄的人了，而且腰椎的弯曲造成的伤痛使得他睡眠并不规律，他比以往需要更多的安宁和休息。大多数时间里，由于保姆事先通知周老，他会要求保姆在约定时间里扶他坐好，戴上助听器，然后坐在小沙发上等着来客。如果他开心，眼睛自然像一轮弯弯的月亮一样迷人。
因为出版他最后一部完全未发表的作品《逝年如水——我的百年口述》，2014年前后我还是请教过周老许多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这部作品并不完全满意，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1997年迄今已经17年过去了，期间失去了周有光自己可以亲自修改的最好时机。其次，就纯粹的记录文本而言，显然需要一些作者自己进一步澄清、补充或调整的地方，但他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工作。因此他告诉我，他提倡“出错主义”，让读者的批评指正有可能校正与事实有出入的部分，这是他的愿望。
周有光先生是一个极其谦虚、平和的人，这也是他过人的地方。今年1月，他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回应外界认为他很有成就的看法，他再三坚持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对扫除文盲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强调，100多年前就有人在做拼音方案的研究，这是许多人的工作。如果谈到理想，他始终如一，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
当看望他的人说是他的粉丝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把粉丝都吃进肚子里了。有一次当话题再次绕回涉及到他个人问题时，他打断说：我们还是谈谈世界吧，个人的事情微不足道。
每次看望周老，最难的是离开这个小屋的时刻。无论你怎么祈愿，你还是发现年复一年时光留下的刻痕。我们知道他已经难以独自行动，这意味着他坐着或躺着的时间将可能延长。但你似乎已经熟悉他的一颦一笑，习惯他告别时双手合一的作揖动作。走出房门后回首，看到他微微向前的侧影，这个场景已经固定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成长于1949年以后的几代人，真的能够穿越时空，把握周有光先生这一辈人，还有比他年轻但也已经是80开外的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真髓吗？是不是我们终将停留在肤浅、无知和冷漠的时代，难以承继一代又一代人最珍贵的思想财富，包括他们独特的经历、思考、反省，从而羞愧于自称是他们的后代呢？
我希望彻底打消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与他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精神高度的，更包含对一个世纪回眸时的诸多陌生印记。但我们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智慧高度。周有光离我们很近，又很遥远。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还是一个始终没有停止思想的老人。当我们试图通过他的故事回溯往事、究其成因时，我们面对的却是重重历史帷幕，直到他的《逝年如水》发表。虽然有诸多遗憾存在，这本书仍不失为一个大历史的重要例证，这使得让我们有可能完成一次漫长的旅途跋涉，看到遥远的过去那一张张或近或远的生动脸孔。
我期望更多的人去阅读周有光先生的著作，那里可以发现的真知灼见远远多于人们的传说。
叶芳，1981年初从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时间从事的工作都与书有关。近年来与周有光一家关系密切。2013年策划及参与编辑《周有光文集》；2015年1月策划并编辑了周有光先生《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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