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逝世，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

丢掉梦想的狐狸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逝世，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教授
据《纽约时报》消息，齐格蒙·鲍曼教授于格林威治时间1月9日在位于英国里兹郡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1岁。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逝世，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

纽约时报推送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之一，是当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鲍曼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就是在这个时期，鲍曼开始攻读社会学的学位，师从波兰当时的知名学者奥索夫斯基和霍施菲尔德。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消职务他于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6年，鲍曼担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 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 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代表作有《流动的现代性》（Bauman，2000）、 《共同体》（Bauman，2001a）、《个体化的社会》（Bauman，2001b）、《被围困的社会》（Bauman，2002） 和《流动的爱》（Bauman，2003）、《虚度的光阴》（Bauman，2004）。
丹尼斯·史密斯在《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一书中这样介绍他：没有哪位杰出的当代思想家像齐格蒙特·鲍曼那样经历过如此多重的思想转型。鲍曼对后现代的生存状态和后现性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对他来说，现代性是一个陷阱，后现代性又是一个雷区，作为前者的批判者和后现代的预言家，他揭示了我们和一道处于的困境——我们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呢？
以下为鲍曼教授重要著作的中译本：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逝世，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

《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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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消费、新穷人》
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做穷人，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如何”投射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
当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穷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
鲍曼在本书中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现代社会的转变，福利状况的影响和穷人被社会化生产以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径，并提及穷人与贫穷可能的未来。他勾勒出在当代穷人的故事里被忽视、过度解读和被隐藏的部分，并试图回答：贫穷能够用普遍公认的方法来对抗和征服吗？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逝世，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

《被围困的社会》
这部由当今最富独创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书写的非凡著作，试图寻求这种转型的轨迹，并试图评估它给普通个体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后果。书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探讨新的全球性舞台：由于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人们已找不到外部的、隐蔽的空间去逃避和躲藏，过去的领土战争让位给了新型的“侦察战”。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由生活政治掌控大局并繁荣起来的背景。鲍曼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径将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性差异重铸为人类团结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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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前使用颇多的一个词。作者从全球经济创造在外地主的方式入手，详尽剖析了全球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甚至我们的时空概念有联合，又有分化，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筑起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全球化带来的不是我们预期的混合文化，而是一个日益趋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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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
“共同体”这个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
然而，“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
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体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令人渴望的东西，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获得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解决，但我们可以对存在的机遇和危险作出评估，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在本书中，齐格蒙特·鲍曼评估了上述的机遇和危险，并以其与众不同和充满睿智的方式，提出了重新评估的概念，这正成为当前关于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的争论的核心概念。
齐格蒙特·鲍曼是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的荣誉退休社会学教授，当代著名思想家。
本书内容有：坦塔罗斯的痛苦；重新植根被根除之物；分离的时代，或第二种型式的伟大转变；成功者的脱离；共同体主义的两个渊源；承认权和再分配权；从平等到多元文化主义；结果：隔离区；多种文化，一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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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与阐释者》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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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政治》
《寻找政治》是鲍曼199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鲍曼着重探讨了政治领域中的“后现代”现象及其动因。他认为作为政治之传统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已无力将自由的必然后果——不确定、不可靠与不安全——囊括于自身秩序之中，自由与安全（可靠、确定）之间的悖论，到了后现代时期，几乎悉数要由个体自身来承担。民族国家及其公民以及知识分子，成为地方性的，论为资本帝国的权利附庸。通过对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间关系的讨论，鲍曼试图探索当今人类所处世界与人类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指出将个人问题纳入公共领域这一转换将是政治学获得重要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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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之思》
在《社会学之思》中，鲍曼将主要理论家的贡献和对社会学重要概念的介绍编织在一起，以其新鲜而有穿透力的视角一一解读生活话题，从而帮助人们重新理解与他人的交往经验，并启发人们思考，而这也正是社会学的最大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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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生命》
现代化的一个未可避免的后果是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即对废弃的生命、移民和难民等多余人口的制造，这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的副作用。全球所有地区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寻求对于地区性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性解决方法。“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人类废品”的产生有增无减，而地球上能够容纳这些人口的“废弃品处理站”却在迅速减少。鲍曼的这本书揭示了这一危机对于我们当代文化和政治以及个人生活和民族命运的的深刻影响，指出政府通过把难民、移民、寻求避难者与恐怖分子之间做出联系，激起大众对于小规模犯罪的厌恶和恐惧，从而引开公众对于政府无法解决也无意干涉的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进而显示其实力，巩固其政权。人类废弃物成为一个合适的标靶，被部落战争、大屠杀、监狱及难民营消除和吸收，丧失了社会存在所依赖的一切标识。本书还表明，人类废弃物的产生和处理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永恒、时间、生活方式、美、人际关系等等文化要素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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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矛盾性》
本书以发人深思的崭新视角论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许诺为人类生活带来只有理性才能够提供的那种清晰性和透明性。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愈来变的偶然性。以及各种选择、身份和生活筹划的无可挽救的矛盾性。现代性的许诺为何没实现?作者认为。答案在于许诺本身。在于所有试图履行这一许诺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损毁性。正是在后现代时代。现代性筹划的自我损毁性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后现代时代就是与矛盾性和解的时代。就是学会如何在不可救药地充满矛盾的世界上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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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践的文化》
本书处理的是近15年来困扰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问题：文化。鲍曼将文化的意义进行分类，把作为概念的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和作为实践的文化区分开来。对于鲍曼来说，文化是人类互动的一个活泼的、变动不居的方面，它必须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整体部分来被理解和被研究。 鲍曼认为，文化是内在矛盾的。因此，文化既是失序的动力，也是秩序的工具；既是老化的因素，也是不朽的条件；既是创造性的温床，同时也是规范法则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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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这部关于流动的现代性的杰作已经改变了我们思考当今世界的方式。在《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中，他探究了为当代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的不确定性，并为读者理解其阐发于此前作品中的流动的现代生活的观点，提供了简短的导言。《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深入考察了后现代生活，揭示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重要社会变化与哲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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