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国家公务员

近日，伴随着作家卫慧发布的视频，与“文青”“灵修”相关的话题开始被人们广泛讨论。而王菲、赵薇等文艺工作者，作为较早参与“灵修”的“前辈”，一时也纷纷躺枪。他们供养活佛，参与放生，结交“特异功能大师”王林，跟着李一道长修炼辟谷术，这一系列行为也被斥之为“愚昧”。现在活跃于网络上的这代人，从小接触的教育即是“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在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的闹剧之后，人们更是谈“灵修”而色变，灵性、修行等许多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纷纷被归为“迷信”，站到了“科学”的对立面。

“灵修”当然不是今人的发明创造。传说明朝大儒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曾在军中炼气，夜半长啸，三军皆惊。全能型文艺青年王阳明通过内修炼气的方式，可以发出巨大的声响，这种特异功能便不是现代科学能够解释的；至于王阳明之后的儒者，亦多采取类似的灵修方式，泰州学派更是教导学员们“七日闭关”，进行静坐修炼。

比王阳明晚一些的著名文艺青年金圣叹，也是灵修爱好者。与大儒们喜好的闭关静坐不同，擅长文艺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金圣叹更追求直接的“通灵”。金圣叹私设乩坛，亲自担任乩手，通灵降笔，在沙盘上写下种种“神谕”。传说金圣叹自少年起即修习此术，当了大半辈子灵媒，在这一方面造诣颇深，扶乩出的诗词语句文采斐然，江南文人一时趋之若鹜，共同借助乩笔与沙盘，追寻通灵之术，争相成为“乩友”。据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的考证，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也曾邀请金圣叹到自己家中设坛起乩。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扶乩

或许人们会说，古人不懂科学，沉迷于静坐、炼气、通灵、扶乩之种种，实属此情有可原。然而，及至近代西方科学大范围传入之后，知识分子们依旧未改变他们在灵性世界的探索，最著名者如民国超级文艺青年李叔同，中年时跑到寺院中闭关，尝试“断食”法，最长时曾断食十七日，感到“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之后剃度，出家为僧。按照当下网民们的看法，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人生轨迹也应该与卫慧为同一模板，都是往日的“新新人类”，摇身一变成为“精神导师”了。然而如果由此对李叔同冷嘲热讽，则未免显得有些无知。近代文人多喜探求灵性世界，本文兹举几例，我们可从中看出老一辈“文青”们对灵修的多样性追求。

清末民国的苏北文人印水心（1883—1968），生于盐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是较早接触西方先进科技与知识的一批人，毕业后留校任教。宣统元年他来到上海，先后任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校理和《神州日报》、《民权报》、《新闻报》主笔及广学会编辑，兼东吴、沪江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讲师，历届中央高等考试典委会委员。他学贯中西，熟悉西方理论，曾翻译《大英议院考》《中国革命之政治观》等二十余种外文书；又校勘出版过一百二十余种书籍，其中著名的有为谭嗣同编纂的《谭浏阳集》，康有为对其极为赞赏。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居中者为印水心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印水心所编写的教材

印水心极力推崇西方的先进科学及新观念，民国之后，他反对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私塾教育，为新式学校亲自编著地理与历史教材，介绍新知。但与此同时，印水心也一直醉心于灵修事业。印氏自号“那罗延窟弘道老人”，这或许是向往《华严经》中描述的“菩萨聚居”的那罗延窟，抑或是心慕明代高僧憨山德清在那罗延窟结庐隐修坐禅的经历，印水心也曾结庐静修，诵经念佛。

彼时苏北与上海之间来往密切，印水心也时常返乡。印氏的同乡好友是名噪一时的同善社的重要人物，该社主要传授一种静坐方法，称为“坐功”，需要每日早晚“守窍运气”，据说长期习练可以祛病延年，在民国初年风靡海内外，印氏亦在好友的介绍下入社修习。此外，印水心也如金圣叹一样，对扶乩通灵保持高度兴趣。彼时印水心已到上海参加出版工作，在出版业同行友人俞复的介绍下，至盛德坛参与扶乩。这盛德坛的创办者也并非等闲之辈，该坛在民国六年由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和印刷厂厂长俞复创办，参与者皆为当时沪上的知识分子与文人墨客，“文青”们组建“灵学会”，每周聚在一起，请神降笔扶乩，并借此探讨神秘学、灵修等诸方面问题，成果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在会刊《灵学丛志》上。彼时灵学会的文艺青年们也遭到诸多批判，《新青年》的作者们如鲁迅、陈大齐等人，皆对灵学会口诛笔伐；佛教高僧印光法师更是将灵学会斥之为“胡说八道……疑误众生”的迷信异端。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灵学丛志》

参禅、念佛、扶乩、静坐，文艺青年印水心的灵修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不过若与后面这位民国闻人相比，则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王一亭（1867—1938），湖州吴兴人，生于上海周浦，是清末民国时期海上著名的书画家，早年曾任商务买办，入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上海商界名人。抛开他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海派艺术家等种种头衔，王一亭还热心于慈善事业，可称得上是“民国慈善第一人”，至于其慈善活动，则和他的个人灵修生活息息相关。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王一亭画作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王一亭并非不了解现代科学，他早年曾任日清公司总代理，后涉足电器行业，这在当时绝对可算作是高科技产业。爱因斯坦夫妇来华时，王一亭曾在家中设宴款待，席间与爱因斯坦相谈甚欢。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爱因斯坦与王一亭在其住宅梓园中合影。前排中间为爱因斯坦，右二为王一亭，右一为于右任。

王一亭是广为人知的佛教大居士，他曾担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连续多年被推选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曾设立佛学图书馆等，创办上海佛学书局。王一亭在佛门中的法名为“觉器”，然而这一法名却并非其皈依某位高僧时所得，而是来自于一次扶乩经历。民国高僧太虚大师在为王一亭立传时写道：“上海有组设中国济生会者，以所谓济公活佛主坛扶乩，颇施医药及推行赈灾等慈善事业，长者（王一亭）亦于坛皈依济佛，法号觉器，由是称佛弟子。而济生会推长者为会长，每年筹赈南北灾难，恒集资数十万数百万元。而长者遂为上海乃至全国慈善家之巨擘。沪上之各善堂与诸慈济事业，鲜有不藉长者以为之号召者”。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王一亭与太虚大师合影，前排中者为太虚大师，太虚左手后方为王一亭。

王一亭皈依的“济佛”即指济公，在佛教众多佛菩萨中，济公深受灵修爱好者们的喜爱。根据王见川先生考证，济生会脱胎于清末杭州地区的扶乩组织，这类组织在上海成立“觉云轩”，扶乩时乩手通灵请济公降笔，此为济生会之前身。王一亭及济生会的种种慈善赈济活动，皆与济公扶乩息息相关，每次组织救灾捐款时，都由济公降谕指示赈济任务和各个会员的捐款额度，即为神谕，会员们莫敢不从，于是纷纷积极踊跃地投身到捐款救灾当中，赈济效率由此大为提高。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王一亭由此紧急募得白米六千担、面粉二千多包以及药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急速运往日本，竟成为最早抵达的外国救援船，日本人称其为“王菩萨”。由此，扶乩一类的灵修活动成为了济生会慈善赈济的“精神指导”，济生会在各地的分会中也均设立了乩坛。

在佛教居士身份之外，王一亭同时也曾修炼道教全真龙门派功夫，彼时湖州金盖山为江南地区的全真道重镇，有内丹大师闵一得传下来的一套“方便法门”。王一亭虽为佛教居士，却也曾于金盖山入道，成为龙门派第十五代弟子，并按照龙门派“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的字辈顺序，取法名“本真”。今日的文艺青年们，若论艺术水平，怕是与王一亭相去甚远，即便单论灵性世界，恐怕也远远比不上王一亭这类亦佛亦道，兼能请神降笔的超级灵修爱好者。

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王一亭在金盖山嗣龙门宗坛的留影

相比于灵学会在社会上屡遭知识分子和传统佛教界抨击，王一亭和济生会的口碑则好得多。进步青年们未曾对济生会大加挞伐，国民政府也对王一亭颇为倚重，高僧们纷纷为其树碑立传，除却前文中太虚大师为王一亭所写的传记之外，印光法师也曾为济生会撰写纪念碑碑文，祝愿传统佛教界可以和济生会在赈济和推广素食方面“同心戮力”。此二组织皆尚通灵扶乩之术，却遭遇不一样的待遇，恐怕正是由于灵学会整日以谈论鬼神为业，而济生会则专注于救济苍生的区别所致。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各类超自然现象，慈善毕竟是惠及大众之事，而如何灵修仅仅是个人选择，既没必要整日拿出来高谈阔论，大众也不会视之为洪水猛兽。今日的“文青”们，若能明白这一点，或许也能少遭一些争议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