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豆瓣的生死存亡之争

丢掉梦想的狐狸

导语：这两天，从不沉寂的豆瓣更加喧嚣了。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发表文章《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豆瓣、猫眼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电影产业》，矛头直指豆瓣、猫眼对《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打出的低分差评。接着传出豆瓣和猫眼被电影局约谈、猫眼关闭专业评分的新闻。随后，网络上掀起一阵保卫豆瓣的舆论热潮，并将话题延伸到批评自由与言论管控的领域。尽管很快《人民日报》评论公号发表了《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的文章，电影局局长也在朋友圈辟谣未与豆瓣有过任何接触，然而这场论争依然暴露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问题，值得思索。评论人羽戈认为，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这场略有错位的纷争，而恐惧的前提，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公众不仅是恐惧的结果，还是恐惧的源头，相比基于压迫的恐惧，基于想象的恐惧，更能摧残人心。同时，权力对商业与文化的干涉，不是取决于后者的弹性，而是取决于前者的属性，处于泛政治化的环境中，一直以远离政治为生存策略的豆瓣终究无法完全逃脱政治。

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豆瓣的生死存亡之争

“豆瓣，挺住”“必须保卫豆瓣”的源头，却是一团乱麻。
2016年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发表文章《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作者郝杰梅。当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豆瓣、猫眼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电影产业》，作者曾凯。从内容上看，曾文疑似郝文的节选，略有改动。以二文开头为例：
正在全国上映的贺岁档三部主打影片《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都在遭遇巨大的舆论风波。先是《长城》上映后，微博大号“亵渎电影”践踏评论底线，发布“张艺谋已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引发口诛笔伐；后有豆瓣为《摆渡人》恶意刷一星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实话实说，这三部电影确实没有获得压倒性的好评，或者说与广大观众的热切期待还有着一定的差距。本来，作为文化创意产品，所有进入市场的影片都是有风险的。创作者就是要通过电影产品在市场上的检验和在观众中的口碑，来不断调整接下来的创作，由此形成不断向好的良性循环。但是个别大V、公众号为博眼球、圈粉丝、流量变现等目的，发布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大大破坏了所有电影从业者的生态环境。（郝文）
正在全国上映的贺岁档3部国产影片《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都正面临巨大的舆论风波。先是《长城》上映后，微博大号“亵渎电影”践踏评论底线，发布“张艺谋已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引发口诛笔伐；后有豆瓣为《摆渡人》恶意刷一星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虽然这些影片确实在艺术质量上尚存缺陷，但不可忽视的是，个别大V、公众号为博眼球、圈粉丝、流量变现等目的，发布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破坏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曾文）
这两篇文章，显然不是一些媒体所声称的转载关系。按规矩，转载作品，经作者同意，可删改内容，可重拟标题，不过必须保留作者姓名，并标示出处，假如无法做到最后两点，则不可视之为转载。至于郝文与曾文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何以撞车，我无意深究，这里只需明确：对读者而言，判定曾文代表了《人民日报》的论调，豆瓣遭遇政治批判和威胁，完全合乎逻辑。
翌日，豆瓣反击。豆瓣CEO阿北撰文《豆瓣电影评分八问》，尚且局限于技术层面；公众力挺豆瓣的声音，则把这场冲突定性为政治问题。与此相应，诸如“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豆瓣”“豆瓣、猫眼已因评分过低被电影局约谈”等传闻，占据了朋友圈半壁江山（另一半则属雷洋案）。当晚，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在朋友圈辟谣，称电影局并未与豆瓣有过任何接触，并指出“创作和批评是电影的一体两面……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的电影人；而批评脱离事实，批评的作用则难以生效”，对涉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人民日报》评论公号发表文章《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作者张凡，文章摘要称“承认观众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也就要承认观众有‘打星评级’的权利，这都是一种选择”，其立论明显不同于人民日报客户端，对于二者的冲突，评论公号表示唯有它们才能代表《人民日报》。至此，有些人长出了一口气。
这大抵便是此次纷争的来龙去脉。事后来看，其中的确有些误会。然而恰恰是误会，比起那些确凿的事实，更加耐人寻味。譬如郝文与曾文撞车，只怕背后大有玄机；再如，判定曾文代表了《人民日报》，进而代表了国家意志，由此激起的恐慌与抗争，虽因剧情反转而迅速消弭，却充分呈现了公众的政治观与政治心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观与政治心理呢？从其对《人民日报》的态度和情感可见一斑。话说吾国有一门学问，即擅长从会议报告、领导讲话、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媒介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掘权力者的微言大义，其中一个标点符号的错位，都可能暗藏一场山呼海啸的政治斗争，一次皱眉或一声咳嗽，都可能引发一轮震天动地的政治雷霆。如此大学问，不知该归之于新闻学呢，还是政治学？无论如何，其结果已经注定：一面是媒介的神圣化，一面是权力的神秘化。
在权力神秘化的背景之下，媒介神圣化，迎来的不是敬重，而是恐惧与恐慌。譬如这次对豆瓣评分机制的质疑，如果人民日报客户端不曾介入，单单由《中国电影报》刊文批判，还能导致群情鼎沸、举国热议么？对此，熊培云先生归结为“《人民日报》恐惧症”。
恐惧的前提，则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如果压根不拿它们当回事，便不会入心，遑论恐惧。这就要说到公众的政治心理。我们对于权力，从未摆正态度，有时哪怕批评，本质则是迎合，有时哪怕鄙弃，本质则是膜拜。基于此，恐惧症便有些自我制造——或者说庸人自扰——的成分。公众不仅是恐惧的结果，还是恐惧的源头。确切说来，恐惧症的生成，不仅需要权力施压，还需要公众想象，后者所发挥的力量，未必会弱于前者。相比基于压迫的恐惧，基于想象的恐惧，更能摧残人心，正如相比来自他者的恐惧，自我建构的恐惧，更为根深蒂固。明白了这一点，便可理解，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要说：“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还得注意一点，若换作月朗风清的天气，春暖花开的时节，像人民日报客户端这般批评豆瓣，社会效应还能如此激烈吗？可为佐证的是，去年夏天罗天昊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倘若不是发生在经济下行、人心浮动的情境之下，只怕难以风靡一时，甚至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未必会转载，罗天昊的自发行为，更无从与国家意志挂钩。
说回正题。我完全同意熊培云的结论：与其说是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发表文章的媒介，不如说是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这场略有错位的纷争。“害怕《人民日报》是一种病。有时候也别怪《人民日报》包括中央电视台太把自己当回事，因为我们的社会仍旧习惯恐惧，并且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个国家，希望它朝着宽阔而开放的路上走，就请遵从你内心的是非，从你不再在意那些让你恐惧的事物开始。”
再说豆瓣。虽然成功摆脱了受害者的窘境，这场纷争，于它却是一记残酷的警钟。自诞生以来，豆瓣一直以远离政治为生存策略，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它终究生在了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权力对商业与文化的干涉，不是取决于后者的弹性，而是取决于前者的属性。说到底，无论豆瓣怎么回避政治，最终依然无法完全逃脱。与豆瓣危机几乎同时落幕的雷洋案，不啻是最好的证明。
羽戈，皖北人,伪独立学者、不自由撰稿人，著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酒罢问君三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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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豆瓣的生死存亡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