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辞职都去干啥了？当老板教授比为官更自由么

你才到碗里来

原标题：【辞官之后】明星官员都去干啥了？当老板当教授会比为官更自由么？
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近日辞官引得众人关注，按理说，辞官就是辞职，但是如果这个职位是体制内的官职，且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前景颇被看好的明星官员，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
他们“毅然转身”的背影渐行渐远，但余波却仍在舆论场中泛起涟漪。新闻117梳理了近年来明星官员辞职的实例，其中既有扎根基层的县级领导干部，多为70后、80后，也有年龄较长副厅级官员，分布地区则从首都、沿海城市延伸到中西部县市级区域。他们为何辞官？辞官后又去做了什么？
海阔天空型
2016年陈行甲
陈行甲，1971年生，1992年8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共湖北省巴东县原县委书记。

官员辞职都去干啥了？当老板教授比为官更自由么

2016年12月2日中午，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篇《再见，我的巴东》告别信，宣布离任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县委书记。

官员辞职都去干啥了？当老板教授比为官更自由么

陈行甲朋友圈截图
在这篇2000字的告别信中，他写道，“我在巴东的十多万穷亲戚们，虽然不为你们直接服务了，我还会牵挂你们，还会尽力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从2011年10月到2016年11月，陈行甲在巴东县县委书记位子上干了5年。这些年，他屡上头条，从高调反腐到亲自演唱录制MV，再到3000米高空跳伞，宣传巴东旅游，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言行，让陈行甲成为巴东甚至湖北的官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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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给他带来了诸多争议，有人赞誉他“开明”，也有人指责其“作秀”，博取政治资本。
总结过去五年工作，陈行甲在告别信中坦言，“我不敢说自己不负苍生，但我敢说自己不负本心，敢说自己是个不收钱的县委书记，敢说自己已经拼尽全力。”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今年9月又刚被湖北省委定为“州级领导干部人选考察对象”。陈行甲说，“不想留给别人太多臆测的空间，我离开，是我个人的想法，与组织、他人无关。”
最新消息称，离开巴东后，陈行甲或转向农村公益。但他本人并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2014年周慧
周慧，1976年生，硕士，浙江温州平阳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2014年7月主动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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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在网上被频繁转发，38岁官居副县长，这位年轻干部的辞官之举引发热议。
对于辞官一事，当时38岁的周慧说：“辞职获批，虽然有点旷日持久，且法定程序尚未走完，不过木已成舟，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吁……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
从感言看来，周慧辞官的想法由来已久，他写道“半年多来，这个在内心里翻腾的想法，终于按照自己的设想，一点点地实现了，如同拨云见日，沐浴在春日暖阳之下。”
而辞官的原因，他只是简单解释为“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
周慧从乡镇基层做起，曾被公派至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留学，通过2009年温州市竞争性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进入副县级干部行列。
辞官之后，根据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周慧生在华侨之乡，他的家族成员基本都在国外，且家族产业资产丰厚，未来他可能会去国外经商。周慧为无党派人士。
辞官下海型
2013年匿名、陈伟才、孙雷、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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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自改革开放后的体制内下海潮之后，2010年成为一道比较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此后，新一轮辞官前往企业就职的人数开始增多，像2013年9月到11月间，就先后有三名广州明星官员辞职从商。
9月5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随后，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也被证实辞职从商，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出生的孙雷是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毕业，他在担任南沙区常务副区长期间，分管发展和改革、统计、体制创新、招商、金融、投资、经贸、外经、外贸、经济协作、保税、安全生产等工作。
1972年2月生的陈伟才是广东阳春人，曾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2008年，陈伟才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成为当时广东公安系统的唯一代表。2010年他曾提出“实行手机实名制，预防和打击手机短信诈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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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才2015年参加全国两会
目前，陈伟才仍在担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一职，不过直到今年，他的相关新闻报道仍然集中于防止电信诈骗，2016年11月，成为CCTV2016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企业领域相关新闻则较少，而董明珠也曾在公开报道中透露了“挖角”的原因是：陈伟才的品质让我动了心。
辗转创业型
2015年黄艳
黄艳，1985年生，云南大学硕士，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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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出生的黄艳是常德桃源人。2010年，她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当时，湖北宜昌市从研究生中公开招聘科级干部，黄艳参与了考试。3000人参与选拔，最终200人上岗。经过一轮轮筛选，黄艳最终到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任副局长。其主要工作是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抓好全面工作，具体从事录用调配、军转干部安置等工作。
2015年5月，这位85后美女副局长辞官的消息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出生于常德农村的黄艳辞去花了5年时间才适应的副局长职位。除开晋升渠道狭窄，收入和工作量难成正比，压力大等原因外，黄艳辞职的念头还源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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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宜昌市秭归县，黄艳走出单位大门。五年的公务员生涯结束。
“我喜欢动脑筋，很多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在公务员系统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很多事情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我一直是个执行者。我想，难道我这一生都要周而复始地执行下去吗？”黄艳说。
在黄艳看来，公务员与厨师、理发师、维修工一样，其本质属性都是一份职业，与其埋怨工作环境，不如自己走出这个圈子，她愿意当个转型的样本。“再不走，我就没有勇气和激情出来了。”
黄艳辞职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近百家企业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她被邀请到南京、武汉等多地面谈。据媒体报道，招聘方纷纷以礼相待，专车接送，甚至捧着鲜花在车站等她。
综合各方面因素后，黄艳最终选择了“环境相对单纯、对其定位较为明确”的湖南一所民办本科院校，担任该校校长助理兼人事处处长。但在该校任职3个月后，她再次“裸辞”成为一家装饰公司旗下建材公司的高管。3个月后，她第三次“裸辞”。2015年11月，她和朋友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湖南猿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定位于为在职和离职公务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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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企业信息
2013年赵光华
赵光华原为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2013年7月，他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钱，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时隔一年，他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收入从原来的3000余元、生活需要父母接济，变成了月均近2万元，在还完房贷与车贷后还能剩5000余元。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庆幸几年学到的经验。我呼吁给他们应有的待遇。他也承认，曾经的“高调辞职”，客观上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给他带来了近三分之一的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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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赵光华的微信个性签名：前著名副镇长，现准著名律师。
2010年王振耀
王振耀，1954年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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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1954年生。在民政部任职22年，官至司长，推动城市居民低保、农村基层选举等多项制度，后辞职组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民政部慈善司原司长王振耀就是直接辞官，投身慈善事业的。王振耀人生事业的下半场，始于2010年，变身后，王振耀得出一个体会——当“院长”比当“司长”还要复杂、综合得多。
他今年62岁了，要是在体制内，王振耀已经安稳退休，并享受厅局级的待遇。辞职到了北师大做公益之后，待遇没了，有病就得早上六点起来多排队，报销不完还得自费。他倒超然说：“在政府里，人在岗位时施展的作用是很大，但是离开了就不一定，换了主事者，一切都可能会变。但社会要是形成一套机制了，不会变，社会是不会退休的。”
白岩松曾在2012年为他写文章：“振耀兄辞官进校园，我是支持的。离开官场，他再无退休的可能，活到老，公益到老；更何况，他这样的人多了，在政府与公益、权力与社会、官员与公民之间，多了润滑与沟通，社会因此可以进步得更快些。”
回归淡然型
2014年陈延武
陈延武，1963年生，医学硕士，湖南省益阳市原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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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愿为良医。2014年，陈延武辞去湖南益阳市政协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厅级”光环，当起了“陈老中医”。年过半百，淡然告退。
陈延武，益阳市人，医学硕士，中医主任医师。1982年参加工作时，他的第一站在益阳一家乡镇卫生院。5年后，他考入湖南中医学院攻读中医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益阳地区卫生局。1995年开始，陈延武先后任益阳市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国医馆馆长、市中心医院副院长。2004年，陈延武任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后担任省政协委员。2009年1月，陈延武当选益阳市政协副主席，并在2012年12月获得连任。
2014年，陈延武把提前退休的年龄选择在了51岁。这位副厅级干部的提前告退，引发舆论关注。在担任该副厅级职务近6年后，陈延武否认仕途不顺，称更适合当医生，辞职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2014年底，陈延武称正在广东寻找一份医生工作。他给自己起的网名，叫做“陈老中医”。
高校学者型
2010年关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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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成华，1968年生，北京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毕业，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
选择求学，在辞职官员中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关成华的辞职可谓“一波三折”，他在北京团市委书记任上就提出了要辞职深造的请求，后又在昌平区先后担任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直到2010年，在他42岁之时，才在区委书记的任上“如愿以偿”，获准辞职奔赴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法学院进行合作研究。
“中国式当官”的好处让人“羡慕嫉妒恨”，但“妥协小我、沦为大我”的官场文化也常常让身在其中的官员们有心无力。比如琢磨得睡不着觉的人际和上下级关系，天天写文件写材料的工作内容，晋升无望的“天花板”效应，时常加班却又缺乏弹性激励的工资水平……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我们应当对辞官者以更多的包容，他们是基于个人福利待遇、升值空间、兴趣志向作出了更优化选择，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而我们更加没有必要以窥探的目光遐想所谓其背后“为官不易”的深层次原因。诚如《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所言：激发改革红利，离不开形象良好、勤勉奉公的公务员队伍。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深思熟虑后作出决定的去职者，应能在其他领域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而“中国式辞官”也应该让人们意识到，公务员队伍建设应进一步畅通流动渠道，关键还是要提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快选拔任用机制、考核评价体系的健全完善，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有序流动成为新常态，人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辞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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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流泪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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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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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唱歌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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