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语言风格一家独大会产生问题，即便是张爱玲式的

香蕉

被王德威称为“海外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的刘大任上周来到上海，他带来了新书《当下四重奏》。对于许多大陆读者来说，刘大任是一个太陌生的名字。他是1960年代初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1970年代在美国投入海外保钓运动，被台当局列入黑名单。台湾左翼文学脉络中的一位代表人物。12月9日晚，刘大任和王安忆、陈思和的对谈题目很有意味：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台湾文学。

某种语言风格一家独大会产生问题，即便是张爱玲式的

12月9日晚，陈思和（左）、刘大任（中）和王安忆（右）对谈。

对谈开始前，看到主办方用来给预留人士占座的书是舒国治、杨照等，基本占据了这些年大陆读者对于台湾文学的主流想象，不是全部，也可以算半壁江山吧。想到这场活动的主题，似乎有种微妙的反讽。对于大陆的文青来说，对于今天台湾文学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宣传颇得力的作品所界定的，也是由前两年流传甚广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所界定的。

我们错过了哪些台湾文学？刘大任、陈映真、郭松棻……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但在错过之外，或许也有一种误认。我在活动互动上搜索刘大任，发现刘大任的照片配的其实是陈映真，不禁慨叹原来左翼这一脉是如此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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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任新书《当下四重奏》

张爱玲在台湾的影响远超过鲁迅

活动中，王安忆问刘大任，怎么看胡兰成的“私塾弟子”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这一脉在台湾文学中的位置。刘大任谈着谈着谈到了张爱玲，他说：“张爱玲在台湾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几乎变成写作者的圣经，在我看来，这是台湾文学的不幸。”究其原因，刘大任认为张爱玲固然好，但其接触面远比鲁迅小得多。从刘大任对鲁迅的推崇来看，左翼的影响分明可见。

刘大任这个批评或许不仅适用于台湾，也适用于大陆。仅从读者的阅读习惯来看，在以小资为代表的文青占据文学阅读版图的今天，张爱玲在大陆的影响同样远甚于鲁迅。而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今天对于主流台湾文学的想象，张爱玲这一脉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鲁迅那一脉的左翼文学。

刘大任眼中的不幸或许在大陆的诸多读者中恰恰是幸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汉语遭到了断裂的危机。这里的想象和误读是一个极为宏大的问题，倒让我想到，学者罗岗对于海峡两岸两种文学语言的一个说法：

比之于海峡对岸，内地语言表现力更强，有血有肉，更能涵盖三教九流的众生相，更加口语化，语言禁忌更少。反观台湾，其作家的语言趣味则较内地明显典雅，措辞及行文所保持的文人化痕迹较浓较深。这两种不同的现代汉语，实即经延安改造了的“革命白话”，和未经这种改造、承续“五四”面貌的“现代白话”。

两种不同风格的汉语，孰优孰劣，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刘大任的警示提醒我们，某种形态的语言风格一家独大无疑是有问题的，是文学之不幸。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对于这种“文人化痕迹较深”的现代汉语的执迷（这种执迷从近些年木心的走红可见一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我们能否对自身的阅读经验进行反思？说得更具体一点，对于某种文学语言的偏好并不简单只是品位的问题，它也关联到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沉迷于文人化语言的读者，如何想象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去书写乡村的经验？你能想象一个作家用董桥们的典雅繁丽的语言去书写一个民工的故事吗？这是否会更进一步强化今天的都市人对于乡村的遮蔽？

王安忆：陈映真一直指引着我

提到台湾左翼文学，不可能绕过上月22日去世的陈映真。王安忆也在发言中简单提到陈映真，这应该是她在陈映真去世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陈映真。

从陈映真在大陆的接受史来看，王安忆是受他影响最深的小说家之一，或许没有之一。在那本专门记述陈映真的散文集《乌托邦诗篇》里，王安忆记录了她对于陈映真的敬重，更重要的是，她剖露了自己对于陈映真颇为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她几乎以陈映真为精神导师，而另一方面她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

两者的相遇，本身就是两岸知识分子在某种错位的历史时代的对话。1980年代，对于一个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大陆作家，王安忆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性”等论述的接受，遭遇到陈映真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的批判，历史境遇决定了王安忆会让陈映真感到失望。

时过境迁，我忍不住站起来向王安忆提问，我迫切想知道，王老师，最近这些年，这种与陈映真先生间的“隔膜”感是否依然？

王安忆说，我觉得你说的“隔膜”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应该是距离。“我觉得陈映真先生一直被很多人误解，他背后的那个第三世界的那些宏大视野过于庞大，使他会忽略一些具体的细节。他后来不写小说了，因为他认为小说无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来改造社会。鲁迅也是一样，张承志也是这样，他们后来都放弃了小说。陈映真先生一直指引着我，但我没有他那样的历史经验，没有他的知识结构，我无法变成他。”

文学批评家李云雷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王安忆对于陈映真的矛盾情感，他说“她对任何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现代性规划都持一种怀疑态度，但过于执着、认可或接受现实与现实的秩序，也使得她的小说越来越琐屑、细碎，在精神上缺乏一种超拔的力量。”

说实话，我无法认同李云雷后半句对于王安忆的评价。琐屑、细碎或许可以用来形容《长恨歌》，但无法以此来概括后来的《伤心太平洋》、《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启蒙时代》一直到《匿名》这一系列作品，王安忆试图以更宽广的视野处理中国经验，而这个视野多多少少要归功于精神导师陈映真对她的影响。诸多女性作家写作的琐屑、细碎乃至身体化，同样无法解释这些年王安忆与批判性知识界的互动。

在几天前的一个关于城乡问题的学术会议上，王安忆发言讲述了她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一个城市作家为什么要来参加一个社会学意味如此浓厚的会议？我想这就是王安忆，虽然没有像韩少功那样成为一个思想型、学者型的作家，但王安忆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思考：在文学越来越落后于现实经验的今天，当社会科学对现实的解释力远远超过文学的时候，文学还能做什么？

某种语言风格一家独大会产生问题，即便是张爱玲式的

陈映真访问台湾老作家杨逵。

刘大任：我不认为我现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当着刘大任的面，王安忆说陈映真被许多人误解了，其中包括刘大任这位陈映真的昔日战友吗？

陈映真逝世后，刘大任写了一篇题为《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纪念陈映真》的纪念文章，里头这样写道：我不知道他最后卧床的那十年里，是否还有正常的观察、分析和推理能力？他感受到人类现代文明，包括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崛起过程中，火车头一样开疆拓土所带来的效果吗？

言语之间，两人有了分道扬镳的意味。

在纪念文章里，刘大任说“我决定退出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想尽办法要拾回因参与保钓运动而失去的文学细胞。”

1975年，陈映真出狱。此后两人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刘大任留在美国，供职于联合国，他自嘲“被联合国养着嘛”，而陈映真则在社会革命的道路上一路前行，两人渐行渐远。在刘大任的叙述里，“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们之间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我问刘大任，你怎么看这些年的陈映真。刘大任没有直接回应，他说曾经通过曲折的渠道，向陈映真传递信息，想说服他回到文学创作，得到的回应是：你太灰色，太没出息了。从那以后，他知道再也不敢劝这位老友。

怎样看这两人的裂痕？刘大任在大陆出过一本散文集《纽约客随笔》，字里行间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譬如，在一篇题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文章里，他这样写道：几十年来，我们却又看见，在神圣理想名义下结合的人的组织，往往为了实际的权力和利益，最后打得头破血流；而开宗明义以利字当头形成的团体，有时却不忘做些好事，当然不过是小恩小惠。

这样的话从历史参与者之一的刘大任那里讲出来，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洞察，更不如说是某种历史废墟上的虚无主义。1994年，苏东解体刚过去三年，由革命带来的种种负面真相萦绕耳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几乎主宰了世界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刘大任带着一丝极为矛盾的笔调写道：饥寒交迫的人们一起来，便可能面临野心家的操纵利用；如果不起来，便只能在小恩小惠的布施里苟安图存。这便是人的世界。

刘大任想以此提醒投身于革命洪流的人们，他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本身是会变质的。然而，如果历史和现实只给了我们这两种选择，刘大任又居于何处？或许是后者吧。正因此，他才颇带自嘲地说“被联合国养着嘛”。三十年后，刘大任自称“跳出了井底世界”。

这几乎是多数革命志士的生命轨迹，早年踌躇满志，斗志昂扬，后来风流云散，或放弃了早年的信仰，或对早年“无用的热情”产生质疑和反思，或变成自己当初所反对的那种人。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革命立场的终结，难道只是因为世界形势的变化使然吗？读刘大任的文章，发现似乎也有另一层原因在。在一篇记述著名华人学者陈世骧的文章里，1960年代末，刘大任这个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无意间也进入了陈世骧、夏济安这个非左翼的知识圈，过了一段悠游唱和的斯文日子。

尽管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有一种貌合神离的意味，“我理解的鲁迅，无论如何都无法从陈先生和他同一辈人的解剖诠释中印证”。但以陈世骧为代表的士大夫理想无疑在这个年轻人心中埋下了种子。当空中楼阁的热度退去，这个士大夫理想卷土重来，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鲁迅的信徒后来会写《园林内外》这类侍花弄草的“消闲文学”。在许多知识分子那里，一个更通俗的版本或许是许多人自诩的“马克思加可口可乐”吧，既要苦涩批判的马克思，又要甜蜜蜜的可口可乐。

但对于刘大任来说，与诸多断然痛悔青春时代理想主义的知识人不同的是，他处于更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同过去未加省思的激情告别，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彻底走向犬儒，完全认同既存的秩序。正如他在《当下四重奏》这部自传体小说里写到的那位以自己为原型的老教授登上长城时，感到的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况味。

在一篇题为《胡士托》（即伍德斯托克）的文章里，他写到六十年代的那一场反文化运动不是他的乡愁，昔日的伍德斯托克变成了寓言、传奇、神话，而今日的伍德斯托克与理想无关，只是一桩生意。刘大任写道：儿子决定不去（伍德斯托克），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悲哀。或者两者兼有。悲哀的是，他们这一代真的没什么梦好做，高兴的是至少他们还坚持自己的品味。可不是，这个年代，除了品味，还剩下什么？

相比于始终不改其志的陈映真来说，寄情园林的刘大任是不是也感受到别样的痛楚？或许读了《当下四重奏》，我们会有更明确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