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还要拼命写下去，直到写出我还想写的一切

橘梨

钱理群：还要拼命写下去，直到写出我还想写的一切

新著《岁月沧桑》汇聚钱理群先生探索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部分精彩篇章，问世后引发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十一月五日召开新著研讨会，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畅叙阅读体会，本版选登发言摘要和钱理群先生的发言稿，以飨读者。

当代史研究的伦理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赵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钱理群这本新书中有两位作家的材料是我不熟悉的，一个是赵树理，一个是废名，其他五位的材料我还是看过一些，尤其是他们的运动档案。我的做法可能会和钱理群有所不同，我会把一大堆运动档案放在一起做综合分析，而没有准备把他们做个案研究。我自己在做运动档案的考察时，王瑶先生的材料我没有使用，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比较起其他的运动档案分量不够，所以不发表也罢，现在老钱把它们用了出来。
我感觉当代史包括当代文学史研究现在机遇与困境同在。机遇是出来了很多材料，比如很多知识分子的自述、回忆，也有很多党政军要人的回忆录公开出版，很多是“文革”中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这在过去很难想象。另外，从《郭小川全集》出版之后，很多运动档案也出来了，有的很有分量。这一部分材料怎么处理，确实是个挑战。
老钱的研究跟我和洪先生不同，他的视野很大，有时携泥沙而俱下，但气势仍在。在我们三个人中，只有老钱的著作是能够诉诸公众的。而老钱的研究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书名《岁月沧桑》这个题目有些大，涵盖起一个时代不太容易，我更期待他的一些专题研究。
老钱的这些写作也属于广义的非虚构写作吧，介于文史之间。从个人喜好来说，因为我在史学著作中浸淫太久，所以会偏向于史，也可能会有正史情结，所以比如《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和《束星北档案》，我就更喜欢读《束星北档案》。
当代史研究的伦理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怎样对待现在大量出版的回忆录？怎样对待这部分的运动档案？怎样对待现在的诸多口述史？工作伦理问题攸关这部分研究的价值。
他将自己摆了进去，借史料谈自己
孙郁（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钱老师的这本书我看完很感慨，钱老师写得很从容，这当然和他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他在当年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就形成了对中国现在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看法。民国到新中国这一段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特别敏感。
我有两点印象很深：他写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废名和早期左翼倾向的诗人邵燕祥。梳理邵燕祥很有意思，他从最开始的左翼到右派，被别人批判，划右派，以后获得摘帽。到了“文革”时候，他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他的转变体现了知识分子坚守中的迷途和迷途中的坚守。当他要为自己乌托邦的理想而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敌人”。我觉得最感人之处是钱老师把他怎样说服自己、慢慢接受对自己的处罚，也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个逻辑梳理得特别有意思。
这本书中处处都有闪光的思想。对那段历史，钱老师运用了研究鲁迅时的逻辑方法，其中发现了很多我们用正常人逻辑不能解析的东西，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有一个不满足的地方，就是文章停留在了邵燕祥的自述中，同时代人对邵燕祥的评述材料用得不多。如果能多找一些的话，可能会写得更好。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不同群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变，这其中深具复杂性。介绍邵燕祥变化的这一篇文章，我认为是目前为止最饱满的一篇。
另外还有关键的一点是，钱老师在写作时将自己摆了进去，好像借史料谈自己，这是他心史的一部分。赵园老师在《艰难的选择》中曾写过的一句话：“我最渴望的是在我对象的世界中体验我的生命。”我觉得钱老师也在做这样的工作，这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自己收获很大。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每一个雕像呈现出来的面貌都非常丰富
姚丹（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为学生，钱老师的书每本我都是要读的。这本书我觉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史诗性作品。史诗怎么定义？我想是历史含金量的总量以上，书里边每一个个案研究都是一个人物的雕像，每一个雕像呈现出来的面貌都非常丰富，这十几个雕像又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构成了1949之后那个时代超越于精神史的价值。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整体感受。
上学时老师一直交代我们写作要有描述性的描写，不要是一个判断性的，要尽量去呈现历史的复杂。所以我看这本书时觉得非常震撼，尤其是赵树理那一篇。我感到钱老师得心应手，用看到的材料复原着当时历史的复杂，在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历史皱褶的每一面，不仅仅是赵树理本人的，还有那个时代政治的、经济的、农民的。从我作为学生学习的角度来说，钱老师的写作在这本书中达到了一个高度。
这本书的写作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写赵树理和邵燕祥两人，赵树理内外均有，邵燕祥则主要体现在内部。就整本书而言，文体是杂糅的。
可能因为我的年龄的缘故，我看这本书不像前辈们有非常沉重的历史感。我看到书中人物的磨难有时会想，难道不是我们过去每一次的生存都是这样的吗？可能内在的煎熬是不一样的吧？而我会更去注意老师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历史的同情。
真正贯彻了同情之理解
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老师的三部曲，他的写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史的写法，他汲取了纪传体个案的写法，以人物为主。写人物和时代、政治历史的精神研判以及人性的变化。在人物的选择上，可以特别看出钱老师的匠心。
我尤其感慨它应该具有的当代意义。现在文史哲三家中，史学是显学，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最受关注。虽然很热闹，但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对峙的学术氛围下。不管左还是右，都有利用历史、用它来衡量自己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学术。
我看了钱老师的著作之后，觉得他在学术方法上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第一，钱老师对历史的揭示，在尊重一般的史学规范之外，还特别强调不排斥个人的经验，他写的历史带有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他自己的经验，即使是主观的，他也不会排斥掉，他会找到一个位置放置它们。为什么这是一个贡献呢？因为如果由没有经历过那一段的人去理解那一段历史的话，只能在字面上、文本上，没有切身体验，这样就会比较隔膜。而这种隔膜是年轻一代意识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把个人的经验和体验带到写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钱老师注意到了把这样的体验带到写作当中的问题，所以他做了特殊的处理，不让个人的主观性伤害史学的客观性。钱老师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
第二，钱老师的书真正贯彻了同情之理解，或者说理解之同情。这虽然已经是一个烂熟的口号，但怎么样贯彻一个研究者的同情之理解实际上是很难的，你有没有进入对象的能力决定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同情的理解。这本书中写的几个人，其实左中右都有，钱老师都能够进入理解得深入合适的程度。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不容易，了不起。
第三，历史写作一定要体现出写作者的见识。史学不是史料学，主要是因为它要体现出史家的史识。钱老师这本书就体现出了他卓越的史识，能够说服人让人信服，不仅理解时代、理解政治，也理解人性。
他会特别尊重对象和史料本身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老师的知识分子三部曲，有知识分子坚忍精神的最重要一步，也有最难处理的一步，很多问题的焦点也都环绕在这儿，钱老师用他独特的方式做了非常好的处理。
首先我想说钱老师的这个书如何定位。钱老师不以第一手史料见长，他的独特性在于系统阅读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做准确的梳理、判断以及评价，而很大的问题就是史料。正像赵园老师说的，这方面的史料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很多，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这些新史料往往以群体方式出现，比如《郭小川全集》、《赵树理全集》、《沈从文全集》、《废名全集》。这些全集出现之后，对它们的利用并不是很多。读全集是需要耐心的事情，读过之后还需要有智慧解读。钱老师能够从中梳理提炼出问题。每当我想像钱老师一个人在家一部一部地读这些全集，就觉得他像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位守护人。
第二，表面上钱老师做的是个案研究，整个读下来会发现有一个史的整体构想。他的个案选择照顾到各个方面，当把这些个案放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就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全景图。
第三，我读的时候觉得钱老师有内在的紧张和矛盾，这涉及他怎么理解知识分子精神史。我觉得他是在两个理解之间，首先他理解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从这个层面来看，就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历史理解，就是知识分子品质的操守，这是主观性的东西，也是阐释性的东西。如果钱老师是从这个层面讨论的话，这个研究的阐释性就会产生问题。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钱老师把它理解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是要在这个时代对这样一群叫知识分子的人，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做客观的处理。在做的时候，关于这一点，他非常明确。
虽然钱老师的研究总是被概括为主体投入式，但我在读的时候觉得他挺老实，特别警惕，不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或态度去覆盖研究者。他遇到和他的观点和立场以及预期不一样的史料时，他会特别尊重对象和史料本身。我觉得他一直在遵循方法论的探讨，因为钱老师有强烈地把自己放到探讨对象中去的愿望，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他在反复和材料博弈，最后他会接受材料自身的丰富性，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这样一个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方式打破了好多东西，打破了二元对立式的模式，打破了受难式的叙述。我曾经很担心钱老师如何处理精神这样一个层面，现在读下来，觉得钱老师是做了一个学术性的处理，是一个理念性的阐释和提升。
他们退休后的作品是很让人惊讶的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就打几个边鼓。第一个关于王瑶先生的资料处理问题。这学期我讲的课是现代文学史料学，总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全集如何编撰。曾经就提到我们当年在编撰王瑶全集时，大家认为应该把王瑶先生的检讨书放进去，我是反对的，但是我的反对无效。我反对的理由，老钱认为太书生气了。
我觉得全集是对作者负责，举个例子，钱钟书是非常反对别人动他的东西的，他会把动他文字的人告到法庭上。他在所有的书后都会说：我总有把握我自己的书的权利吧！所以我不要的东西，你不要进来。我记得当年王瑶先生对把他的检讨书收入《新文学史料》也非常愤怒。你可以想象杨绛晚年总是销毁各种信件以及各种不要的东西。我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那留下来多好呀，我们可以做多少文章、可以做多少研究？可是反过来我又想想：作者有没有权利不要那些东西？我是想说我们有权利尽可能知道得多，可当研究者了解的欲望和当事人保护自己著作权的完整和自己形象的时候，我们是否比较多地考虑了我们研究的方便？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应该放到档案馆、研究所里供研究者查阅，收到全集里的应该是被对象所认可的、他自己要留给后代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放进去了很多本来不该进去的东西。但老钱的说法也有道理，他说只有全集这一次机会可以让档案公布。所以我一直挣扎是该以研究者为本位还是以作者为本位。
以作者为本位的话，是全集还是档案？我看到王瑶先生在运动中不断做检讨，我心里很难受，这个东西留在天地间是有它的价值的，可是公开出版，我仍然觉得有点不对，我一直很纠结于此。我借此说一下这个事情。
第二，老钱做领导人物的研究，从八十年代就说了。我总是批评和质疑他：做不了。理由就是档案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些档案。而老钱非常聪明地把自己投进去，也就是刚才高远东先生说的融入个人的体验。历史学家肯定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问题，因为不怎么用档案，用的是很多他们认为不具备权威性的资料。我记得有人说：唐人选唐诗有它特定的价值。那么再过100年我们再看，老钱是怎么看领导人物的？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从某种层面说，很多他没看见，他的判断会有问题。金冲及说：你们就是在猜谜。但是我觉得这个猜谜有价值。老钱走出了一条我想象不到的道路。
第三，一个退休后的老钱怎么写作？人文学者很怕的一件事就是没书，一个退休教授不可能整天在图书馆，这种情况下，老钱把它转化成了论述中的体贴同情以及对具体文本的解读。
我们看资料多了的话，读文本会比较粗。资料少了，没有那么多东西，文学教授的长处反而得到了发挥。几年前我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北大校长曾经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请我认真回答一个问题：文科教授六十岁以后是否还能做研究？因为对于理科教授来说，他不能相信六十岁以后还能够做研究。我跟他说：中文系的老师在退休以后成果会更好。不只是老钱，还有几位老教授，比如洪子诚老师、孙玉石老师。孙玉石老师快八十岁了，还经常到图书馆去翻阅旧报纸杂志。谢冕老师退休后的散文写得非常好，他的那篇《一个种子落到了未名湖畔》的散文是每年北大毕业典礼必念的一段话。
这些老教授真的值得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他们退休后的作品是很让人惊讶的，也许只有中文系能做得到。
我追求的是有缺憾的价值
◎钱理群
今天是2016年11月5日，这让我想起了2014年12月12日，我在三联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说要“退出学术界，而不退出学术”，还说到准备写八本书。现在，两年过去了，可以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已经写完了其中的三本。有两本已经出版，即今年7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还有就是这本由东方出版中心也是七月出版的《岁月沧桑》。另一本主要是进养老院以后写的《爝火不息》，在这个月即可完稿。说“完成”，就是说，有些文章是以前就写了的，这两年又集中写了一批重头文章。出版的两本有76万字，其中还有近40万字没有收入，这或许有些遗憾，但毕竟还是和读者见面了。
或许更可以向诸位汇报的，是这两年的写作，因为一开始就定了“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的宗旨，不考虑能不能发表、出版，也不顾及别人会有什么评价，写的时候就毫无顾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可以说，这两年写作，是我一生中写得最自由、最痛快通畅的。
因此，自己写作的毛病，也暴露无遗。就像讨论中朋友们谈到的，喜欢冒险，写自己未必能驾驭的大题目、大问题；写得太快就比较粗，难免泥沙俱下；最主要的是，我写的这段历史，档案并没有公布，许多原始材料都看不到，我又是闭门写作，没有精力去查更多的史料，这样所作出的许多判断和分析，就未必准确，至少还有待检验。而我这样的历史当事人融入了个人体验和经验的写作，固然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气息和力量，但也难免会有遮蔽。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试验性，是一种精神史的写作，又融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等等更复杂的因素，这样的跨界写作，文学研究者的史学写作，也就有一个是否符合原有学科的写作规范的问题。坦白地说，这些问题我在写作过程中都考虑过，是明知有缺憾也要写。前面说的“毫无顾忌”，就包括不考虑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学术界承认与否，自己会不会因此露馅献丑，等等。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只能这么写；我就是这样一个有缺憾的学者，有毛病改不了，也不想改、不必改了，只要保持一个真实的独立的自我就行了。
但任何事都不能说得太绝对，说写得自由与畅快，也不能掩盖内心的焦虑与紧张，主要是担忧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随时都有可能中止写作。于是，就有了类似鲁迅晚年那样的“要赶紧写”的心情与感觉。因此，还要这样拼命写下去，直到写出了我还想写的一切，至少是计划中的五本书，写完就可以无憾地去见上帝了。

钱理群：还要拼命写下去，直到写出我还想写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