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使人不可能成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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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使人不可能成为主体

柄谷行人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2016年将在历史上留下重要时代印记。那么，在当今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的21世纪，重新回望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全球之后，西方世界不得不再次重新面对马克思提出的挑战。作为当代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柄谷行人从其1970年代开始的文学思想批评，就已经致力于用马克思式思考方式解读“文学”背后的资本-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而到了福山所谓“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柄谷行人更是试图融合康德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以提出一种“整合性理念”。2016年11月11日，应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之邀，柄谷行人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园，为中国读者带来一场关于“作为精神的资本”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谭仁岸副教授负责现场口译，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担任评议人。
今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新帝国主义还是世界共和国？

今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是柄谷行人在本次讲座所提供的重要思考维度。在他看来，从交换模式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民族-国家三种交换模式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互酬模式的想象的回归。所谓资本-民族-国家，是指国家和资本带来的弊端由民族（或国民）来弥补。具体来说，若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阶级差距必然会拉大，国家便通过纳税和再分配加以缓和。这是因为民族要求国民之间必须平等。于是，资本-民族-国家就成了像福利国家一样的东西。但福利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功能，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历史阶段，例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但不久之后都会崩溃。资本因其流动性，更倾向于金融领域，进而转向外部，牺牲本国人民利益。作为后果，在19世纪末的英国，便是帝国主义；在20世纪末的美国，即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到来。最终的结果，就是阶级差距的进一步严重化。
那么然后呢？柄谷行人联系近期现实，指出最近发生的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都是被资本所抛弃的民族（或国民）的反击。但是，民族虽然具有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素，结果却是对资本和国家的弥补。比如说，纳粹虽然倡导民族的社会主义，但却服务于资本-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同样地，柄谷预言今后英美也将会依次放弃自由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但那也只是会变成帝国主义那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比起新自由主义，今后将会出现某种新帝国主义状态，世界战争的爆发也并非不可能。不过，根据柄谷行人长期以来的思考，今后世界的走向，会有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存在，那就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共和国，在未来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回到《资本论》重新思考商品交换：

资本作为精神而活动并实现自身

柄谷行人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使人不可能成为主体

《跨越性批判》

柄谷行人在讲座上回顾了他近几年的学术工作。在《跨越性批判》一书中，柄谷提出从交换模式看待社会构成体的历史。交换模式的提出看似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以不同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即他并不是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出发，而是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着手。

对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关于赠与互酬的研究，指向的正是未开化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柄谷所著《世界史的构造》一书，即是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处理方式，以唯物论的立场来重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对历史唯物论的否定，而是对它的重建。在那之后，柄谷分别针对各类交换模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2012年秋天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考察的是国家，而后出版《帝国的结构》；针对世界未来模式，柄谷写作《哲学的起源》来处理社会主义和普遍宗教的问题。今天所要谈的，则与资本交换模式相关。换句话说，即是要重新思考《资本论》。
毛斯认为在互酬交换中有精灵在发挥作用，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商品交换的源泉中也发现了一种精灵，即商品“拜物教”（Fetishism），也称为“物神”。它是一种作为物的商品中附着的某种超感官的、灵性的东西，所发展出来的就是货币，亦即资本。虽然《资本论》阐明了物神的发展过程，不过人们通常以一种讽刺戏谑的口吻来谈，似乎很容易摆脱其影响。然而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人恰好完全被物神所支配，现今的世界也正渐渐变得如此，而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批判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肯定的理解”正说明其没落的必然性

柄谷行人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使人不可能成为主体

《资本论》

柄谷行人从《资本论》的序言谈起。马克思曾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观念性，但在写作《资本论》的1860年代又开始称赞黑格尔哲学。此种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是马克思从青年时期便开始做的工作，但他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工作与此完全不同。1850年代后期，马克思专注于经济学，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原理。为此，他对历史唯物论进行了简单解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阐释了历史唯物论的公式，但他未从资本家和工人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聚焦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这能够说明《资本论》立足于其他的思考方式。马克思从这时起便专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并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一并交给了粗糙的历史唯物论。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为人熟知的历史唯物论，其实并非马克思认真思考的产物，实际上是恩格斯大力倡导的观点。虽然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写作了《资本论》，但柄谷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资本论》作为“线索”重新书写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忠实于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显现在精神实现自己、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中；而历史唯物论排斥对历史的观念式掌握，所要找寻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从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那样的物质性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不再批判黑格尔的观念式颠倒，相反，他遵从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述，说明了资本从商品发展并实现自身的过程，即资本作为精神而活动并实现自身。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意味着以理性方式掌握它并将其提升至概念层面的哲学认识，要在一定的历史现实已经开展并结束之后才有可能。而马克思认为，若某个历史的现实已被全面把握，那么这一历史现实便已终结。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性理解”正说明了其没落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特别批判资本主义，他既没有鼓舞劳动者展开斗争，也没有宣传资本主义经济的没落。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是将资本主义经济历史性地、体系化地且全面地加以阐明。虽说《资本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必然没落，但那并不单纯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倒不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资本论》描绘了从商品物神到资本物神的发展，并藉此试图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颠倒”如何被全面性地形成。
金融资本的时代：

附着在物之的单纯的灵发展成为绝对精神

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不过是劳动价值的体现，这种观点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者重视货币（黄金），并以获取它为目标。与之相对，古典经济学家将这种学说斥责为一种颠倒的幻象。早期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思考，也认为若将货币换成劳动凭证的话便能超越资本主义。但《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并未如此简单地处理货币，这是因为货币中潜藏着资本主义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柄谷认为马克思回到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从货币中有“力量”这一事实出发，认为拥有这种力量，便拥有获得其他物品的权利。而想要积累这种力量的欲望和动力，便带来了资本的运动。那么，为何在货币中会有这种力量？马克思试图从商品交换来重新思考它。

柄谷行人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使人不可能成为主体

马克思画像
马克思首先强调，商品交换在共同体与其外部之间进行。而毛斯所说的互酬交换亦是如此。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交换，即是在与陌生、不安的他者之间进行。为了使交换得以成立，一种强迫的“力量”便不可或缺。人类学家毛斯认为，互酬模式中的“礼物”之上附着着某种“精灵”，而马克思以“物神”这个比喻，发现所谓商品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精灵附着在物之上的东西。因物品上有“精灵”，所以进行商品交换的跨越共同体的社会空间（“市场”）即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空间，并不受国家和法律的控制。中世纪欧洲自由商贸都市的出现，依靠的正是“市场”这一场所的力量。同时，市场交换依赖货币，只因货币是以信用形式而存在。在此意义上，以信用体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便是以观念论而非唯物论的方式运转，因而也就有分崩离析的可能。柄谷强调，资本主义并非受物欲（使用价值）驱动，毋宁说是买到东西的权利在主导，即韦伯对于禁欲、勤劳、节俭等“新教伦理”的阐释。资本牺牲物品和使用价值、积累权利和力量颠倒的欲望，正是商品物神（拜物教）的影响。由此带来的可怕后果，是人不可能成为主体。因为在商品交换中，物神才是主人，人们只能遵从它。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股份资本的论述中，马克思考察了物神作为绝对物神将社会全部生产重重包围的过程，最终资本也变成了商品。当开端的商品成为股份资本的那一刻，便是这一发展的终结，也就是在附着在物之上的单纯的灵（spirits）发展成为绝对精神之时。《资本论》作为一个体系性的著作，在忠实遵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颠倒的工作。
之后，柄谷行人又着重分析了股份资本。股份资本是资本最终的形态，但自古有之。在股份资本中，商业资本的利润产生于利息，即产业资本以借贷的形式来获取利润，资本作为商品被随意买卖。依靠商品物神而展开的资本在股份资本中全面地实现自己，这意味着物神开始支配所有生产。在股份资本或金融资本中，积累并不直接通过榨取劳动者来实现，而是通过投机交易。然而这间接地侵占了下游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因此金融资本的积累在不知不觉间带来了贫富差距。而现在，它正作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其时《资本论》还未完成，所以也就没有完整讨论股份资本或金融资本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状态。有些人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金融资本阶段已经过时，然而柄谷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资本论》有本质上思考资本主义的钥匙，股份金融资本就是物神的发展形态，对当下仍有重大意义。
讲座评议

讲座结束后，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进行了点评和回应。他首先称赞了柄谷行人承接马克思思考的论述方式，有助于加深对当下这个时代的理解。接着，马天俊归纳了柄谷讲座中的五个要点，包括《资本论》对黑格尔的颠倒为马克思所独有，对资本主义“肯定的理解”正说明其没落的必然性，从商品和货币而非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来把握经济基础，揭示物神对人的主体性的控制，以及关于未来将走向何方的思考。
进而，马天俊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是作为一个隐喻而出现的。那么作为一个隐喻，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种修辞方法所带来的特殊效果，而在柄谷的讲座中，实则存在两种异质性的“颠倒”。此外，马天俊指出，在马克思的论述里，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并不依靠我们的善良愿望，而是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内在逻辑。那么柄谷行人所阐释的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未来形式，其内在动力又存在于哪里。
柄谷行人对此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说自己关于交换模式的思考，并非灵机一动而产生的。只是因为20多年前有许多困惑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多方面思考出来的成果。人类学家对交换模式谈论得比较多，但柄谷认为可以将其扩展到所有社会结构中来思考。比如对于国家，人们常常理解为只需依靠暴力即可存在；但国家并非只靠暴力，它还需要某种交换模式。以中国的王朝历史来看，授给皇帝的“天命”以及被统治者即臣民的合作同样至关重要。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总是先有经济基础，再有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如何构造上层建筑，人们其实并不了解。柄谷强调，上层建筑自有其自律性，没办法从经济基础得到全面解释。进而，宗教学家、人类学家占据对这一问题的主导阐释权，马克思主义被人们所抛弃。于是我们发现到了1990年代，否定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愈发严重。正是在此基础上，柄谷想要在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中恢复经济决定论，但他的所谓“经济”与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并不相同，而指的是交换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应该像废纸一样的纸币，却对人类生活产生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我们无法从经济基础来讲清楚，因为货币本身有着自己的幻象性质和自律性，关于资本的观念（即“物神”）在交换模式里早就占据了一席之地。
进而，柄谷对自己所设想的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未来形式给予了一些补充。他说这种未来形式将会带来人类游动性的回归，也将依据的是某种普遍宗教的形式。这种普遍宗教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类构建出来的理想，而是类似康德的“调节性理念”，是和上帝交换位置后从彼岸过来的东西。即使我们不把它当作宗教，它也将会到来。恩格斯就曾思考普遍宗教的问题，他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论述了以闵采尔为代表的平民革命派主张用武力推翻现存封建制度，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产的“千年王国”的艰苦斗争。恩格斯认为，这种“千年王国”理念就可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对此，柄谷行人提到虽然在日本恩格斯受到种种批判，但他自己觉得恩格斯有其独到之处。恩格斯并不是站在经济决定论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而是在英国阶级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却最终失败的基础之上思考。正是从这种危机感出发，恩格斯才开始找寻普遍宗教的合理性。
不过，柄谷行人谦逊地表示，自己的观点不需要得到大家立刻的认同。只要大家受到了他的启发进而展开思考，即使最终提出质疑，也已经在理论层面向前推动了。最后，柄谷行人还谈到了中国传统儒家“孝道”和道家“有无”思想与他的交换模式理论的相通之处，并以自己60岁时才开始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坚信他所设想的未来世界会从彼岸到来，不会因现实而绝望。

柄谷行人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使人不可能成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