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本人是怎么回答李约瑟难题的？

当兵的那点事

李约瑟难题
知道李约瑟难题的人很多，知道李约瑟（1900-1995）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的人却少得多。李约瑟原本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后来转向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并穷尽一生心血，做出卓越成就，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他领衔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题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军事、机械等等方方面面，计划出版七卷二十七册。经历半个多世纪，李约瑟已作古二十多年，现在仍未完成，被翻译为中文出版的也只占少部分。可以想见，在中国可能没人——也没有必要——通读过这一系列著作，对李约瑟难题的了解往往也只是一鳞半爪。

李约瑟本人是怎么回答李约瑟难题的？

李约瑟
实际上，李约瑟难题是推动李约瑟整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这集中体现在近期汉译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969年，收录了他1944至1966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据李约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陈述，在1938年前后，他酝酿写作一部专著，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那时他的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他相信，只有“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第2页）。这就是以“滴定”为题（该书英文原题为The Grand Titration，直译为大滴定）的原因。所谓滴定，是化学上通过溶液的定量反应来确定某种溶质的含量。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且是后者的核心部分。这个问题即是：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后来远远落后于欧洲？早在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欧洲引发波义耳、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著名学者的热烈讨论。中国礼仪之争后，大多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中欧文化交流的正式渠道被关闭，更重要的是，还没挨过打的中国人显然还没有深刻体会到中国之于欧洲的落后，这个问题在中国遂未引起充分的回应。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持续遭遇欧风美雨的摧折，中国落后于欧美对中国人来说才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苦涩事实，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欧洲才成其为问题。众所周知，欧洲之所以迅猛发展，最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即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造就了欧洲知识和技术的跃升，从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指数式发展。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并未发生这样一场类似的科学革命。正因如此，若能很好地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欧的逆转。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学专业的任鸿隽，在其创办的《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短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原因归咎于“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业，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192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冯友兰也以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后果的一个解释》一文，认为原因是中国文化主张追求内心的幸福，而不追求对外在事物的理解和控制。此外，1931年，德国汉学家魏特夫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也专辟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文我们将看到，李约瑟深受其启发。类似于此的讨论还有许多，所以严格地说，在李约瑟之前，这个问题就早已提出，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首先提出来的。之所以因李约瑟而闻名，实则是因为是包含在《文明的滴定》《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他作品中的系统解答。
李约瑟的回答
李约瑟不赞同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他严格区分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认为中国只是没有独立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古代科学（尤其是技术）是非常发达的，而且比欧洲更为发达。所谓现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内核是“把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把经受住受控实验检验的关于外在世界的假说系统化”（124页），简言之，数学假说与受控实验密切结合。这是中国古代科学并不具备的特征。他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机械钟、铸铁、马镫、肩套挽具、船尾舵、桨轮船等经过种种渠道传到欧洲，对欧洲的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说：“倘若没有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西方如何可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136页）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这些发明能改变欧洲，却不能改变中国？李约瑟的解释是，中国社会有某种自发趋于稳定的倾向，而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中国一直在自我调节，如同一个缓慢改变平衡的生命有机体，或者一个恒温器——事实上，控制论概念大可用于这样一种文明，它经历了各种天气的考验而保持稳定，仿佛装有自动导向器或反馈装置，各种动荡过后即恢复原状，甚至是那些重大发现和发明所带来的动荡。”（107、108页）金观涛、刘青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尝试以控制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或许曾受到李约瑟的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趋于稳定的倾向”，还是“超稳定结构”，都不同于“停滞的帝国”这一常见表述。李约瑟特别指出：“事实上，‘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那纯粹是西方的误解。传统中国社会显现出一种持续的总体进步和科学进步，只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被指数式发展的现代科学迅速超越。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中国社会是自动平衡的，但绝非停滞不前”（189页）。
李约瑟本人明确反对像任鸿隽、冯友兰等人那样单纯从人心、哲学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发生科学革命，他说：“科学突破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有关，而绝不能用中国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学传统的缺陷来解释。”（177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李约瑟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相应地，中国在这些等方面并不具备相似的因素，反倒存在着抑制性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上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群岛，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些传统以海上贸易和统治小块土地的军事贵族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尤其是丝绸、棉花、香料、茶叶、瓷器等等有持续的欲望”，而中国是一大片连起来的农耕陆地，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帝国，丰富的资源能实现自给自足，向外求取的动机并不强烈（109页）。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方面的。他相信，欧洲的科学革命以及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最终要落实到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没有宗教改革就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没有现代科学的兴起就无法想象宗教改革，而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消失，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27、28页）。尽管他不同意魏特夫在后期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把一切权力滥用都归咎于官僚制度，但他认同魏特夫早期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官僚制度的论述，“中国历史上公共工程（河流控制、灌溉、运河开凿

李约瑟本人是怎么回答李约瑟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