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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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尊严系于担当，可是没有怀疑与热情，岂有余地发挥坦荡荡的担当？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只要读过一些韦伯，你就知道这整套问题是何等惊心动魄、振聋发聩。”

钱永祥：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

《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著
ISBN: 9787511730008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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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台湾，当然没有人能指点我去读韦伯。不过，我们那一代的少数人，有幸接触到了殷海光先生的一些间接影响，居然借着他所散布的某种道德感召，也勉强发展出了一点对付庸俗无聊的抗体。殷先生的人格力量所在，只有“尊严”二字可以形容：在各种政治压制、文化侵蚀，乃至于整个庸碌世界的扭曲消耗之下，如何维持一份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的可贵与辛酸，当然也要到我自己尘面鬓霜，才能有所体会。不过当年的殷先生（无论他自觉到什么程度），正是用炽烈热情苦撑生命、用禁欲式的怀疑割舍一切形而上的安慰，用出不得声的同情看周边人们，却又用凌厉的批判精神喊出“我不分享这个时代的价值！”热情、怀疑、同情、反抗如何结合成一种尊严的处世态度，抗拒这个时代的庸俗与无聊，维护“基本的做人道理”，殷先生的典范间接丰富了我的启蒙过程。（我的另一段启蒙教育，涉及求学英国几年间的重要经验，其中也有前辈典范的惕励，其深刻与严肃并不次于殷海光先生所开启的境界。不过那段心得，应该属于另外一个故事。）　

钱永祥：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

林毓生和殷海光
这样的成长背景，部分说明了我为什么关切时代对于行动者的道德要求。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但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资源与人的价值实践，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它的基本精神，正是对于当下价值的怀疑与反思。出于怀疑，它对于行动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考验。它不仅考验行动者的能力与动机，还要考验行动者的道德质量。在我之见，“现代”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要求的时代。有见于人性中懦弱、轻薄成分的在所难免，在现代情境里，前现代的温馨与后现代的做戏，本是常在的诱惑。本书多篇文章的目的，正是从这种道德特色的角度，观察现代性与价值实践的关系。
近二十年来，“现代性”广受讨论。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这个议题的兴起，一方面固然反映着保守思想与感性主体主义的颠覆势力在这个时期的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却也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树立的主流价值取向与思想架构，确实呈现了僵化衰败的迹象，需要从基础上重新整理、评估。整理与评估，不必然带来否定与抛弃。相反，整理与评估可以是一种批判性的、以重建为旨的事业，代表重新经营道德资源与论述理据，借以在新局面与新问题考验之下，维持现代性所许诺的进步可能。可是这种尝试、这种努力要有意义，难处主要不在能不能找到学术与理智的资源去从事重建，而是个人有没有理由与勇气继续维持现代性的道德承诺。换言之，对今天的人来说，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或思想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伦理、政治问题。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组客观的历史、社会现象，更是在认定或者弃绝一些价值立场。这种选择乃是伦理性的；关于这种选择的思考，也是伦理性的思考。
现代性会特别提出伦理问题，本身就值得玩味。其实，价值可以由人来自行认定或者弃绝，正是现代人处境的一大特色。这代表超越源头的断绝，以及多元论的成为“事实”，论者已经很多，在此不赘。不过一旦人可以自行弃绝或认定价值，两个问题接踵出现：第一，任何认定或弃绝，能不能提出很好的理由？什么样的理据，才算是好的理由？前现代的思维对这个问题有很完整的答案，可是现代人已经无法援引。前现代的思想模式可以诉诸超越的秩序、内在的目的，或者有意义的传统，作为价值的根基性的源头。现代人为价值信念做辩护的时候，却无法诉诸任何实质性的理由。第二，做下认定或弃绝的决定之后，如何承担责任？如果责任的考虑没有进入决定的过程，任何责任的承诺是否均属于空话？前现代的思维对此也有精密的说法，可是现代人也已经与这类说法绝缘。前现代的责任意识之落实，表现在向一座巍然矗立的坚固磐石委身，舍弃对于自我的信任或者留恋，由此也就摆脱了自己须负的责任。殉国、殉道，都表现了这一点；道德优越感自诩磐石撑腰，则是这种弱者逻辑的镜中倒影。现代人的责任意识，却只能表现在自我承担，必须由自我扮演主动操控一切的角色，毫无借口与退路。莫怪乎诚实的现代人不可能有安适的良知，更不可能产生道德优越感，因为他在这个道德中立而无名势力横阻的世界里行动，必然会充满道德的疑惑与无奈。

钱永祥：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

韦伯，1894年
从这两个问题来看，在现代情境里，价值的自由认定或者弃绝，纵使可以用“抉择”一词称之，其内容也必定超过了这个字眼的主观，恣意意味。现代性的伦理性格即在此：它不仅容许自由地抉择价值立场，并且在抉择的理据与责任两方面有特定的要求。于是，现代的价值立场抉择，不仅与前现代的景况迥异，与后现代的构想也迥异，而其差异主要是在抉择的可能、理据与责任三方面，现代性提出了特殊的诠释与观点。这套诠释与观点，渗透了特定的价值认定。现代性对于我们的挑战，正是问我们能不能维持这套认定。
在直接因应这个挑战之前，我们自然需要先了解，现代情境里的价值抉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所涉及的可能性、理据与责任等重重问题，又该如何分析梳理。本书所搜集的文章，可以看作在这群问题之间的初步摸索。直到如今，我仍然没有比较完整的答案。可是我也必须承认，我不是没有成见。本书书题里“纵欲”与“虚无”两个带着一定道德褒贬含意的字眼，说明了我的倾向。对这两个字眼，我原先参考韦伯，是这样了解的：
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
放到现代情境里价值抉择的一般状态，我会说：如果到了现代，价值的抉择仍企图从实质性的价值自身导出理据，企图基于信念而开脱责任问题，我称之为纵欲；而若是由于抉择这个概念遭到窄化，成为率性的投入、主观的偏好，而拒绝提供理据、拒绝过问责任，我称之为虚无。价值（value）的抉择不可避免地属于个人的主观认定，可是纵欲与虚无的态度正好忽视了一件要命的事实：主观的认定并不赋予它任何客观的价值（worth）。我希望指出，在现代，个人的信念，唯有在公共的论述里方可证明自己的理据与价值，因为在公共论述里，信念才会面对与自己一样具有主观确定性的异己信念，才会受到认知与道德两方面的考验。也只有承认异己与自己一样拥有道德信心，才能迫使责任意识成为抉择时的有效拘束。简言之，“纵欲与虚无之上”所指的方向，乃是一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公共论述的远景。现代性的伦理，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批判性的乌托邦的认定。
这个乌托邦远景的批判能量，主要集中在平等、多元与公共性几个概念上。说来惭愧，本书所收的文章，并没有充分探讨、发展这几个概念。事实上，如前面所言，写作各篇的当时，我非但没有意识到整个问题的全貌，各篇之间的思考也是孤立的。我写作的机缘，
往往是某一本书、某一位思想家引动了思绪，又适逢交出一篇文章的压力，于是艰难成篇，发挥一点想法。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免零碎，讨论也不免只见局部。我尤其遗憾关于公共性的问题没有铺陈发展，结果有关政治秩序的讨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意见，也显得雷大雨小。不过有关平等与多元的议题，由于可以向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吸取现成的理论资源，所收的文章应该足以呈现一套轮廓较为完整的观点，取为参考或批评之用，均有下手之处。
道德地位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多元，界定了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这样理解自由主义，由于焦点与涵蕴都比较特殊，自由主义者以及反自由主义者中都会有不少人不以为然。我视自由主义为现代性批判能量的承载者，认为自由主义是现代情境下较为妥当的一套政治伦理，主张平等才是自由主义追求的最根本政治价值，更相信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在现实条件下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此些种种都会引起相当的争议。而我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国族主义、多文化主义、各类人民拜物教对立，也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我不必在乎立论引起争议或者批驳；但我必须在意自己有没有给立论提出尽可能坚强的理由。在这方面，书里这些论文，显然不是足够的。

钱永祥：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

钱永祥译作《动物解放》
［举例而言，中国大陆一些知识分子，会指责我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完全倾向罗尔斯，忽略了哈耶克(或者自由主义的其他古典传统)。我接受这个批评；不过我的选择不是没有理由的。另外有人会强调，公正(如果这个词还有意义)的制度只能由市场机制提供，而我受到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影响，对于“建构”出来的公正原则持有错误的幻想。这是一个值得说清楚的问题，我在本书的文章里却毫无涉及。于此所能言者，在我的认识中，自由主义与市场机制，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理念。所谓独立，是指这两个理念所关切的问题、所企图逼近的理想状态，是相互独立的。自由主义所关切的问题，乃是从制度上让每个人能够在自由、平等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市场机制所关切的问题，乃是容许资源形成最有效率的流通与分配。这分明是两个问题，因为个人是否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生活，与资源的流通、分配是否有效率，分明是两个问题，解答其一在概念上或逻辑上都不涵蕴解答另一。为了解答前一个问题，我们或许有必要参考—甚至在某些情况中遵循—后面一个问题的解答。可是如果由于这种必须另行证明其详情的经验性关联(或者因为其他历史、现实的原因)，就断言自由主义的问题即是市场机制的问题，我以为是不必要的混淆。我猜想，市场自由主义者与罗尔斯式的平等自由主义者，对于什么构成“自由主义”有基本的歧见(对于什么构成自由、平等、正义也有很不同的想法)。其实，只要对自由主义传统能提出合理的诠释，这个标签最后由谁拿去专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承认，上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关怀是一个正当、妥当、重要的议题。像这么要紧的基本区分，我限于学力与机会没有专文处理，实在很遗憾。］不过，如果现有这些文章能够引发异议者的批评，我觉得就算功不唐捐。自然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更为系统、完整地交代我对于自由主义的认识。
至于由道德平等而发展到动物伦理，无须讳言，第三部分的几篇小文章，表达我个人关怀的成分多，建构完整的动物伦理学的意义并不太大。所可辩解者，中文里有关动物伦理学的文献太少，这些小文章应该还有一点牛虻式的挑衅、骚扰作用。我可以预期，不少读者会认为，把动物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列为“议题”有点可笑。对此，我只能引密尔（ J. S. Mill）的名言鼓励自己（以及大家）：“所有伟大的运动，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嘲笑、讨论、采纳。”（密尔这句话时常有人引用，不过我留心许久，至今还是查不到它的出处。） 关于动物权利运动，关心者至少有责任尽量促成讨论阶段的开始。
如果书里第二部分有关平等、多元和公共性几个概念的说法显得不足，我希望第一部分有关几位思想家、关于一些历史思潮的杂文式议论，可以帮助读者体会，这些概念所企图回答的问题，确实来自极为真实、极为切身的人性处境。我不曾亲身经历任何历史风暴，也缺乏敏锐的眼光透视时代精神，只好借助百余年来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经验与反省，揣摩这些个人如何诠释、处理现代人面对的道德难局。我的揣摩与议论不免反映了自己眼界的平庸，不过写作这些文章，我感到受益最多。我猜想，对于年轻的读者，这个部分也会引起较多的兴趣与感想。历史的沉重与冷酷，毕竟比单纯铺陈概念更能揭露真实。
节选《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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