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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黑处有什么》导演王一淳
时光网讯 “沉着、坏、荒诞”打动了姜文,这位曾拍出过国产青春电影“高山”一般存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导演,将这三个关键词赠予了他喜欢的一部青春成长电影《黑处有什么》,并在2015年的FIRST电影节上,将最佳导演的奖杯送到了这位新导演王一淳的手上。
这部以一桩强奸罪案作为故事背景的1990年代青春电影《黑处有什么》,以非一般的少女视角看待成长记忆,还原90年代时代氛围的同时,也打碎了大多数青春电影中对于往日情怀滤镜般的美好。
作为新导演处女作,《黑处有什么》自然逃不掉这样那样的瑕疵,有人说它堆砌90年代符号太俗套,也有人说它叙事松散导演功力有限。但在今年的国产片维度里,这依然是一部足够有趣并值得被讨论的电影,它还没有习惯所谓的创作“规定动作”,也不懂得如何去讨巧于市场,而是用一段真诚的私人回忆与观众碰撞出共鸣。
影片已于10月14日在全国上映,票房并不算理想,上映6天,成绩550万。但比票房成绩更令导演王一淳头疼的是,老有人在看了电影后辗转周折托人问她:“请你无论如何告诉我,凶手到底是谁?”
她不知道如何去告诉别人,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内心里的兵荒马乱和惊心动魄,那些埋在案件表象背后,与成长互相映照的不安气息,才是她的意图所在。在接受时光网记者专访时,面对无法被观众“接收”到的现状,王一淳无奈地开玩笑说:“审查部门要求案子必须要破,确实是有群众基础的。”
另一种90年代:不美好的青春与尴尬的性启蒙
大多数的国产青春电影,把回忆作为最强大的滤镜,筛掉了那些“黑处”,剩下的多是些符号性的美好,这是一种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90年代,教育的僵化,刑侦手段不成熟,社会气氛压抑,建构了少女在危机四伏下隐约不安的幽微记忆,这是《黑处有什么》里,导演王一淳成长的90年代。
《黑处有什么》以一桩发生在90年代的强奸杀人案作为少女生活的小镇背景,就像白银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发生在当年的大案要案一样,它被漫长的追踪过程,也成为很多人青春记忆里一个“危险”的传说,“所以这样的90年代它可能美好吗?”王一淳脑中的问号,也成为她标志性的另一种“不美好”青春视角。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黑处》以一桩强奸案作为青春故事的背景
王一淳告诉我们,2002年,她的父亲离世,在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时,她决定写出自己的成长故事,经历了多次修改和重心转移,她发现最终是那些成长中被教育规避的、遮遮掩掩避而不谈的青春阶段和身体变化,在成年后成为耿耿于怀的幽微心事。
为了寻找成长素材,除了自身经历之外,王一淳也翻阅了许多同龄人的少时日记,有趣的是,她发现了一段集体回忆:大多数人的青春性启蒙都不是来自于父母和学校,而是经历了漫长、艰苦的自我摸索过程,跌跌撞撞拼拼凑凑。就像电影中的曲靖,父亲告诉她坐自行车不能岔开腿,但不告诉她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不让她去人烟稀少的人工湖,却不告诉她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发生。在没有性启蒙来源的青春里,是传说中的强奸杀人案,敬老院的猥琐老头,帮她完成了性启蒙的过程,很尴尬,很现实。
流行金曲时代氛围将观众“打回原形”:都是狗剩和翠花
《黑处有什么》重现90年代氛围的取景地在导演王一淳的家乡——河南小镇的一所国营工厂内,在王一淳的记忆里,这座工厂因为有油田,曾经十分繁荣,随着时代的变迁,油田干涸,人陆续搬离,工厂被废弃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八九十年代的模样。少女曲靖唱着小虎队、郭富城的歌,就在这里,开启了她的成长故事。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流行金曲是影片的时代符号
跟很多青春电影一样,流行金曲成了《黑处有什么》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符号,王一淳本以为这会是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长里快速入戏的有效方法,却没料到,上映后有观众批评她过于堆砌时代符号,选的老歌也太过烂大街。王一淳也向我们表达了她的用意,“电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铺垫,歌曲成了最便捷的‘穿越’助力”,“电影中曲靖只是个14岁的小镇少女,你能指望当时的她有多高的音乐品位呢?”
无论是歌曲还是环境,毫无疑问都是有效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不美好”集体回忆的表达,在影片的路演过程里,也让王一淳真实感受到了抛出真诚之后的反馈。她记得,经常有观众在映后互动时告诉她,“我也是来自小县城,你电影里的很多记忆跟我小时候一样”。
即便是到了大洋彼岸,去伦敦电影节接受采访时,也有BBC的记者告诉王一淳,自己11岁以前在东欧某小国成长的记忆与《黑处有什么》里几乎完全一样,那些感动的瞬间,后来回忆起来,王一淳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大家平时都在演洋气,演高级,演不接地气,但那一刻,我们都变成了狗剩和翠花。”
从97分钟到105分钟的审查故事:结尾大改动
作为一部不太“乖”的青春片,《黑处有什么》以一桩强奸案作为背景,包裹了少女成长故事。涉及到罪案,在中国国情下,除了广电部门之外,前期剧本阶段要先得到公安部的审查和认可。王一淳记得,那时的等待是暧昧而漫长的,最后实在等不及批复,她决定先拍了再说,这也导致了最终上映版本出现了多处审查认为的“不合适”。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赵飞的结局是影片在接受审查时改动最大的地方
影片在电影节上映时片长97分钟,在这个版本的人物台词中,或多或少对于司法体制和家庭学校教育都有所讽刺,比如,曲靖的父亲拿着照相机拍摄案发现场,同事老张劝他少拍点,留着胶卷给上头来的检查团视察拍照用。比如,曲靖的母亲吐槽救火小英雄赖宁自不量力,教育曲靖别学他那么傻。这些细节也成了审查部门给出的具体修改意见——直接删除。
最大的审查改动在影片结尾处,电影节版本里,赵飞从公安局逃跑坠楼身亡,而公映版中,赵飞因证据不足被释放,2015年,因DNA技术发展,真凶被抓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也让影片的逻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电影公映版片长105分钟,这其中有许多因审查删除而导致的素材补充。电影公映后,来自各方的观众评论里,有许多对结尾的质疑,王一淳觉得,大家对结尾的质疑跟没让赵飞摔死是有关系的,赵飞摔死、曲靖接到张雪的明信片,引导她走向芦苇丛深处,这样的串联会是一声叹息。但她明白,这根本不可能过审。如今的公映版里,赵飞没摔死,曲靖接到明信片,而案件又破了,连她自己都在反思,这暧昧不明的结局,会不会太敷衍了?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赵飞从拘留所逃脱摔死的戏份被删
虽然很多导演前辈告诉王一淳,创作时不要太多考虑审查的束缚,但她坦诚地告诉我们,如今在写剧本时,已经会有意识地去规避危险地带,在她看来,直面案件本身很难,从人性角度切入,才有可能是创作罪案电影的一个可行方向。“审查制度对创作伤害太大了”,声称爱国的王一淳摇了摇头,“哪怕从一个‘五毛’的角度来看,(审查)这事儿都有点过了。”
39岁家庭妇女的逆袭?自筹300万拍戏改变人生
关于王一淳的拍片经历,网络上有篇相当夺眼球的知音体标题:39岁妇女因父亲去世怒投300万拍电影却意外获奖,这如今已经成了王一淳跟人自嘲的段子。她在知乎上把自己没拍片之前的日子比作美剧《绝望主妇》,写作在某些时刻成了她“逃离”家庭妇女日常的唯一途径。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黑处》的故事来源于导演王一淳的个人成长记忆
《黑处有什么》的故事,王一淳断断续续写了十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不把它拍成电影,都对不起舍弃玩乐在案前熬过的那些年”,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她觉得,这个剧本应该被拍出来。她也有自称“傻大胆”的隐约预感——影片青春怀旧,算有看点,赢面能有百分之五六十。
自投300万拍电影,自己承担风险压力,同时身兼导演编剧制片人的王一淳一度很崩溃,在创作上,她是个艺术家。但却又不得不张口闭口都是钱,到最后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讨厌”。
王一淳还记得,因为没什么钱,找演员过程艰难,女主角曲靖饰演者苏晓彤的经纪人希望她只接大导演的戏,对于《黑处》这样的小剧组压根看不上眼,第二天就要开拍,头一天女主角还不能确定参演。也因为没什么钱,美术组无法提前入组,没有充裕的时间检查细节,第一次做导演的王一淳,紧赶慢赶只用了30天就拍完了这部戏,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也让影片出现了不少道具上的bug。王一淳明白,资金和拍摄周期足够了,影片的品质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但她自认这是种“推卸责任”的表述,不应该传达给观众。只能自我安慰:“下一部希望会更好。”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黑处》在去年First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也受到姜文、曹保平、刁亦男等导演的青睐
非科班出身的王一淳“刚到片场连对讲机都不太会用”,但她却用导演处女作《黑处》完成了自己“家庭主妇的逆袭”,这种轻描淡写的背后,是踏踏实实地从写一个故事开始,有了故事之后,现场拍摄在她看来,无论是大全景还是突出人物特写,这些与讲故事的逻辑是一样的,多看电影都能学会,现场实践更比上什么大学都管用。
一路摸爬滚打,扛着全组的压力往前走,最终是作品让她获得了奖项、业内、观众,以及之后的资本的认可。王一淳透露,自己目前正在创作另一个犯罪题材的剧本,故事跟保姆有关,不是环环相扣惊心动魄,而是在温吞的生活表象下酝酿的犯罪故事。这回,跟《黑处》不一样的是:“故事有点儿好玩,能过审,投资还不少。”
《黑处》导演谈结尾大改动: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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