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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么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我想先聊聊一个可能不是太正经的话题,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手机上的阅读。手机这玩意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说有就有了,悄悄地走进人类社会,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手机的印象最初和香港的黑社会联系在一起,很大,像一块可以用来砌墙的砖头,只有黑社会老大才会使用,我们称之为“大哥大”。
手机很快就普及了,人手一部,这个发展过程快得惊人。大约2012年,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街头发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几乎所有人都在用手机通话,匆匆走过的行人,坐在街边椅子上休息的路人,晒台上,窗户里,我们能够见到的意大利人都在使用手机。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电话费太便宜了,因此大家都肆无忌惮地通话。当然,他们的声音很低,轻轻地私语,不像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扯着嗓子大声嚷嚷,一点隐私都没有。
再后来,手机上的阅读就普遍了,手机不再是黑社会老大的专利,不再是仅仅用来聊天说话。手机的阅读功能,已经超越了炫富和通话。有几张图片很能说明问题,在我们中国十分流行,一张是抽鸦片,一张是看手机,姿势都差不多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为什么要把看手机比作抽鸦片,因为在中国人的教科书上,抽鸦片和鸦片战争是中华帝国开始走向没落与崩溃的转折点。中华民族被鸦片给毁了,事实真相是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确实就是这么白纸黑字地认定。
为了改变这现象,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读书节,都举办形形色色的读书活动,号召民众读书,不遗余力地宣传读书意义。中国人曾经是最喜欢读书的民族,古语说得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相信读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可惜这些年的行情完全变了,我们的媒体上经常会表达出这样一种遗憾,那就是中国人好像都放弃了阅读,与其他国家的民众相比,反而是外国人更乐意阅读。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说俄罗斯人躺在草地上读诗歌,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地铁上看小说。
事实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样,事实的真相显而易见,全世界都在低着头阅读手机。俄罗斯人、法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们和中国人一样,都在目不转睛地看手机。这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算不上什么好事,也未必就是了不得的坏事,它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只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在手机上阅读,完全没有意义,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的也许只能是,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究竟能读到一些什么。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鲁迅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作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哺育者,也喜欢看些小说,不过从来不看他写的那类小说。鲁迅的小说曾经很流行,在当时是文学青年的《圣经》,而她看的小说同样也很流行,在报刊上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同样是小说,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有着不一样的品质。在评论家眼里,在文学史上,鲁迅母亲看的那些小说可能都是低俗的,不入流的,但是鲁迅先生并没强求母亲提高文学口味,强求她去读自己写的文字,强求她去读他心目中认定的优秀文学作品。为什么呢,因为鲁迅清楚地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写作是自由的,阅读也是自由的,人有选择自己要读什么的基本权利,即便是儿子,也没权利强求母亲去读什么。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谓为读者写作,有时候就可能非常可疑,就可能是一句十足空话。迎合读者,读者要读什么,我们作为写作者就为他们写什么,完全有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合适,非常不正确。毫无疑问,作家必须要有理想,他永远都是在为潜在的读者服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寻找,都在寻找他所认同的东西。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认同,读者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认同,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各取所需。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时候就像鲁迅母子,母亲要读她想读的东西,而儿子只能写他想写的东西。
我离开大学以后,在出版社当过编辑,深知读者趣味的不可捉摸。对于写作者来说,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不知道读者想读什么,觉得自己很努力,在充分地为读者着想,实际上,更可能是盲人摸象,是想当然。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自以为是的困境中,我们盲目地生产,结果读者根本不接受那些为他们定制的产品,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理睬我们。我们的辛苦努力,最终变成了一个个笑话。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确实可以聪明地知道读者需要阅读什么。出版社因此可以赚钱,因此有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明知道在文学创作中,流行和时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但是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可能免于利益的诱惑。
时至今日,在中国搞出版还是个赚钱的好买卖,尽管大家都在抱怨,纸媒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存在,都在抱怨手机阅读给出版社的利益带来致命打击。我的伯父搞了一辈子出版,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出版老人,深知出版界的内幕。他跟我说过两件事,第一,出版社总是赚钱的,因为赚钱,在经济方面,它的各种抱怨政府常常不予理睬,要想获得财政补助几乎不太可能。第二,文学作品总体上来说,并不怎么赚钱,那些获奖作品和畅销书不过是看上去很热闹,真正赚钱永远都是教育类图书。
今年8月8日,中国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权威的《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2015年纸书的销售相较于2014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公布的数据竟然是这样:
全国共出版图书47.6万种,较2014年增长6.1%。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822.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0%;利润总额125.3亿元,增长了7.0%;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1655.9亿元,较2014年增加1688.8亿元,增长8.5%。
我对这个数据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它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譬如“数字出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数据与手机阅读是可以互动的。又譬如期刊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二一,报纸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二七,这个数据同样是与手机阅读有关,那些报刊上姗姗来迟的新闻和八卦,既然都可以在手机上读到,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手机呢。而且,这些数据说的是2015年,甚至是2014年,2016年又会怎么样呢,当然还是应该增加的继续增加,应该减少的继续减少。因此,这份看似对纸媒仍然还抱有信心的乐观报告,透露的却是并不太乐观的信息。
最后还是回到手机阅读上,首先,我想表达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手机阅读和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可比性,并不像媒体上认定的那样有害,它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人上瘾,都可以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其次,手机阅读并不能表明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什么本质改变,中国人有句俗话,什么人玩什么鸟,手机上确实有很多无聊信息,无聊是因为有无聊的需求,有无聊的供给。手机屏幕只不过是更加形象更加生动,同时又是更加数据化地演绎了人们的阅读生态。它代表着我们有可能更快地读到你想读的东西,它更方便,也更直截了当。
不少年轻人跟我谈起过网络小说,他们对这些小说表现出来的热情,远比阅读世界名著更大。很显然,我们已经无法避开网络时代,一位法国作家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在手机里存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觉得无聊时,会很随意地看上几页。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而且还相信,一定会有人用手机来阅读《红楼梦》,阅读唐诗宋词,阅读鲁迅的著作。我相信纸媒很可能会被网络所代替,电子读物最后将一统天下,但是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不相信在网络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没有立锥之地,不相信文学会因此就死亡了,就不存在了。我相信,如果阅读仍然是自由的,必然会有人选择更优秀的文学,如果写作仍然是自由的,必然会有人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本文为作者在韩国东国大学的演讲。)
叶兆言:阅读是自由的,鲁迅从不强迫母亲读《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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