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

爱流泪的鱼

1.海子的血案和顾城的杀妇
如果说上海的先锋诗人是被市民习性给束缚住的话，那么北京先锋诗人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城市的皇城传统上。北京的先锋诗人，只要在诗歌话语上一夸张，并且夸张一成功，一见效，马上就会产生皇权在手皇袍加身的幻觉，从而下意识里感觉自己变成了皇上。
记得是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不是我前面谈论的那一批)通过我的朋友奚愉康，邀请我和宋琳去长兴岛，与从北京来的那位《今天》元老诗人芒克会面。在场的除了我和奚愉康还有奚愉康的一个摄影家朋友，其他全是诗人。有个号称老门的小矮个，不知是诗人还是画家，像保镖一样跟着芒克。一伙人在饭店里坐定，开始胡侃起来。不知是谁，突然举起酒杯，带头说道，芒克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于是，诗人们一个个起身表示，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连宋琳也作了如此表示。我当时整个懵了，弄不清这算是跟诗人聚会，还是上了什么梁山泊。我于是站了起来，冷冷地走到一边。
这时，饭桌上的眼光全都朝我转了过来。一阵沉默之后，芒克开始发话说，有些知识分子，总要摆些架子，不愿意同心同德。芒克话音刚落，门保镖立即呼应，开始猛烈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么乱哄哄的闹了一阵子，最后我忘了是怎么了结的。好像是奚愉康站起来打了圆场。
后来，一伙人回到上海市区新客站，坐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又侃了起来。芒克以君临天下的口气，大谈诗歌的至高无上。我听了之后，告诉芒克，在所有的艺术当中，诗歌不是最高形式。他问道，那你认为什么是最高的？我回答他说，音乐。于是，彼此就争论起来。这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通通站到芒克一边，硬说诗歌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就连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当时也完全同意音乐高于诗歌的宋琳，也跟着一起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这场争论后来是芒克找了个什么台阶，大家才平静了下来。但不管芒克如何想平息我的反感，我对此情此景此人之厌恶，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之前，我刚刚论说过芒克及其诗歌。我在1989年初写的一篇论说80年代先锋诗歌思潮的长文里，对《今天》诗派的核心人物芒克，作了不下于北岛的评价。可惜的是，那稿子还没写完，就在那年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要是我早知道芒克会在我面前上演了如此一出南面称孤式的领袖戏，那篇文章也就不会那么写了。
我后来非常愤慨地说了一句，没想到这个芒克竟然比李陀还李陀。
当年《今天》诗派的那些诗人，除了远在福建的舒婷，几乎个个成了疯子。有的跑到西方整天等着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躲在纽约闻着《村声》报的铅字气息过日子，有的在新西兰上演了一出杀妇自毙的血腥闹剧。剩下这个芒克，我以为会正常一些，不料同样的疯疯颠颠，如同金庸《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慕容复。
更为糟糕的是，《今天》诗人的这种神经病好像是有传染性的一样，使在北京的先锋诗人，一不小心就得病。欧阳江河那种知识分子写作一说，还算是得了小病，虽然在潜意识里不乏话语中心话语权力的妄想，但还不至于不可救药。最惨的是海子，被那种皇权为里文化为表的大而无当的狂想送上了铁轨。我一直认为，海子的死是一种谋杀。就像当年的殷夫被同伙借他人之手所谋杀一样，海子是被他的诗歌所谋杀的。
从意像上看，海子的诗跟殷夫非常接近。同样的充满激情，同样的大而无当。只是殷夫在诗歌里扮演的是以解救天下芸芸众生为己任的红色侠客，而海子则在诗歌里借助夸张之极的意象扮演了一个诗歌王子。
按说，五四新诗的大而无当，殷夫并非是始作俑者。郭沫若的诗歌，在吹牛皮和自我夸张上远比殷夫没有节制。但郭沫若再胡言乱语，头脑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是在表演，他知道自己的表演不是为了把自己真的奉献出去，而是通过表演为自己捞进点什么。因此，郭沫若绝对不会傻到像殷夫那样真的把小命也一起演进去。郭沫若当年一写完声讨蒋介石的所谓檄文，马上溜之大吉。在这方面，写作檄文的郭沫若也罢，写作《从牯岭到东京》的茅盾也罢，一个比一个精明。他们再革命，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小命给革掉。但可怜的殷夫哪里懂得这种在诗歌里是一回事、或者说、小说里是一回事、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是另一回事的奥秘。殷夫于是傻乎乎地成了烈士。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北京那些牛皮哄哄的先锋诗人身上。芒克虽然不需要像郭沫若那样闹革命，但他也跟郭沫若一样善于喜欢混江湖。他在扮演诗歌皇帝的同时，也明白这不过是闹着玩儿的。在京城里混了这么些年，皇帝好做不好做，这种道理芒克不明白岂不是白活了？因此，他闹得再认真，也知道不过是逢场作戏。假如日后说起长兴岛那一幕，他可以非常潇洒地说一声，那哪能当回事，逢场作戏罢了。
我相信李陀也懂得这个道理，具体我后文细说。我之所以说芒克比李陀还李陀，不仅是说芒克在胡闹程度上跟李陀相近，也是指他其实跟李陀一样的心知肚明，并且看上去也跟李陀一样豪爽。
但海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从外省农村跑到北京念书，进的又是北京大学。那所大学虽然有科学和民主的传统，但在那里面念书的学子，一个个都感觉自己比陈独秀还陈独秀，比胡适还胡适。没有一个肯说谦虚话，没有一个愿意低调行事的。北京的皇城气氛，加上因在北大读书而来在所难免的自我夸张，然后再是北京诗歌界自《今天》以后的先锋诗风。那样的诗歌风气，在意象营造上力求夸张，无限放大，仿佛是一场大而无当的比赛。你说你写的是《诺日朗》，我则在天空挂上一个“悬棺”，海子不甘落后地在诗行里一笔一划地画出了“太阳和土地”。所谓党卫军雨衣反穿，在上海的诗人笔下，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可是在北京的诗人几乎全部反穿了党卫军的雨衣，有的也许还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
然而现实生活跟诗人的夸张正好相反。银幕上放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此片在怀旧的名义下，从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写出了阳光灿烂的感觉。皇城里富起来的人们则在胡天胡地地吃喝嫖睹，使知识在财富面前黯然失色，使诗歌更是变得一文不值。北大的学生因此一个个焦灼不安，内心深处有太多太多的能量需要释放，却一时上找不出突破口。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打量大学生的眼光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们在一场未完成的启蒙交响乐里，有关自我抒发和自我实现的主题却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展开。
这样的焦灼，这样的张力，通通集中到海子身上，最后以断然自杀引爆成因为写诗而卧轨的血案。
假设1989年的风潮早一点爆发，海子可能就不需要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王子地位了。因为历史会给他提供更合适的自我证明机会。但他太性急了一点，或者说，内心里的王子冲动太憋不住了一点。就此而言，海子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要是能够再忍耐几个月，那么无限风光就会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拿着话筒嘶哑着嗓子做一把领袖人物，可以找个女孩子在广场上举行婚礼，可以绑着布条绝食到底。甚至浇上汽油演一场自焚。但我估计没有必要了。死是绝望的产物，生活一旦有了希望，头脑自然就会变得清楚起来，甚至清楚得比当年的郭沫若还清楚。郭沫若不过是溜之大吉罢了，可是80年代的学生后来居上，竟然学会了在开溜之前把别人送到枪口底下的江湖招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海子不死，那么他的很多问题，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个人地位的不明确上的，都是可以一步步解决的，包括恋爱的失败在内。以海子的诗才，在广场上找个女孩子太容易了。多少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学生，多少从来没有被女同学注意的男生，在广场上解决了在校园里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解决的情感问题，性压抑的苦闷等等。
可是海子等不及了。他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把脑袋过早地放到了铁轨上。
他等不及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他写了太多太多大而无当的诗歌，并且反过来把所有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象当作补药吞了下去。我把这称做意象吸毒，或者说意象中毒。而在这样的意象中毒背后作祟的，则是皇权意识，皇权崇拜。这类意识和这类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个个人，比如对毛泽东的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种自然形象，比如太阳，土地，或者其他什么大物事的顶礼膜拜。有时也会体现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上，因为得到那样的大奖，就如同被加冕为皇帝一样。反正形式多样，对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个，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为大众欢呼的人物，要成为君临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炬游行，中国民众又何尝忘记过广场上由成千上万的人群组成的红色海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那个瞬间，可能将永远停格在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内心深处。
这具体到海子则是，他误以为，用诗歌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得到。用诗歌证明不了的自我，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证明。可怜的海子。要是有个精神分折医生给他治疗一下，也许有救。但中国人其时连如何保护牙齿都还没有学会，哪里懂得寻找精神分析医生看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呀？
从案例上说，海子确实是自杀的。但从整个自杀的原因上说，海子却是被那个夸张的城市，那所夸张的学校，那些夸张的诗歌，给谋杀的。我写到这里，发现有必要表扬一下我在前面章节里批评的上海先锋诗人。他们的市民生活方式虽然世俗，但绝对不会因为那样的夸张而产生那样的心理问题。小市民再世俗再势利，也永远是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
假如明白了海子的死因，那么有关顾城的神话，也可以迎刃而破了。
我忘了是唐晓渡还是其他哪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顾城的一个生活细节。顾城在新西兰时，养了许多鸡。但那里不允许乱养鸡，人家通知他自行处理。于是，顾城只好自己杀鸡。顾城杀鸡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像他的诗歌语言一样简洁明快。他把鸡头一个个剁下来，扔进一个桶里。看上去像是在做木匠活。我记得他有一首诗描写刨木花，写得相当美丽。我想他的剁鸡头被他写成诗歌，也会像刨木花一样动人的。
正在他剁得十分起劲的时候，有个诗人朋友陪着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前来造访。顾城放下杀鸡的活儿，跟汉学家会面。会面完了之后，那位诗人朋友问顾城，你有没有让人家看见你扔在桶里的那些鸡头？顾城回答说，我早放起来了。我哪能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天真无邪的纯真孩子。
有关这个细节，当然需要当事人进一步证实。我在此引出，是为了说明，当年顾城的那句名言“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可能需要适当地修改一下。因为黑暗给了顾城的不仅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同时还给了他一颗黑暗的心。
早在听说顾城找了个女人，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而他又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除了写诗撒娇发脾气，什么都不懂，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这与其说是个可爱的传说，不如说是中国男人十分丑陋的积习。从张贤亮的“马樱花”，到顾城身边的谢烨，中国男人钻在女人怀里发嗲的传统就像孩子断奶一样，始终没有真正断掉过。既然父母宠爱独生子女会造成小皇帝现象，那么被女人如此宠爱的顾城难道就不会以皇帝自居么？既然是皇帝，那么女人的忤逆，就得遭到大辟的惩罚。我不知道顾城剁鸡头是不是用了同一把斧子，但他提起斧子朝他的妇人剁去的时候，那颗人头在他眼里跟鸡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一个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的没用透顶的男人，哪儿来的如此冷酷的心肠？只有一个解释，因为他把自己看作皇帝。皇帝杀死一个人，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只有等到杀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皇帝。因为皇帝杀人毋须自己动手，皇帝杀完人，也毋须自己面对，马上就有人进来把尸体拖走。于是，发现自己不是皇帝的那个顾城，被依然是皇帝的顾城，一怒之下，也赐死了结。做了皇帝的顾城，一斧杀了背叛了皇帝的妇人，再一索子吊死了觉得自己不像是皇帝的顾城。皇帝在屠杀中凯旋，顾城的女人和顾城在屠杀中完成了臣民应尽的义务。
   从案例上说，这当然是个刑事案件；但从成因上说，这是又一个精神分析病例。被女人宠成皇帝，是不是北京城里的特例，我不敢断言。但我想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男人再被女人宠爱，也宠不到如此恶心的地步。
我在1988年底写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时候，仅仅就毛泽东而论毛泽东。我哪里想到，一个毛泽东倒下了，千万个毛泽东站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毛泽东现象！
我承认《今天》诗人为中国当代诗歌做出过他们的贡献，我也不否认海子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尤其是他写的一些爱情诗，清澈透明。但他们一个个发疯，一个个做出如此可恶又如此可笑的事情，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么？
这里还不算北岛在期待诺奖上的荒唐。考虑到他的失落，暂且略过算了。因为仅此三例，足以说明，北京那些大而无当的先锋诗歌背后，潜伏着多么可怕的足以引起杀人血案的精神病因。
这么想想，我不由庆幸自己跟芒克是在上海这个城市里见面，要是在北京跟他那么争论，那还了得？北京绝对是个疯狂的城市，在历史上既有过争相抢吃袁崇焕血肉的情景，又有过义和团作乱的案底。一朝一朝的皇帝在皇城里轮着坐龙庭不知坐了多少年，这个城市没有毛病也要被坐出毛病来。也许正是那样的历史背景，才导致有帝王心态的人物总是喜欢定都北京。北京的诗人和入主北京的革命家一样，被这个城市的皇权意识困扰得苦。当北岛大声喊出“我不相信”的时候，在他潜意识里激起的回音恰好就是“我相信”，相信这个城市悄悄地灌输给他的皇权意识，皇城情结，皇天皇地皇得昏天黑地，皇得不可开交，皇到了误把他乡认故乡，皇到了误把诺贝尔奖当皇冠。我希望北岛能够忏悔自己的这种皇权情结，这种假以诺贝尔奖飞龙在天的九五之尊渴望。不说其他，仅以我举的三个例子，就已足以让他引为前鉴了。既然知道什么是什么的墓志铭，什么是什么的通行证，他难道就连中国人诺贝尔奖渴望背后的帝王情结也看不出来么？任何东西到了中国就要变质变味，诺贝尔奖的效应也同样不例外。做生意开公司的没有学会商业文明的游戏规则，却滋生了古里古怪的公司毛泽东式的权力意识。从以人道主义为基准的诺贝尔奖荣誉里，却会生发出君临天下的狂热来。牟其中的教训和北岛的荒唐，骨子里都系于同样的病根。倘若北岛需要什么治病良药，那我建议他去向阿城讨教讨教，如何做个普通人，如何建立平常心。诗人不做普通人，怎么可能写出有人情有人味的诗歌？作家没有平常心，又如何可能写出有人道情怀有人文关怀有灵魂追求的小说？道理是简单的，但对于得了皇权病的诗人，做起来却可能是困难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北京先锋诗人的这种心理症结表明了，这个城市在骨子里根本不具备文学的先锋性。无论是《今天》诗派及其相应的星星画展，还是后来的先锋诗歌及其相应的圆明园艺术村，与其说是这个城市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学和艺术的先锋思潮借该城一方宝地，作为演出的舞台。虽然中国80年代的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的最先都是在这个城市发韧的，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先锋意识，却是在90年代才开始变成一种自觉，我指的是以陈染一类的作家为代表的所谓“私人小说”的创作。但这绝对不是80年代的故事，而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陈染在80年代写出的作品，我称之为现代主义童话小说。
80年代的北京，正处在一场文化嬗变的阵痛之中，这个城市本身的先锋意识，根本还没有形成。《今天》诗派从根子上说，与其说是先锋诗派，不如说是一批最早的极权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对派，或者说挑战者。其先驱人物是郭路生，亦即食指，而其更早的先驱人物，则是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异端诗人黄翔。假如从这样的一种文化渊源上着眼，那么《今天》诗派的脉胳就非常清楚了。至于后来的海子等先锋诗人的先锋诗歌创作，则是从北京的校园里，而不是从北京这个城市自身生长出来的一种带有强烈的校园气息的诗歌话语。
北京这个城市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先锋性，要到90年代的陈染们完成经由大学走入社会然后再由社会转向个人转向自身这样的演变过程，才真正成立。与北京没有现代商业文明传统相应，北京没有现代派文学的先锋传统。这是北京与上海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当年北京最早介绍和倡言现代派文学的两个人物，都没有得到这个城市给予的承认。上海的先锋文学，会在上海市民当中成为一种文学的品牌，从而得到这个城市的认可。但写作《西方现代派研究》的陈琨最后只好远走他乡，至于提倡现代派小说写作和进行戏剧实验的高行健，当然就走得更远了。这种出走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根本不认同这样的异类。即便是陈染们的先锋写作，也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只是作为一种风景罢了。至于后来冒出的《北京娃娃》，那更是一种喜剧式的先锋文学，即用女人的身体作为文学的开路先锋。先把女人给搞笑了，然后再把文学搞笑掉。而这种下半身文学的前提，则是男人的宠爱。这种文学写得再卖力气，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先锋性，更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至多只能成为这个城市堕落的象征。
这个城市在80年代的标志性作家，是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