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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虫二
自媒体大V为人民币服务让腾讯扒了底裤,但好消息是约翰?华纳梅克的广告界哥德巴赫猜想终于有答案了,“我花在广告上的钱有一半被浪费掉了,糟糕的是,我不清楚是哪一半。”现在你知道了。
但大V的道德沦陷,一飞冲天的房价有很大责任。
单价15万的6平米鸽笼房居然因为88万的低总价炙手可热,可见“居者有其屋”的观念如何深入人心,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甫能喊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名句,已经充分暴露了“寒士”对家的向往。
对今天的大多数媒体人来说,用稿费买房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这个“理想”早在60年前就被草根作家刘绍棠用一支秃笔变成现实,那时的他因在北京买房而轰动一时,还敷衍出一个被传得像模像样的“为三万元奋斗”的故事!
刘素有神童之称,以那时还归属河北的通县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大运河乡土文学”,10岁写出五册长文《西海子游记》,1951年初中没毕业就被调入河北文联,1954年保送北大中文系深造,就学期间深受肖洛霍夫影响,1955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运河桨声》,是著名作家孙梨的爱徒,1956年加入作协时,是中国最年轻的作家。
少年成名,难免目中无人,刘绍棠在1956年到1957年遭到批判,除了如周扬所说,“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文艺问题“屡发谬论”,主要还因为生活上的高调。
刘绍棠善饮,酒后常发奇想,某次对作家好友、同为河北老乡的丛维熙谈到,“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塌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刘做此言,主要因为他和丛维熙是当时北京青年作家中不拿工资而只靠稿费生活的少数人,但话中志趣颇触时忌,茅盾指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郭沫若借民谚骂他,“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文人相轻也还罢了,真正让刘绍棠成为众矢之的的是他的稿费炒房。
1956年,刘喜得一子,遂在北京西城区光明胡同45号觅得一处没有北房的三合院,房子面中南海而背故宫,颇得古今之气,书斋虽小,号为蝈笼,但外加厨房、厕所和储藏室各一间,院内并有枣树5棵,槐树5株,还算宽敞,卖主索值2000元,在当时也算骇人听闻,而刘绍棠并不还价。如此大手笔,自然引得记者造访,好友登门,这所小院俨然北京文坛一景,而说到底,这都是高额稿费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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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故居已经焕发千万学区房的风采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千字稿酬分别为15、18和20元,出书时每3万册为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稿费翻倍,而刘的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千字按18元计酬,印了4个定额10万册,单篇收入8000元,足够买下4所相同的房子。另一部《瓜棚记》,2.6万字,印了6个定额17万册,稿费翻到千字108元的惊人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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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值今天的4套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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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也值1套学区房
可见,刘绍棠的“为三万元奋斗”并非遥不可及。
依刘绍棠的本意,原没兴趣买房,他那时与幼年同学曾彩美结婚,爱妻有喜,而刘既不拿工资,当然也无处申请住房,一家九口蜗居在刘父租下的前门鲜鱼口玄帝庙胡同,后来看到老辈作家丁玲、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纷纷在京置业,这才一掷千金。
但丁玲的情况又有不同,她在1954年5月4日以个名义购得的西宽街7号(今东城区育城2条1号)房产共31间,其实是替中国作协代购,因为那时国家机关不得购买私人房产,这所宅院当年6月即被丁玲捐为作协托儿所,并转让了产权。
花了钱的刘绍棠也无福消受“豪宅”,1957年10月17日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发表了题为《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的文章,语带玄机的指称,“他(刘绍棠)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偶尔下乡,要自己带伙食去,因为他吃不下乡下的饭菜了”。真相是刘某次患肠炎,自忖或为村里食物不洁所致,于是便带了馒头下乡采风,而好友丛维熙在作协批判会上为其辩解时,反遭与会者一致谴责他的“调和主义”和“麻木不仁”。
结果是刘绍棠被下放京郊劳动,先是在门头沟永定河畔挖沙石,然后到京东百子湾火车站修铁路,在西直门木柴厂卸木料,在高米店和通州永乐店修水利,最后刘绍棠万分英明的回到老家儒林村杜门不出,得乡亲庇护,捱过了那最艰难的十年。
1979年,前度刘郎的他才得以回到北京。
20年的人生波澜让刘绍棠一度怀疑是自己所买的房子风水不好,因为3间南房、2间东厢房和1间西厢房的格局正是风水大忌。
1997年仙逝的刘绍棠没能看到光明胡同老宅变身千万元学区房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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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单以炒房能力而论,昔日的草根作家较之今日的自媒体又如何呢?
先说购买力,刘绍棠当年一篇《夏天》,8000元稿费足够买下北京西城区的4个四合院,这至少相当于今天5千万元的购买力,甚或是1亿。
如今的自媒体有这种能量?
自然有,因为他们有时代赋予的额外机会。
在自媒体两种钱途中:
做头部大V、当网红,搞策划,卖创意是阳春白雪;
刷量鬻文的,只能算下里巴人。
买楼像买白菜的是第一种人。
但下里巴人中另有一种出类拔萃的:
硅谷一年有4000多家企业寻求融资,IPO的不下百家,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催生了一种需求,给急需融资或变现的创业公司摇旗呐喊,站脚助威,单篇有影响力的文章酬劳惊人。
理论上,一年输出100篇这样的文章,收入便不逊一甲子之前的大作家刘绍棠,问题只在于中国有没有那么多饥渴的创业公司。
房子作为财势象征,早就渗入中国人的骨髓。
唐代郭子仪是削平安史之乱的名将,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皆乘车马”,而营建终日不绝,郭每出必谓工匠,“好筑此墙,勿令不牢”。
后一工匠答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只见人自改换,墙皆见在。”
郭大悟,入朝奏对时,乃决意求去。
语境类似的还有互联网时代爆红的另一句名言: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其实孔尚任的本意是写婊子有风骨,而文人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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