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在剑与枪中展示风险和控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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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受动作片电影和畅销惊悚小说影响而产生的流行误解中，在社会科学家的常规解释中，暴力往往与贫困、种族或意识形态仇恨、家族疾病等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
但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作者兰德尔·柯林斯推翻了以往对暴力的认知：暴力是人类的野蛮本性，很容易发生，所以人类文明建立了一系列社会制度来阻止那些暴力的个体。
长期以来，我们对暴力的认知可能存在一个分类误区：暴力一定是坏的、不利于社会的、违反规则的；反之，如果暴力符合社会运转的需要与规则（尤其是由官方行使的暴力），或是以娱乐形式呈现出来，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被认为是暴力，或是会被认为是“好”的暴力。这种一刀切的分类模糊了暴力的本质，更令我们对暴力和“暴力个体”形成了一种偏见。兰德尔·柯林斯为我们重新提出一种真实而令人不安的可能：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触发暴力，而是在互动中逃避和弱化真正的暴力；因此，与其说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阻止暴力，倒不如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鼓励暴力乃至将其制度化。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警察与军队中的种种纪律；此外，个体表演型暴力（如拳击、跆拳道与击剑比赛等）和其他团体竞技体育（如冰球和橄榄球等）的规则，也有着保障暴力顺利发生的意味。
本文节选自《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第六章 公平搏斗表演，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文中小标题来自原文。

决斗：在剑与枪中展示风险和控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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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美）兰德尔·柯林斯著，刘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在剑与枪的决斗中展示风险和控制危机
决斗在其黄金时代到来之初就与剑术学校关系紧密。个人决斗与打群架或世仇不同，它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到1590年代，决斗在英国已蔚然成风（Kiernan 1988；Peltonen 2003；Nye 1993；McAleer 1994）。决斗是由士兵传播开来的，特别是雇佣兵；但它后来却成为一种侍臣中流行的行为，并进而获得了更高贵的礼仪。这与当时文化程度较高的王室集中权力并取代了乡下封建领主及其私有军队有关。
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决斗对当时的观众来说相当新鲜；观众中也包括不少刚刚开始采用决斗这种行为的皇室臣子。决斗并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型打斗；首先，它是一种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表演。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情节：提伯特杀死了罗密欧的堂兄茂丘西奥，于是罗密欧在击剑决斗中杀死了提伯特；而提伯特则是朱丽叶的堂兄，因此这件事让罗密欧的爱人朱丽叶十分忧伤。事实上，此时是一个过渡阶段：人们仍然将个人决斗与家族私仇混为一谈。一旦决斗的规则正式确立，决斗中出现的死亡就不应由任何人来复仇；事实上，无论是何种侮辱引发了决斗，决斗本身就已终结了这一冲突。《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上演于1593年，等到1601年《哈姆雷特》上演时，结尾的那场决斗已经与决斗的标准形式很接近了。
决斗用的是轻剑，而非重型武器；当时流行的是细细的无刃剑，在军事战斗中毫无作用，但很轻便，适合作为上层阶级日常着装的一部分。无刃剑对盔甲毫无效果，但在平民生活中，它却有可能对人的内脏造成致命伤害。它释放出的信号说明，携带者一旦被人激怒就能随时进入战斗。这种随时准备好的姿态是一种礼貌的社交方式，其规则就是违反它的人会被认为是在邀人决斗。但是，当时的法律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禁止决斗；因此，佩戴轻剑主要是一种自我呈现；人们很少会当场打起来，但却往往会安排一个决斗的地点，避开当局耳目。于是，决斗就变成了击剑比赛，随之而来的是上流社会中剑术学校和私人剑术教师的流行，它们成为决斗文化最典型的特点。英国第一家剑术学校建立于1576年；1590年代，随着决斗的流行，出现了一些更时髦的学校（Peltonen 2003：62）。
1740—1750年代，手枪开始取代剑，并于1790年代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完全取而代之。在法国和意大利，轻剑和重剑（主要在19世纪使用）决斗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还颇为流行，手枪决斗也同时存在。在德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决斗形式也很流行，那就是使用军刀（有刃军刀而非无刃尖剑）；不过，在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形下，人们往往还是会选择手枪。
决斗的正式性及其礼仪建立于轻剑时期，之后延续至手枪时期并发扬光大。恰当的礼仪包括挑战、口头羞辱和反驳，包括一句程序化的“你说谎！”（这一指控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方说了假话），有时也包括将手套丢到对方脸上——手套是当时绅士得体着装的一部分。决斗双方会指定助手，由他们负责安排时间、地点、武器和程序。助手也会作为结局的见证人：在手枪决斗中，如果双方都错失了目标，他们一般都会宣称自己已经满意了；如果其中一方受了伤，则会有医生（通常是助手带来的）照料他。有时其中一方会死掉，但这并不是决斗唯一的结局。这场仪式只是一种终结争吵的方法，相对流血较少，更多是展现愤怒，并为自己遭受的羞辱讨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从这一方面来看，手枪决斗比剑术决斗要更宽容，因为用剑决斗至少要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究竟何时停止也不像手枪决斗那么明确和戏剧化；不过到1830年代，剑术决斗已经开始以流出第一滴血为结束。
参加决斗仪式是精英身份的标志。你必须懂得正确的礼仪，并且（从18世纪末开始）有办法弄到一套决斗用的枪械。决斗的规矩符合社交中的各种礼貌行为：交换名片，好让助手能够联络到对方；戴手套；一丝不苟的演讲词（有时也可能语带嘲讽）。决斗场地本身被称为“荣耀之地”（the field of honor）。助手们必须同样是绅士，因此双方召唤助手也正是展示其精英网络成员身份的过程。助手们的作用是担保决斗者的精英地位，控制决斗中的暴力，并与下层阶级不合规矩的争吵划清界限。有时决斗挑战可能会失败，因为一方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助手。地位格外高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挑战；伟大的领主不可能与普通的贵族决斗；将军不可能与下层军官决斗（但他也可以这么做，例如德国军队规定副官需要代替将军决斗）；事实上，大部分决斗都发生在下层军官之间（Peltonen 2003：83，205；Kiernan 1988：103；McAleer 1994：114—17）。美国早年间，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拒绝了一名年轻平民的决斗挑战，却并未因此丢失脸面（Wyatt-Brown 1982：335—36）。
决斗从理论上来说总是带有死亡风险。但数据上呈现的模式却带有相反的特点：总体来看，决斗越频繁，致死甚至致伤的机会就越小。19世纪末，决斗最危险的地方是德国；但就算在那里，致死率也不过20%。德国决斗有三分之二最后会流血。其中大都是军官之间的手枪决斗，频率约为最低每年10—15起，最多每年75起。同一时间法国决斗的致死率从未超过3%，有些年份里甚至低于0.5%；在决斗最频繁的1890年代，平均每年发生200—300起（大都是用剑）。在意大利，1880—1900年代有4000起决斗被记录下来（几乎都是用剑），其中20起有人死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200起决斗，其中不到一起是致命的（0.5%）。
在爱尔兰，决斗从18世纪早期开始流行起来，当时每十年有10—15起决斗，但到1770年代已经上升到十倍于这个数字，之后到1810年又开始回落。早期在决斗还很罕见且大多用剑时，63%—100%会以一方死亡告终，其余案例中也几乎总是会有人受伤。到18世纪下半叶，当手枪取代了剑后，致死率下降到36%，到世纪末更是下降至22%，受伤率也同时下降。当时的手枪瞄准能力很低，这是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理论上来说不断开枪直到打中对方也是可行的，但决斗以一轮开枪就结束的比例却从40%上升到了70%（Kelly 1995：80—83，118—20，213—14）。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历史模式。在英国，决斗在17世纪早期才开始制度化；当时每年平均发生20起公开决斗，致死率显然很高（Peltonen 2003：82，181—86；202）。到1660年代，决斗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礼仪规则，决斗挑战也发生得更频繁；但与此同时，逃避决斗的方法也发展起来了。到1670年代，决斗者常被讥讽为华而不实的伪君子，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在决斗中不过是装装样子。也就是说，当决斗（至少是发出决斗挑战）变得更加流行时，用来限制伤害的方法也随之发展起来。到18世纪中期手枪取代佩剑后，这一模式再次得到重复：1762—1821年间，死亡率为40%；随后一直到1840年决斗被废止，致死率下降到7%，受伤率则下降到17%（Nye 1993：268，引自Simpson 1988；Kiernan 1988：143）。
随着时间推移，决斗中的礼仪和公平变得越来越重要。18世纪早期，在爱尔兰等半开化地区，助手也可以加入决斗；16世纪的意大利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与法国也有这种情况，当时私人决斗与群体世仇之间的界线才刚刚建立起来（Peltonen 2003：179，191，203—4）。到了18世纪晚期，助手们已经变成严格的仲裁者。在当时的军队战斗中，滑膛炮管步枪被膛线炮管取代，大大提升了射击准确度；但在决斗中使用这种步枪会被视为不公平，尤其是在英国更是如此。与其相似，新式手枪的微力扳机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优势（Kiernan 1988：143）。决斗者不得不使用过时的武器；拥有两支决斗用的手枪变成一种复古主义的时尚，就像在机械化的战争时代军官仍会用佩剑来作为荣耀勋章一样。由于武器总是古老的，这也就传达了一种信息：决斗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表演罢了。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法国。1789年革命期间，决斗数量飙升，因为中产阶级获得了原本属于贵族特权的决斗荣耀。到了1830年代，随着手枪机械的进步（撞击式火帽取代燧发枪），在每年约80起决斗中，致死率约为三分之一。与其相应，1837年出版了一本决斗手册并得到广泛传播；其中明确记录了用剑与手枪决斗的礼仪，并提供了多种降低死亡率的方法；接下来几年，死亡率降低到平均每年6起，即决斗中的8%—10% （Nye 1993：135；McAleer 1994：64，248）。在第三共和国时期（1875年起），决斗变得格外流行，成为民主参与的一种标志。政客们在议会中辩论，记者们传播各种指控，他们都可能最终用决斗来解决争端。但这些人就算杀死对方也无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事实上，他们的决斗是很温驯的：在1880年代的108起政治决斗中，并没有发生死亡，只有11起（10%）造成了严重伤害；在200起有记者参与的决斗中，仅有2起死亡（1%）和12起严重伤害（6%）。所谓的私人决斗（大都与性有关）更加危险，但即便如此，致死率也很低：在总共85起事件中，6%有人死亡，34%有人重伤（Nye 1993：187—215）。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死亡的危险又是如何随着情境而调整的？需要注意的是，助手可以挑选合适的条件。首先，他们可能会安排双方和解，或是承认彼此之间有误会，或是道歉，或是指出其他情有可原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选择年纪大、有经验的助手，避开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一名德国专家曾在50起决斗中做过助手，其中只有五起最后发展成真正的打斗，仅两起产生了严重伤害。决斗也有可能因为程序上的原因而终止：人们应当在受到侮辱后24小时内发出决斗挑战，如果迟了，对方就可以不予接受且名誉不受影响；决斗本身应在48小时内发生（通常是第二天清晨），如果迟了，就可以取消。如果在约定好的时间内，其中一方迟到了15分钟以上，另一方就无须等待。此外，考虑到时间紧张，有时决斗会在大雨中进行，致使双方都很难瞄准。在决斗违法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贿赂警察来逃过决斗。此外，即使子弹错失了目标，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回合，并可终止决斗，除非双方助手同意进行更多回合（McAleer 1994：49—56，66，84）。
除了这些临时变动，助手还可以设定决斗的程序，从而提高或降低危险。在手枪决斗中，可以设定开枪的次数与距离。当然，回合越多，危险就越高；标准程序是只进行一个回合。如果进行到四个回合，就会被认为太过残忍；不过，在1886年发生在德国军官之间的一起决斗中，双方发射了27发子弹，这既表明他们准头不好，也说明两人都很固执（McAleer 1994：68；Nye 1993：195，207）。在距离方面，法国通常是25步，德国则是15步；10步已经很可怕了，5步简直就无需瞄准，哪怕用滑膛枪也一样。事实上，距离常被设定为35步以上，尤其是在法国——这也是法国决斗致死率如此之低的原因之一。
距离也取决于决斗的程序（McAleer 1994：70—75；Nye 1993：195，207，269）。最流行的是所谓“障碍决斗”（barrier duel），即双方面对面拉开一段距离（例如10步或20步），站在一块长方形的障碍区域后（用木桩来标示，通常5步、10步或15步宽）。决斗开始时，双方之间的距离约为10—16米，这一距离并不十分危险；但决斗双方可以提升危险程度。一旦发出开始的讯号，双方就会
向障碍区域走去，并且随时可以开枪。首先开枪的人如果击中对方并让其失去反击能力，那么他就赢了；但如果未能解除对方的武装，他就需要站在原地，而对方则有一分钟时间走到障碍区域前，并且可以在仔细瞄准之后再开枪。
另外一个变体是“信号决斗”（signal duel），通常会从比较近的距离开始，但没有瞄准的时间；决斗开始时，双方枪口下垂，直到信号发出。数到3之后，双方必须举枪、瞄准、开枪；如果在此之后开枪，就会被认为不够光彩。更有甚者，德国（决斗并不合法，但受到容忍）和法国（只要遵守规则，决斗就是合法的）的法庭格外注重杀死对方的决斗者是否遵从了规则。“信号决斗”让双方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决斗者一开始都是侧身站立，因此目标较小；此外，他们还有较为先进的盔甲，也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保护。相反，“障碍决斗”尽管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危险，却要求双方面对面站着。另外一种降低瞄准率的方法则是双方背对背站着，在听到信号之后转身开枪。更危险的形式则是“瞄准决斗”（aimed duel），即给双方一定的时间（通常是60秒）来瞄准再开枪。这可能会变成双方彼此凝视很长一段时间，简直是对神经的考验；1893年发生在匈牙利议员之间的一场决斗中，双方瞄准对方30秒仍未射击，最后他们垂下枪口，互相拥抱并和解了（McAleer 1994：70）。
如果助手想要确保危险降到最低，就可能会对武器做手脚，因为是他们负责给枪上膛：他们可能会使用水银做的、在空中就会解体的子弹；或是使用非常小的子弹，抑或是降低火药的威力（McAleer 1994：66—67，189）。双方都必须使用滑膛枪，这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也是因为滑膛枪比现代武器更容易做手脚。当然风险也依然存在：滑膛枪使用的圆球子弹比起膛线枪使用的圆柱形子弹来说，轨迹更加不规则；但由于初始速度较慢，它们即使击中也可能只是嵌入人体，而换作现代武器的话则有可能直接打穿。风险总是会存在的，但也有可能仅存在于决斗者的脑海里。助手作为舞台助理，有着戈夫曼式的对自我的集体呈现。决斗中存在劳动分工：决斗者应展示自己的荣耀和无所畏惧，助手（很可能不被决斗者觉察）则应尽可能使风险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高。
用剑决斗也可以设置障碍和限制（McAleer 1994：59—62；185；Nye 1993：197，201—2，291）。在德国，重剑会有比较钝的一侧；无论如何，弧形的剑刃都不可能造成长剑那样的穿透伤。双方只能挥砍，也许会造成伤口和流血，但通常都不会很严重。决斗中不能谈话和嘲讽对方；如果有人武器脱手，除非他能回到作战状态，否则对方不得继续攻击。与好莱坞式的剑斗不同，双方不能用脚去踢，也不能用另一只手挥拳。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决斗双方近距离站在一起，让剑的动能受到限制（就像拳击比赛中双方抱在一起一样，这是现代拳击运动中的一种常见策略）。一定程度的保护也是有可能的，例如在脖子或腹部围上围巾。此外，决斗者也可以尽可能多地暴露皮肤，好让血迹格外显眼；根据规则，只要流出第一滴血，决斗就结束了。这在法国格外盛行，决斗者有时会在助手的安排下赤裸上身决斗，或是穿上能让血迹格外显眼的白色衣服。法国决斗者通常不会戴皮革手套，因为伤口最可能出现在手和手腕上，那里是通常瞄准的位置；如果瞄准下腹部，甚至瞄准腿部动脉，就会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受到惩罚）的越轨行为。不过，在德国，双方通常都会佩戴臂铠，因为他们往往不愿以如此轻微的伤口来终止决斗；伤口愈是严重，就愈可能被视为荣耀的徽章。臂铠越厚重，决斗就越认真。决斗的程序可以根据希望造成的伤害来进行精密的调整。1
决斗的目的更多在于展示双方对所在社会群体的归属，而不是建立对对手的支配权。因此，赢得决斗并不那么重要，展示勇气才是目标所在。一场值得敬重的失败，比一场不择手段的胜利要好得多；在声誉方面，值得敬重的失败可能比正大光明的胜利效果还要好。最能体现勇气的方式（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就是让对方先开枪，然后自己朝空中开枪。在这种情况下，决斗也就变成某种赌博（赌博也是精英群体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尤其是在花花公子们中格外流行）。手枪决斗的某种形式特别像扑克牌游戏。决斗双方可能会抽签决定谁先开枪，让决斗成为对心理承受能力的测试。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决斗形式，即“障碍决斗”的一个变体；双方之间的无人区域从10—15步缩短到一条线；如果首先开枪的人错失了目标，他的对手就能走到这条线前；如果首先开枪的人胆敢走上前来，他就得让对方有机会近距离开枪。似乎很少会有人利用这一优势；通过放空枪来展示勇气，已经足以结束一场决斗。还有一种更像赌博的决斗形式：助手会额外准备一对手枪，放在决斗者看不到的地方，其中只有一把手枪上了膛；决斗者需要通过抽签从中选择一把——双方都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否是没有子弹的那把枪（McAleer 1994：229—30）。然而，愿意承担如此高风险的赌徒，往往会令人不齿；在决斗最为风靡的时期，人们还是更喜欢低风险的形式。
决斗成为传统后，也变得保守起来。武器技术进步了，但精英决斗者却并未采用新武器。1835年，柯尔特发明了左轮手枪；在1846—1848年间的墨西哥战争中美军采用了这一装备，这让它很快便声名远扬（Chambers 1984）。旧式手枪需要在每一发子弹射出之后都重新上膛，操作起来很繁琐。因此，如果决斗需要进行两轮以上，就需要经过同样的间隔，这让整个程序显得格外正式和令人紧张。左轮手枪让人们可以连续发射六发子弹，因此能够造成更高的伤害。但这种连续射击在绅士之间的决斗中从来不曾得到允许；如果在没有传统决斗手枪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左轮手枪，那么每一轮只能装填一发子弹。当然，牛仔之间的枪战就是另一回事；他们是左轮手枪时代著名的使用者，但却被欧洲决斗文化视为庶民（McAleer 1994：68，79—80）。
手枪决斗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时，产生了一些混杂的传说。“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游戏就是决斗和赌博的混合体，通过以身涉险来展示勇气与荣耀。“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没有对手的决斗方式。两者是类似的，因为决斗通常只会发射一到两发子弹，大部分时候都会错失目标，也不会致命；将一把装有一发子弹的左轮手枪顶在脑袋上开一枪的风险也与此类似。冒着死亡的危险是一种提高地位的方式，也能在贵族群体中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但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之前，并没有可靠的资料表明有人真正实行过“俄罗斯轮盘赌”。类似情境中总是涉及俄罗斯军官，但其过程却不尽相同，而且细节也似乎经过了扭曲，成为一种用庶民的左轮手枪进行的游戏。“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与决斗背后是同样的结构：要克服的对手是自己的恐惧，谁能冒着生命危险作出这种行动，谁就能让自己跻身精英之列。

决斗：在剑与枪中展示风险和控制危机

精英决斗的式微与枪战的取而代之
决斗一直遭到反对；反对不仅来自教会，也来自试图独霸暴力的国家。在17—18世纪，对决斗的反对几乎毫无效果，尤其是在贵族阶层控制了政府高层的国家。因此，同样一批人可能会公开反对决斗，但私下里却又默许甚至亲自参与决斗。19世纪中期，随着决斗逐渐转变为枪战，也变得不再那么精英化，最终甚至变成一种庶民化的行为，也就可以被法律明文禁止了。
最终使决斗消亡的是民主化的过程，尽管其在不同国家进展速率不同。直到19世纪决斗还是贵族绅士们的领域，军官们也依照军衔被视为贵族绅士的一员，尽管他们可能出生时并不属于这个阶层。然而随着19世纪军队规模的扩张，精英阶层受到了蚕食；决斗文化传播到了所有等级的军官，从而模糊了其阶级分野。军队之外的决斗同样如此，到19世纪晚期已经大为扩展，尤其是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以及统一后采用议会制的意大利。政治家——特别是在政治上活跃的市民们——如今认为自己获得了成为贵族绅士的权利，其中也包括通过决斗来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在德国，学生群体的扩张让决斗俱乐部蔓延到了中产阶级中。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将贵族和军队的价值观强加给了整个社会；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决斗变得不那么精英化了。
这一过程在美国内战期间的南方体现得格外明显。相比起欧洲精英阶层决斗的傲慢，美国南方的白人男性则强调民主与平等，这也包括为了维护自己名誉而向别人下达决斗挑战的权利。相应的，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南方地主则开始拒绝决斗，将其视为未开化的庶民行为（Wyatt-Brown 1982：351）。最后，决斗俱乐部的成员太多了，也就失去了吸引力。此时，上流社会礼仪的定义已从暴力转变为平和的行为。
在美国，手枪决斗最后的辉煌是1865—1890年间所谓的野蛮西部时代（Kooistra 1989；Hollon 1974）。西部枪手组成了某种位于前线的精英阶层，在媒体中既被浪漫化也被描绘为恶徒。但他们既非上层社会的一员，也没有实行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旧有的决斗文化存在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之间，但枪手们却并不是富有的农场主，尽管他们经常作为雇佣兵生活。枪战中偶尔也会存在礼仪，也可能会在约定时间进行表演性质的枪战；但是正式的挑战、助手、对空开枪和礼貌的结束方式都已不复存在。枪手更关心的是自己和对方的性命，而非确认自己的精英身份。最成功的枪手显然并不是那些参与表演型枪战的人，而是在受到冒犯时立刻拔枪报复的人；记录在案的许多死亡都是由埋伏造成的。这些枪手是从精英决斗者到现代酒吧斗殴者之间的过渡形态。
西部枪战发生在国家权力渗透中的过渡时期。由于缺乏国家控制和保护，私人力量发展起来；事实上，农场主、地主和铁路资本家的私人武装队伍都开始参与暴力事务，并保护他们免遭暴力伤害；他们比个人枪手制造的暴力要多得多（Hollon 1974）。我们看到的图像是被扭曲的，因为个人枪手获得了更多的曝光度和浪漫名声；这是因为他们更符合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形象。事实上，即使在名人中，最成功的也是那些曾经（在个人事业中的某一时刻）为政府工作的人，例如警长或美国警署等。西部枪战事件中，最著名的是1881年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境内的O.K.牧场枪战。那并不是两个英雄之间的单打独斗，而是两个有组织的势力之间的冲突：一方是美国警署及三名警官，每人配有两把手枪和一把猎枪；另一方是一家扩张中的私人农场的五名成员，配有手枪和步枪。
枪从20世纪的决斗或单挑中消失了；虽然表演性质的打斗仍然存在，但通常都会使用其他武器，主要是拳头和刀子。当使用枪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公平打斗。表演型打斗的精神依然存在于人工制造的封闭社群中，那里通常有着较为稳定的地位阶层，例如美国高中和其他全控机构。同样的结构在底层制造了霸凌，在精英阶层则制造了表演型打斗。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在怎样的条件下才会在精英中发生公平打斗。其中一个类型是国家军队之间松散的联盟；从历史上来看，这发生在基于血缘的部落武装被更大规模的志愿军或跨部落联盟所取代、但军队中还未形成清晰稳定的阶层时。此类同盟中会产生特定种类的英雄，尤其是“狂战士”——残暴的个体斗士，靠不受控制的攻击性来震慑对方，并自吹自擂自己对危险毫不在乎。他们更喜欢单打独斗，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个人名誉。此外，这时的暴力组织形式是某位英雄的随从团，或是某些英雄及其随从临时组成同盟（就像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军队一样），而不是氏族或帮派的复仇团体。因此，英雄之间会发生单打独斗，但却不会发生埋伏和报复性袭击。
此类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分野。英雄们会将他们之间的表演型打斗限制在二人之间，并从中获得至高的荣誉。理想情况下，精英地位建立在打斗能力之上，但事实上也与财产有关。在现实中，拥有财产的上层社会并不完全是由此类斗士组成的；通过世袭的财产和爵位，以及更加稳定的条件，士绅阶层可以通过礼仪（包括打斗中的礼仪），而不是打斗中的残忍和效率，来加以区分。
狂斗士英雄变成礼貌的决斗绅士。由此，出现了第二种表演型公平决斗的背景条件：松散的联盟关系由强大的国家权力取代，但只要仍然存在位于普通民众之上的精英阶层，决斗就可以存在。在这些条件下，决斗的精神维系下来，尤其是通过训练决斗者的学校；这些学校类似上层阶级的俱乐部，在那里，决斗礼仪被反复练习。事实上，绝大部分表演型打斗都发生在此类学校中；就像在外部世界一样，这些打斗很少会造成致命或特别严重的伤害。表演型公平决斗随着精英/平民分野的消失而式微，尽管它在过渡时期可能曾经风靡一时。
精英武术学校或俱乐部对于维系表演型公平打斗的精神可谓至关重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20世纪的此类学校中，事关荣誉的决斗逐渐消失了。武术学校一直维系到20世纪之后，但却已变成一种新的形式：体育馆或健身房。武器被抛弃了，训练重点转移到了身体上；现代健身房会帮助人们塑造肌肉和持久力，有些也会教授打斗技巧，例如拳击和亚洲武术。当代美国人将这些武术视为和平和无害的。在1970年代以来的健身风潮中，健身房变成非暴力的中产阶级的爱好，出现了大量女性参与者；这些健身房既与政治无关，也没有黑帮背景。健身房不再是炫耀自我或是体现社会归属感的地方，而是变成提升自我的所在；人们将这里作为塑造体型的后台，而不是表现自我的前台。但在欧洲，健身房（通常是性别隔离的）往往是招募准军事部队和黑帮成员的地方。1920年代，德国准军事集团正是基于运动和健身风潮组建而成。1990年，健身中心被作为南斯拉夫种族清洗者的基地，同时也成为强奸案多发的地方。1990年代的俄国健身房是犯罪团伙聚集的地方；在印度，健身房成为当地犯罪团伙的基地，他们有时也会在种族争端中提供协助（Fritzsche 1998；Kaldor 1999；Tilly 2003：36—38；Katz 1988：272；Mann 2005）。这些平民的健身房并不存在荣誉准则，也不会发生个人之间的打斗，而是恰恰与之相反。

决斗：在剑与枪中展示风险和控制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