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是换汤不换药的虚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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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其争论仍在继续。大家都对二位的争论抱有期待，认为是会给中国经济的改变带来促进的意义。
如果，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会得到这两位的争论竟然是换汤不换药的虚假争论，任何一个观点的胜出，都不会对中国经济有所促进，反而会更加使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扭曲。
视角的出发点
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被誉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 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贡献，更重要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永远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加深、金融投机脱离实体经济的冲动等问题。重点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矛盾，所以才提出了要废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换句话说，马克思是用经验分析资本主义，而对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个理想，靠推理完成。重点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而非社会主义的病理学家。中国的现实经济应是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也就是说，应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来分析中国经济。
现实中国的问题足以揭示中国经济困境，这在马克思早已论述过：
1、马克思早已论述过，当商品货币化后，资本将追逐货币，当下货币泛滥， 马克思对资本的贪婪本性早已描述，即货币已不是为了满足商品生产与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逐货币的游戏。
2、马克思早已解释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工厂具有独立王国性质，社会制度并不干涉资本家的作为，从而建立了阶级和剩余价值理论。如今在中国，也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高度分隔，市场同样具有独立王国的性质，也符合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各领域的价值观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社会权利如工会、NGO、罢工等不侵入市场经济领域，劳动者用自由竞争的方式赢得劳动(奴役)，遮蔽了资本家压榨剩余价值的现象，只是这种方式有点复古。社会制度并不干涉资本家的作为，同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自由高度分隔一样，其作用也相同，只是这个现象是处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产物，马克思就此作出对阶级和剩余价值的学说。
3、马克思理论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并不是关于某一个国家的。列宁说：“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观点看问题的，要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成功是进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东西方冷战，西方的胜利是源于，“莫斯科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事业, 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力量。”和“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热爱与捍卫“ 社会主义祖国” —已经取得胜利的、作为社会主义力量中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促进她的繁荣, 困扰与消灭她的敌人。”。而西方执行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即各国普遍遵守普世价值观，靠的是竞争出繁荣，而非某一个国家独享。
4、马克思关于“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有过论述。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已将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科技已将生产商品的方式，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满足着社会。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这一口号已无人质疑。人的生产劳动不再是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人的基本权利，科技是生产的主要承担着，而大部分的人则成为了生产链条上的旁观者，生产的目的变成为首先是分配劳动，不再是首先为生产商品。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要减少人们的劳动时间。
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故，明目张胆的用马克思理论中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分析中国经济不太体面。所以，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另一个视角，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认识，这样的视角来看，被誉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真不是摆设。
林毅夫张维迎两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张维迎教授的立场，多年来一直是市场派，坚信市场力量，正是因为他相信市场的作用，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与奥地利学派极其相似，所以，人们认为他是在中国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张的核心论点是市场决定和企业家精神。林毅夫教授的立场也是坚定的，一直倡导比较优势和政府有为论。正是因为其强调政府有为，并经常为政府开具政策建议，且多数是政府干预经济，所以，人们认为他是在中国的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其实，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这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可以立足之地，就凭视工人阶级于无物，就不会有任何出头机会，更不用说敢拿社会达尔文主义做指导。
张维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张维迎甚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以此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一个都不能少，例如永远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加深、金融投机脱离实体经济的冲动等问题。张维迎教授的错误，是将市场自由竞争经济的可交换的正义，认定为市场最道德，将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歪曲、扩大。如今的资本家，追逐的只有一个目标是货币，而非生产产品来获得利润，有那么多巨额亏损的公司，却能为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例如，拥有巨额亏损、巨大市值的互联网电商，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只是叙述的对象不同所致。
林毅夫则撰文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必须优先扶持某些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产业;第二，企业家需要政府帮助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发展路径比较稳定，发展方向比较明确，但同时存在初始投资大、生产周期长、配套环节多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可以通过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来协调解决。” 林毅夫教授的错误在于，强有力政府的概念出现了问题。强有力政府可以肯定不是指地方政府，在中国没有地方政府的概念，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是个大国。换句话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只能是把事办过头，连适度的机会都没有。当中央政府定下大事时，就已经要预防过热了，地方政府会尽一切资源与力量办好大事。高铁产业要在其他国家，会受到地方政府和铁路公司的掣肘，地方议会会评估负担，后续成本是否能够负担，如美国加州否定高铁建设。铁路公司要面对工会，如印度铁路改造，工会提出的理由，是要国家能够对沿途依靠列车生活的人提供生活来源。
综上所述，林毅夫张维迎之争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没有影响已是幸运，只怕是出现更坏的可能。
第一，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出发点是从企业家角度，如今已是金融资本时代，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级水平，而当时资本家是在追逐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增加利润就要增加劳动者。换句话说，马克思已预见到，货币已不是为了满足商品生产与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逐货币的游戏。当资本家不在追逐利润时，企业家就不是具有冒险精神，而是赌徒风格，就此已与劳动者利益无关，其只是筹码。
第二，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出发点是没有工人的地位，双方争论的只是市场自由竞争经济的可交换的正义，由谁来主导的问题。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经常将社会经济领域里可交换的正义，偷换成社会制度的可分配的正义，其结果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歪曲、扩大。劳动者是以自身的劳动价值参加市场交换，如今，已经允许资本、生产资料、技术等也以自身价值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得到的财富差距巨大，这是可交换的正义，符合市场自由竞争的规律。经济学家们会不予余力的宣扬金融的逻辑、市场最道德、强调经济的规律中优胜略汰论等，将可交换的正义嵌入到道德之中，人们都知道国家的行为要尊循道德。这样不知不觉中，就可将社会经济领域里可交换的正义，偷换成社会制度的可分配的正义。当可交换的正义成为社会的可分配的正义，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形成将视为合理，由可交换的正义得到的巨大财富差距将被固定下来。产业政策只是想将可交换的正义，产生出来的财富要由中央政府来主张，这就引出了第三点。
第三，有市场经济地位，有可交换的正义原则，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确实依靠于此。林毅夫张维迎两位作为顶尖的经济学家，应该知道从市场自由竞争中得到的财富，合理合法属于可交换的正义。也会知道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会牢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可分配的正义已无法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没有了可分配的正义，林毅夫张维迎两位作为顶尖的经济学家所争的问题，与民众何干，只是在可交换的正义中争夺主导地位，并没有避免危机。
第四，市场经济学家：一个导师式精英的传销组织。中国经济已经落入了传销的方式，这个传销的商品就是“增长”，整个社会陷入到“增长”的强迫症中，政府换届时最温柔的祝福是“翻一番”。同时，在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导师式的精英传销组织“市场经济学家”，这个传销组织，为我们找到过亚当·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需求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等等。也为我们创造了增长的理论，金融的逻辑、市场最道德、经济的规律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无法满足传销者的胃口。中国经济成为改革与增长的死循环，没有增长就是崩溃，故离开了增长已经不会论述中国经济。没有可分配的正义，就只能是靠经济的增长为执政者带来合法性，马克思定义了资本主义永远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林毅夫张维迎两位顶尖的经济学家比谁都清楚，他们的经济主张也必然会产生危机，在任何国家里，只要是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展进程，最终都需要面对经济危机。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时刻破坏着它的自身生存的条件，并且改变着，其经济与社会所依赖的生存环境，也破坏着支撑着高速经济发展的各种独特制度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结论，只要是加入全球一体化，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目前，金融化和科技高速发展，使得经济危机的周期变得更短，以金融的逻辑、市场最道德、强调经济的规律的思维方式，不但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更使危机的到来加速。没有地方政府概念的产业政策，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破坏着它的自身生存的条件，也是带来经济危机。故，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要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来看待，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的。

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是换汤不换药的虚假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