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从没在上海卖过画，何以被称为“海派之源”？

罗油

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观点也许可能是一个“舶来品”。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1901年刊行的《中国美术史》中第一次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赵之谦视为“海派之源”也是来源于此。

赵之谦从没在上海卖过画，何以被称为“海派之源”？

赵之谦像
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自然也可以归入“重看”之列。
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刊于1852年，当时赵之谦还在弱冠之龄，自然不会发生赵之谦与海派的如何关系。张鸣珂1908年刊行《寒松阁谈艺琐录》，也没有提到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1920年刻板刊行《海上墨林》赵之谦条目下有： “时游滨沪，墨迹流传、人争宝贵。”但查阅邹涛的《赵之谦年谱》和张小庄的《赵之谦研究》均无法证明赵之谦的“时游滨沪”。关于赵之谦的“寓沪”情况，有研究者指出：“据杨逸在《海上墨林》载，他在清咸丰九年（1859）秋季曾来上海，时年刚过而立之年。”笔者查阅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版本《海上墨林》并无此记载，不知道作者所用是何版本。不过，赵之谦在1862年和1872年确有两次路过上海的经历。《瀛壖杂志》和《沪游杂记》都记载有许多沪上书画名家，但却未提赵之谦。

赵之谦从没在上海卖过画，何以被称为“海派之源”？

1862年赵之谦致傅艾臣书札（局部）内有一段文字：“由温州航海入沪，由沪航海至登州”。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录》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卷六云：“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其次，……画花卉则上元邓铁仙启昌，扬州倪墨耕宝田及宋石年，皆名重一时，流传最盛。”单就花鸟画而言，张鸣珂也没有提到赵之谦，说明此时期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观点可能是一个“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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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中文版，翻译者陈彬龢
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日文版刊行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此书1930年译成中文出版。翻译者陈彬龢。大村西崖提出：“赵之谦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涛，为今日海派之源。”（见大村西崖著，陈彬龢译《中国美术史》，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第225页）但大村西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个结论的，书中并没有阐述。《中国美术史》日文版初版发行时（1901年）大村西崖还没有来过上海，他于1921年才首次访华，汪亚尘在上海担任大村西崖的翻译兼导游。那么大村西崖凭什么说赵之谦“为今日海派之源”？所以，我们还必须把目光投射到1901年之前，日本美术界与沪上的美术交流及其对赵之谦的认识上。

赵之谦从没在上海卖过画，何以被称为“海派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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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四时果实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岸田吟香（1833-1905）19世纪60年代来到上海，拜胡公寿为师。日本南画家安田老山于日本明治元年（1868年，中国同治七年）赴上海就学于胡公寿，1873年回国，历时10年。1872年南画家大仓雨村入日本上海领事馆任职。1876年，日本南画家长尾无墨访沪，在沪期间多次拜访胡公寿。冈仓天心1893年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赵之谦作为海派的领袖？这样的选择与事实符合不符合？
河井仙郎(1871-1945)，1900年初次到上海，1905年到杭州加入西泠印社，攻篆刻，亦擅收藏。顾村言在与西岛慎一的对话《从海派东渐到当下中日书法界的问题》一文中讲到“至于赵之谦，河井仙郎跟着庆太郎去了上海，在上海发现赵之谦的作品又好又便宜，所以他买了很多，然后到日本开始宣传弘扬赵之谦的书画印，因为他在关东，影响较大，在关东，大家都研究赵之谦了，但当时在关西还没有。”（2015年5月6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4版）。这事应该发生于1900年河井仙郎初次到上海时期，但这都是赵之谦去世近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还有学者指出：“赵之谦‘进入’日本，应该与初创时期的西泠印社有很大关系。”并提到：“专研赵之谦、大量收购赵之谦遗墨的河井仙郎，是西泠印社最早的日本社员。”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此时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已经出版发行，说明此结论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前，大村西崖早已提出赵之谦“为今日海派之源”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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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牡丹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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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写意花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虽然大村西崖在刊发《中国美术史》之前，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他是有条件看到赵之谦的作品，因为在他来上海之前，已经有多位日本画家来过上海。甚至还可以推断，大村西崖有可能看到过许多其他海派作品，否则他怎么会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起来呢？大村西崖是第一位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1901年。今天我们把赵之谦视为“海派之源”也是来源于此，陈彬龢的译本《中国美术史》明确说明是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日文版本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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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从没在上海卖过画，何以被称为“海派之源”？

赵之谦作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的《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上海博物馆藏），写牡丹、令箭、荷花、菊花、葫芦、梅竹、芙蓉、鸡冠花、桃花、水仙、罂粟花等十二种花果，据其题识可知，其画法分别取自陈洪绶、恽寿平、马元驭、蒋廷锡、李鱓、李方膺、张敔、寄尘、任熊诸家。

后来，潘天寿又强化了大村西崖的观点。1936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一书中写道：“会稽赵撝叔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已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见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团结出版社，第257页）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是编译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绘画史》，因笔者无法查阅到此书原著，不知潘天寿此言是自己的观点还是转译于此书。如果是属于转译的话，说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与大村西崖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笔者翻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绘画史》一书，并没有发现这一说法。
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真的是说不尽，理还乱。也许正是这说不尽的复杂性才更有探究的意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抽丝剥茧，还原赵之谦为“海派之源”一说的来龙去脉。这也应该是“重看海派”应有之义吧。
作者系第二军医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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