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莫夫：幸存者必须时刻抵抗阴影才不会彻底绝望

国家公务员

我不单靠面包存活
凌晨，寒冷的黑暗里
我下到河边，在水中
浸泡一块明亮的天
这首诗摘自在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诗文集《一切或一切都不》。它用一种近乎稚拙的单纯，反抗着国家暴力对人的控制和迫害。
第一个句子有耶稣训诫的口风，但它所发出的背景却是科雷马劳动营。这种调置，使读者几乎听到一种咬牙切齿的声音。不论寒冷多么严酷，“面包”多么缺乏，“我”始终在这里，没有被抹去，一得机会就重新出现。而后的三行诗像是一场细微的解冻，语言把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提供给诗人：他还能感觉到，能够说出“凌晨”、“寒冷的黑暗”、“河”、“明亮的天”。而诗人要继续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并且诉说之、思想之，就必须介身于他周围的物的关系之中，成为这些关系的一部分。这种融入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它凭借一个综合了感觉和语言的“动作”实现，这个动作就是诗。诗人通过诗，近切地触摸着黑暗与光明，天和水。
我无从得知这首诗的写作，是在劳动营里就已经完成，因为机缘巧合侥幸留存下来；或者当时只是一个鲜明的形象，刻印在作者的记忆里，而真正形之于文字，却是很久以后的事。无论如何，这些简约如格言的句子，使一种现时感挺然而出，几十年后仍然震撼着读者。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1907年出生于沃洛格达。在《自传》一书中，他写道：“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曾到阿留申群岛传教，1905年革命后回到俄国。我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
沙拉莫夫1926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和那时那所大学里的所有学生一样，我不多不少也认为我会改变世界。”1929年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地下印刷所里被捕，以传播《列宁遗嘱》的罪名被审判，遣送到白海西南岸的索洛韦茨，劳改了三年。对这第一次判刑和苦役，沙拉莫夫晚年曾在系列作品《维舍拉河·反小说》中加以描述。
1931年他刑满释放返回莫斯科，投身于文学创作，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
1937年1月，他再次被捕，同年6月2日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殊法庭宣判为托洛茨基派反革命分子，判处劳改五年。这一次，他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在科雷马劳动营里做苦工，服刑期不断延长，总共有十六年多。科雷马劳动营位于西伯利亚东北端，从科雷马河原一直延伸到鄂霍次克海北岸，区域极其辽阔。它以马加丹作为管理中枢，包括若干开采基地和附属机构，由极北开发托拉斯统一管理，以劳改犯作为主要劳动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采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矿藏。根据现有数据，1930至1956年间，在这个荒寒寥漠的劳动营里，一共曾有九十万劳改犯服苦役，大多数人因寒冷、饥饿、劳累和疾病而死去。在各个开采基地的人员调配上，劳动营有很大的流动性，不停地把犯人从一个营地转送别处，沙拉莫夫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8年12月，沙拉莫夫在马加丹矿井里服刑时，卷进一个无中生有的“法律专家事件”，在工作地点就地被捕，押送到马加丹监狱。不久，制造事端的那些人，本身又以搞破坏活动的罪名被捕，而原来的被告们则全被开释，遣回各自的劳动营。沙拉莫夫没有立刻出狱，由于当时斑疹伤寒肆虐，他被隔离观察，在监狱里又度过一段时间。随后，当局将他遣往黑湖地区的一个煤矿勘探地，那里背靠阿特卡镇，距马加丹208公里，处于群山之中。勘探地不久关闭，沙拉莫夫转往阿尔卡加拉煤矿，距马加丹750公里。他在该煤矿下属的卡尔迪善矿井一直工作到1943年。
1943年春，沙克莫夫因怠工被遣送贾尔加拉惩罚营。在那里，他再次被投入监狱，禁闭一个半月后，于1943年6月22日被重新审判，判处十年劳改，这次的罪名是“反苏维埃宣传”。其后的几年中，他辗转于依阿格德诺伊、斯波科耶尼、贾尔加拉等地的营地，在缝纫厂、矿区和伐木场工作，几度生命垂危。
1947年，他在苏兹苏曼转送营里，得到医生潘奇乌科夫的帮助，当上了营地医院的医护助手。不久，他带着医生的介绍信，去马加丹参加护士学习班。学习结束之后，被派到距马加丹149公里的德宾医院工作，之后又被转到奥伊玛考内的一所医院。他的生活条件从此有所改善，开始有阅读和写作的余暇。他动笔写的第一批作品是诗，这些诗多被收入诗集《科雷马笔记》中，在作者去世数年后才得出版。
1951年，他服刑期满，但没有被释放，也无权离开科雷马营地。
1953年，斯大林去世。沙拉莫夫同年获得自由。秋末，他回到莫斯科，但因劳改经历无法取得在首都的居住权。在莫斯科暂住期间，他见到与他通信已有一年之久的帕斯捷尔纳克。他也见到他的家人：女儿拒绝承认他，妻子在两年后终于与他离婚。
1954年，他住在莫斯科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加里宁市，在一所泥炭厂谋到一份工作。同年，他开始创作他最重要的作品《科雷马纪事》。
1956年，他获得平反，终于可以返回莫斯科，安顿下来。他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恶化，最后以决裂告终。
1960年代，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过从甚密。他在一些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和随笔，同时继续《科雷马纪事》的创作。已经写就的那些纪事，投到苏联国内的出版社时均被退回。然而，西方译者很快注意到它们，陆续译成英文和法文，1966年起在西欧数次结集出版。对此，沙拉莫夫并不感到高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生活十分艰难。
1973年，十九年前落笔的《科雷马纪事》最终杀青，沙拉莫夫将手稿托付于一位在苏联国家档案馆工作的朋友。
1978年，《科雷马纪事》的俄文全本出版，但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伦敦。
1979年，沙拉莫夫失明，听力也十分微弱，不得不住进疗养院中。在那里，他口述了最后一批诗歌作品。
1982年，沙拉莫夫精神失常，被移送精神病院，不久去世。他有生之年，在苏联出版的著作，只是他后期写下的几本诗集，包括《打火机》（1961）、《树叶瑟瑟》（1964）、《道路与命运》（1967）、《莫斯科的云》（1972）和《滚沸》（1977）。至于叙事作品，终其一生没有在苏联发表过任何一篇。
1987年，《科雷马纪事》第一次在苏联出版。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将书中的片段列进中学生必读书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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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一棵被风吹倒的大落叶松上。在极北这个冻土之国，树木几乎从来不能牢固地生长。一阵风暴就足以把它们连根拔起，摔倒在地上。普拉多诺夫向我讲述着他在这里的经历：尘世中我们不得不过的第二次生活。
讲述生活——科雷马的生活——，这是否也是沙拉莫夫写作的目的？倘若如此，那么《科雷马纪事》就做得既不够，因为它没有给出一个连续清晰的生平轨迹；又太多，因为它的篇章里交织着许多别人的生活，另一些讲述。
以一种断续、分散、裂变的传记形式，或者正是得益于这种形式，《科雷马纪事》达到了一种庞大的规模。全书共含146篇作品，分成6辑：《科雷马纪事》、《左岸》、《铁铲能手》、《论罪犯的世界》、《落叶松的复活》和《手套》。除《论罪犯的世界》一辑中的八篇随笔外，其余都是叙事作品。从结构上说，这本书并非长河小说式的连续体。书中作品通常比较简短，各自独立，分别描写科雷马的一人、一景、一事，或者分析劳动营体制的某个齿轮。要找到一条线索，一线串珠地将这些篇章描绘为一个整体，给出一个总的印象，这是很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即便将书中屡次出现的“我”当成作者本人，把关于他的段落都看作他人生经历的断片，这种整合仍然难以完成。更何况，书中的“我”其实并非一人，它有时指代沙拉莫夫，有时只是某一虚构人物的人称，有时又混合这两者。另外，类似甚至相同的情节，在不同篇章中也有迭现的情况，或者发生于复出的同一人物，或者干脆安到别人头上。这种情况，是否和《科雷马纪事》长时间、分散式的创作过程有关？还是作者的记忆，这个被书写支撑着、实现着的记忆，本身即已如此？
在沙拉莫夫的书中，传记的冲动不仅指向他自己，它总是同时指向别的劳改犯——当局称之为“则卡”的那些人。无论是沙拉莫夫的亲身经历，还是他耳闻目睹的别人的故事，都常常奇特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或是“他”之所以能活下来，还能站在这里写作、讲述，这首先是一连串偶然的结果。然而，正是这些偶然，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恐怖的普遍状态，作为背景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科雷马：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正同步地、均等地搅碎一大批人的生命。人与人的区别，已被一种无名状态所取代。无法承受的压迫作用于所有犯人身上，因不可理喻而更加苦楚。当时经历这种苦楚的到底是“我”，还是另一个则卡，这其实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重要。而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多年之后，必须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地抵抗这种压迫的阴影，才不致于沦入彻底的绝望之中，这也是一种共同的命运。
见证，作品：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科雷马纪事》这样的作品的存在，更使这种区分几乎变得空洞无谓。
群体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并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设想的那样，可以还原为一个绝对客观、真空状态的证人。不能苛求他像机器一样单纯地记录事件，然后再把它“如实地”陈述出来。他是一个人，曾经生活在历史事件之中，这个简单的原因使那些极力剔除见证者主观介入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更应该分析他在历史事件中，到底占据怎样的一个主观，这个主观，对他又有何种必然性和意义。记忆，情感，身体的悸动，精神世界的波澜：历史事件在个人身上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的。在这一点上，作家通常比历史学家做得好。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日记》中，就伦敦轰炸中她自己的感受，进行过一番描写与反思，我觉得那是个人见证历史的一段典范文本。
当一个作家决定以自己的笔见证群体性历史事件时，他总是力图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将事实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写《14年的人》的莫里斯·热内瓦和写《奇怪的败退》的马克·布洛克，都是明证。作家的观察和了解，势必通向某种理解，即便只能理解事件的一个部分。也势必达成某种判断，而这种个人的、主观的判断，为将来历史事件能得到更广泛、更客观的判断，做出了准备。
20世纪是一个不断被群体性历史事件所摇撼的世纪：战争，群众运动，走向极端的政治潮流。这种情况，使见证者的地位变得空前重要起来。见证者的发语，在社会的象征机制中构成重要一环。那些奠定人与人最基本关系的象征行为——语言的可能性，说话和被倾听的权利，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的影响——，都同见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卡内蒂在分析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一场以暴乱告终的工人游行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群体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越多，就越需要有个人的眼光来观察，个人的声音来讲述，才能得到理解和记忆。这个命题，卡内蒂在他后来的“政治诗学”著作中曾屡加阐发。是否可以说：因为从来没有任何超越历史的证人和法官，因为那些决定什么值得记录、值得重视的权力机制从不能完善无缺，所以群体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无论其群体性有多高，总面临着一种危险：被遗忘，就像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说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劳动营，对它的遗忘却不是一种欠缺，而是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而且在事发时就已开始。苏联当局一方面把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犯流放到古拉格，强迫他们在非人的条件下服苦役；一方面又迫使整个社会对此视若无睹，忘掉这个庞大人群的存在。权力的威胁，应该被每一个人时刻感觉到，又绝不能成为一个“话题”，不能让人拥有一个讨论它、调查它、判断它的空间。因而，科雷马的劳改犯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既存在着，又不存在。而这种暧昧，沾染着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由国家机器维持着的消失。对于它，社会只能缄口不语，用一种默认甚至默契加以包裹。
《科雷马纪事》否定着这种默认和默契。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官办消失的反抗。然而，沙拉莫夫的文字丝毫也没有英雄主义的特征。诚然，书中的许多章节讲到劳改犯们的抗争，无论是“我”还是别人，在不得不抵抗当局的迫害以求生存时，总是表现得既顽强勇敢，又诡计多端。然而，这种抗争不论是一个人的造反，还是一伙人的行动，它都从来不能构成一种变化，无法指示任何出路或前方。苦难和反抗构成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结构，总是在一时一地随机地发生，“多活一天算一天”而已。在那下面，没有什么东西在构建，慢慢成熟，给当事者一个希望：苦难终将过去，我会回到家。而这种方向性的缺乏，使《科雷马纪事》中的苦难，不是《奥德赛》式的历险，更不是哲理性成长小说里的磨砺。
沙拉莫夫在书中几次提到：“经受考验，继续前进”或者“改正错误，重新做人”之类的意识形态话语，日复一日地被劳动营当局使用。这些豪言壮语，似乎在给予犯人们一线明天的希望。其实，它们只适用在那些刑事犯身上，而它们的存在本身，已在刑事犯和政治犯之间划下一条鸿沟。无论在任何场合，劳动营当局总是更信任刑事犯。那些罪行累累的“恶棍”，更是得到当局的青睐，享受各种特权，充当廉价的打手，凶残地欺压别的犯人，在劳动营里制造恐怖气氛。
在这种环境中，沙拉莫夫表现出惊人的承受力。他在科雷马度过十六年，最终活了下来，却没有一次屈从于当局的威逼利诱，检举揭发其他的犯人，更没有沦为密探或爪牙以求减刑。对那些凶横的刑事犯工头儿，他也从未屈服巴结。《科雷马纪事》中几次提到，有些知识分子在劳动营里成了刑事犯的御用文人，各有各的主子，主子要消遣解闷时，招之即来，说学逗唱甚至“发表小说”，以换得一勺残羹冷饭。对这种奴颜婢膝，沙拉莫夫十分憎恶，总是远远避开。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惜一切要保住他与狱前生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写作伟大文学作品的愿望。现在，那些“狱用文人”们，正在他眼前卑下地戏耍着这种愿望，这在他当然是无法容忍的。另外，他对语言在劳动营世界的退化也十分敏感，屡屡加以描述、分析和批判，特别是在《论罪犯的世界》一辑中。犯人权贵阶层——“恶棍们”——使用的那种戏剧化、调侃玩世的语言，尤其令他深恶痛绝。他自己简洁纯粹的语言追求，正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恶棍语言的反抗。
无论沙拉莫夫的承受力多么大，无论他在肉体和精神上抵抗得多么顽强，科雷马的经历总归是消极的，而且消极得彻头彻尾，深入骨髓。这一点，沙拉莫夫在书中屡次加以强调。过度的苦难，只会瓦解人的自我，使他与别人的关系崩溃，那里面没有任何“教益”可寻。有些东西，人最好永远也不要看到。无论是在漫长的监禁期间，还是在那之后的岁月里，都不会有任何“经验”形成，把曾经的苦难转化为一种智慧。夏洛特·戴尔波（Charlotte Delbo），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战后回顾她自己的监禁经历时，把它称为“一种毫无用处的知识”。
劳动营生活的根子就是腐烂。没有任何人会出淤泥而不染，在出离之后超然地将它呈现于言表，作为一个“礼物”，献给别人或后代。幸存？新的生活？“我活下来了”，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我”对“活下来”的羞耻，因为“我”看到了那一切，因为我也在场，曾经为了“活下来”，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
在《科雷马纪事》中，作者要记忆、要通过写作返回的那个过去，经常被他称为“矿脉”。这个词当然首先让人想起科雷马劳动营的金矿、铝矿和煤矿，沙拉莫夫曾长期在那里做矿工。但是，即便是最真实最近切的名词，在沙拉莫夫笔下也经常带上象征意味。“矿脉”一词就是例子，它时常被作者用来指称“过去”：因为某种原因，有一整段过去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留在岩石中，等着他去挖掘。
沙拉莫夫追求重现过去，这种重现有双重的特征。一方面，过去已很遥远，难以重现于现时；而在极权主义的环境下，这种困难得到制度上的支持；作家要实现这种重现，必须踽踽独行在一片虚白的空地上，举步维艰，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然而，另一方面，借助文字的力量，借助诗，过去的时光有时又会恍然出现，比现在更现在、更盈满，几乎令回忆者目不暇接。这种双重的特征，沙拉莫夫曾在《一切或一切都不》中这样说明：
六十余年的生活中累积下一个个场景，它们怎么能够浮出于人的记忆？我懂得这其中的道理：在人的头脑中有一个地方，用数不胜数的一卷卷磁带，把人生中的场景全都保存下来。只要我的愿望足够强大，我就总是可以迫使自己去寻找，把某一天某一时刻的那卷磁带调出来，使当时的场景重新出现于眼前。这种重现，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我过去的整个生命。在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抹去。记忆是一件痛苦的工作，但它并非不可能。
过去的重现，必须靠斗争才能获得。凭借自己强大的“愿望”，凭借词语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抵消极权主义所组织的遗忘，对过去的事件做出真实而有效的见证。对沙拉莫夫来说，这种记忆工作当然从他在劳动营时就已经开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同别的劳改犯一样，沙拉莫夫每天要完成极其繁重的工作定量；他能得到的食物和休息时间，只够补充他在劳动中消耗的体力，没有丝毫的盈余，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连这个底线都不能保证。劳动营当局的苛刻和残暴，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犯人活着，却没有任何体力或精力来拥有他自己；等他死去时，也不可能把任何东西或话语留给别人。他的生活应该随着死亡而彻底消灭，他曾经占据的那块空间必须被抹成一片白，连最模糊、黯淡、无关紧要的痕迹，也绝不容许留下。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沙拉莫夫开始了他的记忆。
过去的重现，一种胜利？可以说是。然而同时，过去一旦重现，却又呈露出一副骇人的景象：解冻中露出土来的一堆尸体。
《租借法案》这篇作品取材于真实的事件，但它的象征意味又不言而喻。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对盟国实行“租借法案”，一台美国生产的推土机作为援助物资运到苏联，被分配到科雷马劳动营，参加开矿工作。它的强大功率引出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
山坡上的浮土都被推走了。山变成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演着一出劳动营的神秘剧。尸体开始从山肋上露出来，一具接一具，顺着坡地往下滑。
沙拉莫夫解释说，因为劳动营里没有焚尸炉，只能在岩石和冻土中随处掘出浅坑，掩埋劳改犯的尸体。而现在，这些尸体又被推土机重新推回光天化日之下。
推土机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尸体推成一堆，足有几千具，全都干瘪得像骨架一样。一切都保存如初：蜷曲的手指，化脓的脚趾，薄得几乎保不住血的皮肤，因饥饿而闪光的眼睛。
沙拉莫夫在此处暗示：山上的岩石有一种愿望，要“记住一切，什么也不忘掉，等待着，有朝一日把这个秘密大白于天下”。
记忆，暧昧的行为。过去的重现，像推土机翻出的尸体一样可怕。那么，忘却是不是更能令人安慰？在这里，沙拉莫夫把岩石和草这两个形象对立起来：
我回想起柳叶菜的凶猛的火，如何势不可挡地燃烧在夏天的泰加森林里。它把人的一切作为，无论善恶，都吞噬了，埋进它细细的叶子中。草比人忘得更彻底。人只是遗忘而已，草不会让过去有丝毫存留。然而，冻土带的岩石却永远不会忘掉任何东西。
草是平抚人心的：它永远地周而复始，消除着一切记忆。草与人的遗忘相似，给它以表象，预先支持着它。而岩石得力于寒冷，保存了整个过去。它代表一种绝对的记忆，不可动摇。在这两者之间，沙拉莫夫本能地选择了岩石，因为他是一个矿工，因为岩石与他的性质相同。
霍然涌现的过去，应该如何书写？这首先要求作者做出分类和选择。正如沙拉莫夫所说，作家和科雷马矿区的那些则卡一样，主要工作就是切割。
一方面是分类和选择的要求，一方面是重现整个过去的意愿，这两个几乎矛盾的倾向，如何在写作中调和？对沙拉莫夫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难题，因为他无法依靠不断的修改，渐渐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他几次说过，他从来不改自己已经写下的文字。
对《科雷马纪事》的写作方法，沙拉莫夫曾经做过若干说明。这些说明总是片断式的，很难统一在一起。然而，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一点：对过去怎么书写，这要看过去是怎么形成的。过去的形成方式具有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作家的写作，同时又为它提供所有资源。
过去是怎么形成的……然而科雷马的过去，在形成之时不就已在消解了吗？结束一天苦工的则卡，难道不想把刚刚经历的折磨和屈辱，赶快统统忘掉？对这个问题，沙拉莫夫的回答是：想，但是不能够。在《一切或一切都不》中，他写道：
我想尽可能地忘掉这一切。然而眼睛却记录着，自动地。
这种忘掉的不可能，是因为劳动营的每个囚犯总是处于持续的暴露之中，他没有任何私人的空间，也就不能实现任何私人的意愿。他想忘掉一切，然而一切立刻在他眼前提醒他。不可能忘掉，这在经历者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在写作者却是一个巨大的能力：“倘若在那一晚，我无法忘掉一天里发生的事情，那么一年后，十年后，五十年后，情形不也总是依旧如此吗？”科雷马的印象无法消抹，科雷马的过去没有真地过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显现这些印象，重经这个过去，虽然这意味着作者要不断地重温苦难。在写作的上源，有太多的回忆积蓄着，由痛苦粘合为一个整体，等待被书写，要求被书写，越过时空的阻隔推动着作者，令他欲罢不能。
“那时那里”的印象，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构成一个孤绝的时间段，没有以任何形式被后来的“这时这里”所纳入，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印象和“我”——印象的感受者和回忆者——有十分特殊的关系。印象的保存如初，它们一成而不可更改的状态，它们对“我”后来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在这些印象产生时所处的状态，这种状态一言以蔽之就是“我”的缺无。或者说，印象之所以如此鲜明地留在“我”的头脑中，恰恰是因为这头脑在当时几乎是空白的。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总是生活在一种自我联系之中：依靠一些基本信念，他自我判断；相对于一些基本的人际关系，他自我定位；根据一些基本的社会规则，他自我维持。正是这一切，使他足以构成一个感觉的主体，思维的主体，对他周围的世界做出反应、判断和理解。然而现在，在劳动营的世界中，这种整合性的自我联系忽然消失了，人无依无靠，没有任何坐标和准则，在混乱的时空中漂移，承受着痛苦、劳累、寒冷、饥饿，却不占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角度来感知它们。可以说，劳动营里的他，既是他又不是，既在场又缺无。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印象进入他的感官，在空白中留存下来。多年以后，当它们重新出现，迸发于他的眼前时，它们忽然获得了一种以前所不具备的凌厉的可感性，幽光闪闪，倾盆而下。用一种悖论的说法，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出现的记忆，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矿脉重见天日时，它才开始存在。这个悖论，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科雷马纪事》能够综合两种极端：它书写的“记忆”，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既局部，又全体；既绝对地贫乏，又绝对地富足；既表现出冰冷的绝望，又饱含着热烈的渴求。
在沙拉莫夫的纪事中，“我”这个人称散发着怪异的光彩。它似乎不是一个积极的人称，不指代任何实际的存在体，而只是某种提及，提及一个正在消散的人形，或者一种无告的虚弱。而纪事中的物，含义也十分模棱。风景、植物、动物、工具、日用品，在劳动营的语境中，丧失了它们通常的意义，变成一天天重新做出的判决，决定一个人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有时，西伯利亚的广袤和寒冷，成为劳动营当局的迫害工具甚至帮凶，似乎具有歹毒的意志，一定要置犯人于死地而后快，就像《绿色检察官》中写到的那样。有时，它们又忽然变成一种安慰，虽然微乎其微，却非常切实，能救人一命：几个浆果或蘑菇，一口凛冽的空气。而描写它们的句子，用一个个细节让读者感受到：无论自然的威胁，或者自然的慰藉，都是在一片苦难的汪洋大海中，被一个正在丧失感觉的人感觉着，几乎像是临终者忽然产生的一场幻觉。而惟其如此，它始终强悍而鲜明。
沙拉莫夫的散文达到很高的艺术造诣。它结合着盈与虚，说与未说，在讲述和描写的同时，总是导向某种悬于虚空、只可意会的东西。用他那来自黑暗的清明的语言，沙拉莫夫重现出一个恐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占有的空间告诉他：你已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你已被抛出于社会之外。而且，即便是这个否定着的空间，也即将被雪掩埋，在冷漠中化为乌有。终其一生，沙拉莫夫同这种恐怖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对他而言，这场搏斗构成了见证者的人格，也支持着作家的工作。

沙拉莫夫：幸存者必须时刻抵抗阴影才不会彻底绝望

本文摘自《谁，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法]克洛德·穆沙，李金佳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沙拉莫夫：幸存者必须时刻抵抗阴影才不会彻底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