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别离》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

致我们逝去的梦

《小别离》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

《小别离》剧照
近日热播的高分国产剧《小别离》因聚焦孩子教育、留学的社会热点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虽然还是没能避免家庭情感剧的婆婆妈妈、家长里短，但《小别离》和《蜗居》一样，精准地戳到了时代的痛点，受众的痛点：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作为危险他者的“低素质”体力劳动者
电视剧中三个家庭经济条件和生活境遇各异，但在对待孩子教育问题上的态度，却是近乎一致的。简而言之，就是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养一个孩子的策略，这种策略在城市人口中成为主流的过程，则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变迁相伴相生。自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以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口号作为一种新的生命政治治理术（biopolitical governmentality）被首次提出。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人口素质，或者人才的培养，逐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从生命政治的角度讲，人本身，首次成为了资本积累的新前沿，而市场经济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人口方式，即根据不同人群在市场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和方式，给予他们区别化的待遇。正如人类学家和中国研究学者Ann Anagnost所指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素质由一种关于落后与发展的语境中对大众整体素质的指涉，逐渐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素质和社会区隔的话语，它建构了逐渐分化的社会阶层的边界，塑造了新兴的城市中产主体。换言之，《小别离》中所展现的这种不惜成本的教育投资和“虎妈”式的“残酷养成计划”本身就是一种带有阶层属性的生活方式实践，它的目标是培养出高素质、高学历的脑力劳动者。与之相对的，是（部分）农村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多生散养”模式，这种模式培养出的所谓“低素质”的体力劳动者被城市中产视为危险的他者，大量所谓农村“低素质”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构成了他们的主要忧虑之一。
奥运期间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关于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及其家人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这两类人群，两种生存策略之间冲突的一次爆发。通过将同样获得铜牌的商春松和傅园慧进行比较，一部分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身为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的傅园慧从小备受父母的爱与呵护，因此“长了一张没被欺负过的脸”，而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商春松则被原生家庭“敲骨吸髓”，省吃俭用为残疾的兄长买房，因此才会在获得铜牌后流泪，因为赡养家人的压力让她“输不起”。商春松和《欢乐颂》里樊胜美们的故事之所以会让人们津津乐道，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代表了这种以多个子女之间的经济互助为保障的传统（农业）家庭模式，无论是基于事实或是意淫，这种模式的缺点都足以让优生精养的城市独生子女愤怒了。于是在呼吁性别平等的表象下，我们看到了城市中产们对商春松的哥哥这样来自农村的、无论在先天层面还是后天层面都“低素质”的人口的嫌恶和恐慌——尤其是当他们大量地涌入城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在封闭社区里的群租房里当你的邻居，在义务教育的小学和初中里当你孩子的同学的时候。同时，这种“多生散养”的模式也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有不止一个孩子，也就有不止一次机会，因此可以不那么害怕失败和意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触碰到了城市中产最深的焦虑，在关于商春松家庭的声讨中，我们很容易读出“凭什么我更成功更有钱却只能在一个孩子身上孤注一掷”这样的潜台词。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Ann Anagnost认为，在关于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探讨中，城市里不受欢迎的流动人口其实构成了出身中产的独生子女的“幽灵般的对应”（ghostly double），他们在影视作品和公共讨论中被塑造为中产话语体系下的“他者”。事实上，更有学者指出，关于素质的话语正以一种“责备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方式替代了关于阶级的话语，用素质、学历、能力的差异掩盖和美化深层的结构不平等，换言之，在对“阶级”的负面意涵依然敏感的当代中国，它提供了一种谈论社会分化的方式。
教育投资：中产阶层的自我企业化管理
《小别离》中的70后父母出生于物质匮乏却相对平等的计划经济时代，成长和奋斗于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红利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与同辈人相同的起点和不同的轨迹使他们相信，平等甚至平均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们的进取心，而不平等的现状则可以归咎为一些人还不够努力——这是他们信奉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当他们的孩子进入初中，社会转型期的红利即将消耗殆尽，阶层固化的趋势已难逆转，这时候他们作为中产阶层特有的身份焦虑——即那种非此非彼的中间状态——便体现出来了。以剧中的三个家庭为例，地产商父亲可以不在意孩子的成绩，只要把孩子送出国镀金回来接手家族企业即可；社区医生和出租车司机的家庭只能指望学霸女儿自己奋斗逆袭，实现向上流动，别无他法；而公司高管和眼科医生组成的典型中产家庭则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对女儿实施虎妈式的高压教育，而当发现收效甚微还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时，他们也便转而选择把女儿送出国，利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教育资源，帮女儿规避残酷的竞争，走一条“捷径”。正如熊易寒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三幅面孔》中指出的，当下一代继续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破灭的时候，他们宁愿搁置自己的价值观，走向一种对出身的本质主义理解，试图维护并利用这种不平等的现状，让孩子“继承”自己的中产身份。
社会环境变了，对待教育问题的策略是不是也要跟着改变？70后、80后的父母们面对的，是一个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且严重分布不均的现实，生源从初中开始就不断分流，教育、学历的断层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清晰，寒门确实很难再出贵子，无论是买学区房还是送孩子出国留学，家长的教育投资包括家长掌握的社会资源，对孩子的未来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生产（即人才的培养）中所起到的作用：上一代人的经济积累，会通过一种价值转码（value transcoding）的方式，转化为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这种价值转码指向的是教育资源的垄断、社会上升阶梯的封闭以及进一步的阶层固化；其次是文化素质（quality）如何被量化（quantify）的问题：要么通过官方认可的考试系统（中考、高考）量化为分数和学历，要么通过在市场上参与交换，从而转化为金钱或者所谓“成功”，无论是哪种量化的方式，都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和本质，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空间，生产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
以“留学潮”为背景的《小别离》中不乏对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反思，黄磊扮演的男主角就曾指出，他在学生时代学习的抛物线、反比例函数，学过之后就都忘记了，自己也搞不懂当初学这些到底有什么用，海清扮演的妻子则道出了作为父母的无奈：“对不起，考试它考这些”，面对这样的现实，她也只能宽慰女儿，说希望她的孩子不用再学这些用不到的知识。然而比这种标准化的应试制度更根深蒂固的，是人们对所谓成功和幸福人生的标准化理解，即便家长为孩子选择了高考的替代方案，避开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却避不开那种“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一辈子就完了”的思维局限。接受教育，本来源于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挖掘和实现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然而在现实中，教育却难以摆脱功利的色彩，通过昂贵的投入和高强度的训练，培养出所谓“高素质”的人才，并在市场中将这种“素质”成功地转化为交换价值，参与竞争，“变得有用”。这种对待教育的态度，反映了城市中产主体日渐呈现出的一种自我企业化的特征（entrepreneurialization of the self），即一个人自我管理（包括管理下一代）的方式要像企业管理一样，充分渗透着市场的逻辑和投资回报的计算。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从这部教育题材的电视剧中看到了城市中产的集体焦虑，看到了这一阶层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同时，对于“下坠”的恐惧又暴露了他们的软肋，使他们倾向于巩固现有阶层地位这种更为保守的策略。在电视剧第一集开头的画外音中，创作者就借孩子的口吻道出了以海清扮演的女主角为代表的城市中产的共性：她总是有关于生活的各种追求，并善于将追求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要求，对她自己和她身边的人。这使我想到人类学家项飚的一个比喻，他用蜂鸟来比喻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悬浮”状态，蜂鸟高速地振动翅膀，却只能悬在空中，它并没有真正去到那里，然而那份对于“坠落”的恐惧却驱使着它，无法停止。正如剧中的城市中产，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的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小别离》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