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困与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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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困与不惑
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持续快速扩张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国有企业盈利的增加及其红利分配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包括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外经济媒体的视角切入、学者的微博论道以及民营机构的积怨之声，均不同程度地对国有企业现象加以炮轰，可谓硝烟弥漫。“国进民退”的理论推断、“垄断经营”的横眉怒斥、“高薪腐败”的尖锐抨击纷至沓来。更有甚者，某些偏激写手按西方经济学的个别论述，将中国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国政府官员私人利益的“过滤器”，与民营企业一样拥有“原罪”。围绕各种责难，非常有必要澄清对我国国有企业性质和盈利问题的混乱认识，营造一个有利于各类企业发展的公平环境和评价导向。
国企基因

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严酷的经营环境的磨砺，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完全告别计划经济时期的业态，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的新路子。在计划经济年代，全国所有制企业是国家的掌上明珠，是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的主导力量，如一汽、二汽、上汽；鞍钢、攀钢、武钢、首钢；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伊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港口、铁路、化工、航运建设等企业都由过去国家工业建设的主力军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企业集团。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迅速发展，使原来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处于竞争的被动地位，尤其是国有轻工业企业和服务企业逐渐被民营企业挤垮，进行改制重组或停业破产、转产。2011年底全国民营企业有964万户，其中就有100多万户源于上述国企的改制而来，这900多万户民企是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取向的重大成果，亦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构成，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就业的主战场，因此“坚定不移地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市场供给短缺、人口红利释放、土地资源配置、改革开放国策、税收信贷优惠、创业精神普照是中国民营经济神话般发展的六大支柱。但随着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用工成本刚性上升)，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集约使用，税收的国民待遇和信贷的信用、效率取向，导致支撑民营经济的特殊宽松环境变得严竣起来，这些正是许多民营企业感到经商营业环境大不如从前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出口加工业和服务业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煤、电、油、运”等能源和基础设施全面紧张的结构性失衡，而这些行业却大多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投资回报期长，投资金额巨大，运营技术要求相对复杂，当时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没有实力也可能没有动力去投资这些领域的。面对重化工业、能源工业的刚性需求，国有企业责无旁贷地将投资义务承担起来，“铁公基”就是由此而来的产业结构平衡的产物。恰恰这种基础性巨额投资，成就了中国新型的重化工业国企和能源巨头。宝钢、五大发电集团、“三桶油”、神华、中煤、同煤等等都是为了满足上述刚性需求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特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大型国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了重要地位，而且不断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资源全球化配置的竞争中取得了持续进展，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市场的公平性就在于，投入、资本与资产、盈利是匹配的、均衡的。

或许我们会问，中国的市场公平么？如资金市场、资本市场，民营企业融资就要比国有企业融资艰难许多。我就此疑惑也与几家金融机构的风控主管进行过交流。银行业的信贷资源配置，要秉承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三原则，选取的贷款对象，重要的是审查信用、偿债能力、行业风险及企业实力，并不在国有与民营之间进行取舍。就是说信贷资源配置本身就是市场化取向，并不存在所谓的“所有制歧视”。当然不排除银行从业者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主观上乐于为国企授信，因为国企骗贷和金融违约的事情发生的相对较少。

资本市场情况比较复杂，国企股权融资和再融资确实要比民营企业容易些。统计显示，目前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再融资金融工具的使用，如中期票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票据等也是国有企业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些直接融资，分别由债券市场协会、发改委、证监会负责审批，但最终能否发售成功，还取决于投资人对债务人信用、规模、实力的判断，投资的终极选择权仍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在金融资源调控偏紧的情势下，谁获得较充裕的资金资源，谁就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取得市场先机，这恰是民营机构和中小企业对融资难的抱怨所在。

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占有316席，从平均资产总额和平均利润总额看，国有企业扩张速度与民营企业相比更加突飞猛进。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改革和融资审批制度的创新。金融资源存在着错配的问题，民间资本的盈缺无法匹配，互融互通的正面渠道没有拓开，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一短缺二混乱，但这样的问题通过责难国有企业是无法解决好的。必须指出的是，国企与民营并不是对立发展的，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信用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生存定位

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健康发展，笼统地搞私有化，既脱离国情又削弱国力，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并无利好。如果中国的国企饱受诟病，就应当反思弊病所在，通过深化改革和自身努力，重树国企形象。

一是国企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定地从竞争性行业如房地产行业，一般的制造业退出，定位于从事国家需要国有企业控制的基础性、战略性行业和领域，如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如电网、铁路、通讯等)，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

二是压缩国有企业的数量，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资产效率。据统计，自2003年到2011年全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从近16万家减少到11万多家，平均每年减少7500家左右，央企从200家压缩至127家，但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6%，利润年均增长22%，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7.9%。地方国企的一级企业数量也在逐年减少，如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从国资委设立的2003年的74家，压缩至2011年底的41家，国有企业资产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当然，与此同时国企自身也应抑制投资冲动，更加注重资产收益，防止无序无效扩张。

三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应进一步深化。鉴于国企和民企各有所长，应当在产权制度安排上将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国有和民营的大企业都培育成有众多股东的公众公司。中国的国有银行上市公司在不断直接融资的过程中，国有股权已经逐步稀释，公众公司的取向愈来愈明显。今年5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产权为纽带引进民间投资，在国企产权转让时，不得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更加强调公开公正、依法合规，这是完善产权制度，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增加流动性，实现有进有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民营企业的转型发展和持续发展亦是重大的利好消息。

综上，国有企业的不惑应是找准生存定位，维护经济安全，壮大国家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形成核心竞争力；能够与多种所有制企业包容发展，吸收民间资本和全球资源进入国企，增强产业带动力、创新力和协同力，通过在不同行业的产业链中，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良性互动，实现竞争中合作，合作中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