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布拉对话张悦然：童年是进入历史很好的入口

丢掉梦想的狐狸

桑布拉对话张悦然：童年是进入历史很好的入口

张悦然
14岁时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小说作品有：《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红鞋》、《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昼若夜房间》、《月圆之夜及其他》，主编主题书《鲤》系列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茧》是其最新创作的小说。

桑布拉对话张悦然：童年是进入历史很好的入口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智利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出生于1975年，第一部小说《盆栽》就轰动文坛，获得当年的文学评论家奖最佳小说奖和国会图书大奖，被称为“智利文坛的一次放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开始”。2010年，他被著名的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西班牙语最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回家的路》是桑布拉最新创作的小说。
从智利飞到上海，几乎要绕地球飞行半圈。但是桑布拉说，其实我们很近，智利小朋友在地下刨个洞，就能刨到中国。因为在地球仪上，中国的直线对点就是智利。
他是一个严肃的“段子手”，讲笑话的同时，还能保持一脸正经。在中国旅行期间，他还保持了每天写点东西的习惯，在咖啡馆里，碎纸片上，一些支离破碎的话，此时此刻的断想。在中国，广场上跳舞的老人引起了他特别的兴趣，“太让人惊叹了，在智利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跳集体舞！”他常常在旁边凝神观看，一站就是20分钟，甚至看出一种诗意，“他们总是喜欢在黑暗中，阴影里跳舞，一群阴影下的舞者。”
作为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后兴起的一代作家，怎么承受那些诸如马尔克斯此类伟大的名字？他说：“文学不是一种关于最XXX的事物，而是关于社群的事物，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桑布拉也拥有不少高质量的读者，应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之邀，在思南文学之家出席了和作家张悦然、书评人Btr的交流活动。
Btr：桑布拉已经出版过三部书：《盆栽》、《我的文档》、《回家的路》，《盆栽》包含两个小说：《盆栽》和《树的隐秘生活》，书的封面上有一个有关盆景的意象，不如请桑布拉先生先讲讲盆景这件事，您怎么成为“盆景控”的？
桑布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之间智利有人开始养起盆栽，这种盆栽在智利不常见，它的外形看上去有点张牙舞爪。盆栽的这种美受了人为控制，是被人为打扰的一种美。与此同时，我也从盆栽体会到一种疼痛，人往往比树显得渺小，但是在盆栽身上，人有一种主导感，从盆栽身上我感受到美感与压抑这两种存在之间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关系，它超越了人可以理解的对美的定义，所以我想写一本叫《盆栽》的书。
Btr：听说张悦然也非常喜欢《盆栽》，我想请问您的看法。
张悦然：我非常喜欢桑布拉先生的小说，我读《盆栽》有一种特别强的感觉，他写小说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的进行感，是正在进行时的小说。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小说其实已经整个闭合了，但是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感觉到，此时此刻，那个作者正在和我们一起往小说的结尾走去，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盆栽》里面有很多偶然的、突然冲出来的东西，把读者带到这儿，又带到那儿。我对这种感觉很羡慕，有些时候不可避免要去构想，比如小说的走向、人物的命运等等。一旦想这个小说应该怎么结尾的时候，坦白地说，作为写作者你的乐趣已经少了很多，你的自由已经少了很多，你需要为那个结尾做很多的努力，去花很多心思，这就失去很多天马行空的自由，但是在《盆栽》这本书，我感到这样的自由。
Btr：桑布拉先生最初的两本书是诗集，诗人写小说通常比较凝练。《盆栽》翻译成中文只有49页，读得快的人，大概45分钟能读完，如此简洁有力的小说，究竟怎么写出来的？
桑布拉：我看不懂自己小说的中文版，应该也能在45分钟之内读完吧，所以当有人跟我说，我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没好好读。就好像有人说，我正在读俳句，因为这本书实在不足以用现在进行时说我正在读，因为它太短了。
我觉得要讲述一部充满矛盾的，又有一些忧伤的小说，就要和传统的叙事风格开个玩笑，所以一上手就好像告诉了你结尾，或者一个人有两个名字。这个小说一方面是用一种戏谑的态度在讲述故事，另一方面因为非常喜欢主人公的性格，创作这样一种故事可能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最后它随之而成就是这样，是在遥远的距离，寻求一个讲述故事的角度，而这个故事就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在《回家的路》之前，《树的隐秘生活》主人公常常幻想自己没有记忆，他会幻想自己有另一段记忆。我们常常用第一人称讲述一些故事，所以讲到我的儿时记忆，往往会陷入无法分辨是真是假这样的困境，对我而言，儿时记忆是容易混淆的一片领域，所以这篇小说，也是关于一种归属感，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家庭，或者对于一座城市的归属感。
Btr：张悦然写的也是关于父辈，也是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的，为什么会这么巧？
张悦然：其实我一开始写《茧》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女主人公，我写得很缓慢，不断地停下来，直到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乡济南去过年，回到原来小时候居住的大学家属院，见到很多小时候就一直见到的人，比如说门口卖报纸的人，比如看水果摊的少女，当然她已经变成一个中年女人，但我还认得他们，我并没有感到温暖，那一刻我觉得很恐怖。我离开之后，那个世界依然在运转着，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我童年的那个世界并没有闭合，它还在向前走，而有一个童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还在那个地方继续生活着。
我当时忽然有一种感觉，其实童年的那个世界是很难闭合的，或者说很难抛在身后。它一直经营着、运转着，这种经营与运转，就是让我们随时可以回去，有个属于我们的永远栖身之地。而回去，就是为了重新看待很多童年的事情，或者说可以去那些童年的现场采撷或者收集到当时很多不能够被理解的一些记忆。所以在那个冬天，一直留在童年那个世界的男主人公，来到我的小说里面，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他在小说里承担着一半的叙述责任。那个冬天我找到的其实是这个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其实我要回到父辈，或者说回到历史中去，首先要回到童年现场，因为我的童年和我父亲的童年是连接着的。在童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和父母接触最多的时间，也是我们被他们塑造的时间，而他们在他们童年中已经被塑造，是已经形成的、完成了的人。
我不知道桑布拉先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要进入更远的历史，我们的童年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入口。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世界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作家都是商量好的，因为其实很多很多作家在选择写历史、写父辈的时候，都选择了童年的视角，包括君特·格拉斯等等很多很多人。
桑布拉：我觉得你刚才的讲述，表述非常美，我心中常常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解码的，比如有人说质疑我们能不能讲述父辈的历史，当时我们还小，我们没有在场，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经历，是独立于历史之外。我们在这些故事中通常是以一种无关的人物形象出现，仿佛在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在很安全的港湾。关于过去，没有最终的版本，而这本书主人公是一个30岁的人，那个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他与他父辈分开，出去闯荡世界，他回到童年是为了修补一些明知无法修复的东西。当他寻找童年的时候，他是在自发地寻找，他以一种父辈的眼光、身份去寻找这样的东西。
Btr：接下来请桑布拉讲讲，《盆栽》改编的电影，您喜欢吗？
桑布拉：这部电影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适合改编成电影的题材。所以当导演给我发出倡议时，我非常奇怪，虽然我也接受了他的提议。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好奇，作为创作者，我对每一个人物的轮廓、身体、面庞非常熟悉，猛然把他们的脸换成别的样子，有些暴力。我非常好奇导演怎么拍，他说他不会把我的小说简单地通过声与影的形式翻译出来，而是创作出他自己关于这个小说的诠释，作为他自己个人向我呈现出来。
当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小说。听上去虽然像笑话，的确是，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一本书付诸于出版，他已经开始慢慢失去自己的作品，当这本书被翻拍成电影，失去的东西就更多了，在这种遗失的感觉中，它又有一种美感。可能出版一本书的感觉，有点像生孩子，虽然我没生过。悉心创作，最终将它出版，就好像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养育一个作品，终于可以把它送出家门，祝你一帆风顺，我们之间到此为止，我就开始养育我的下一个孩子。
文/罗皓菱

桑布拉对话张悦然：童年是进入历史很好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