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否陷入了精致的平庸主义？

国家公务员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否陷入了精致的平庸主义？

刘瑜
刘瑜2006年的博文《飞越流水线》（后收录于《送你一颗子弹》）在微信时代经过各种公号的编辑，变成了《为什么我不喜欢学术圈？》。于是，一篇借电影《飞越疯人院》引申开的生活札记，摇身一变，成了刘瑜单挑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圈的冲突，它打破线性时间，流传于各种朋友圈，时不时被人翻出来讨论一番。
刘瑜“黑”裴宜理
这篇文章热度为何经久不衰？关键是那句“精致的平庸主义”引起的争议，她说：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
这戳中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的痛点：量化考核导致的流水线学术生产，使本以“humanism”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么变成服务权力的智囊或动机存疑的死磕，要么就回到虚无、自娱自乐、互相捧场。本为公器的知识创造，公与私变得模糊。
不管这两种趋势会不会从个别现象变成普遍事实，学术变得无趣确实是通病。这位当年在美国拉着行李箱往返于图书馆和宿舍借书的Miss刘又说：
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改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虽然刘轻描淡写，也没直接说批评谁，但业界都知道这是在“黑”当时还未完全成名、但目前在中国已经如日中天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业界对裴的评价不低，尤其从刘写这篇文章到现在的这十年，裴似乎有替代费正清等老一辈美国汉学家的潜力，成为再造“民国燕京学社”的新生代学术领袖。无论是学界的学阀还是一般学者，对裴宜理和她背后的哈佛，形成了一股哈佛燕京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否陷入了精致的平庸主义？

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
刘瑜的争议在于她用戏谑的手法批评了一批不善于自黑（或者说自我批评）的、一本正经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虽然客观地说，用大众媒介的语言所作的随笔文章里的观点，不是科学结论，没有必要这么计较，而且估计刘瑜只是想借此印证自己的感慨而已。不过，要是把她十年前这篇对裴宜理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学界的批评放到今天的人文社科学界来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中国学界：从“不精致地平庸”到“精致地平庸”
刘瑜的道理在于，她的话里还隐约包含着一层潜台词：美国和中国社科的研究是有共性和内在关联的，美国社科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动态与风气，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中国的社科研究。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界，从美国回国的学者主导着与“国际”（实际为英美）接轨的那部分社科研究的话语权、研究范式、理论动向和方法论，这一现状即说明中美的研究之间存在共性和内在关联。
这部分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人，博士学历至少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的top10，有美国终身教职或者美国名校的教学经历，以各类学者计划在国内名校工作，其履历上最耀眼的是一长串SSCI论文目录和各种名期刊编委，而且光这两项基本都至少可以打印一到两页A4纸，他们的论文里也充斥着各种数学模型，光架势就让人不明觉厉。
如果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批大佬，不像中国老一辈学者，或是德、法、美一些真正的人文社科大家那样，能够用深入浅出的学术语言谦虚踏实地参与公共对话和社会议程，即便使用非学术语言，他们也无法做到通俗易懂和直入主题。这些大佬的思维与风格，变得像工程术语和机器一样生硬无趣。即使在学术圈能获得认可和尊敬，但确实如刘瑜所说，有点平庸主义的状态。
人文社会科学本应关注“人”这个根本命题，关注围绕“人”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与之对应的伦理、哲学问题，但如今，它关注的却是定量、数据、模型、学术格式以及期刊等级这些因素。连一向固若金汤的历史学，也开始充斥着新清史、定量历史等从美国“发源”的新式范式和方法论。
刘瑜的文采，以及她对大众媒介话语方式的熟谙，确实使她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接受了美国学术流水线训练的中青年学者，也不同于没有接受完整学术训练的老一辈学者。她关于学术为何变成“精致的平庸主义”的洞察无疑是深刻的：美国对文科标准化的痴迷，让追随美国的中国人文社科界和当年美国犯了一样的毛病，即未对宏观的历史掌握透彻，未对问题有深入理解就急于出成果。
逝去的毕仰高时代
刘瑜一文对美国和中国学界的善意批评，使我想到了八十多岁高龄、和裴宜理一样研究过中国革命起源、最近突然又活跃在中国学界话题中的法国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
毕仰高1930年出生在法瑞边界原属萨瓦公国的山区小镇乌吉，在附近城市尚贝里最好的沃日拉斯中学读完书后，他来到巴黎路易大帝中学读预科，和布尔迪厄、德里达同窗，都是“饱受巴黎中产阶级精英子弟欺负”的外省尖子生。1954年，在高师读书的他受阿尔都塞推荐，跟随地理学家让·德里施（Jean Dresch）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兴趣和访问中国的经历让他走上了一条研究中国的道路。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和德里达再次相遇为他俩之后共同成为高研院各自学科的掌门人埋下了伏笔。
毕仰高经历的是法国中国研究最辉煌的时代。1968年在索邦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美国和中国台湾、香港游历，随后加盟高研院并成为中国中心的奠基人。时至今日，他还以《中国革命起源》《二十世纪中国农民运动》《往复：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等著作闻名海外中国研究界。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否陷入了精致的平庸主义？

毕仰高：《中国革命起源：1915-1949》。
法国汉学脱离考古学、文学、古典历史学的独立学科区隔，以社会科学这个整体为研究范式，毕仰高是先锋者。加上他的学术背景并非来自汉学界本身，而是来自巴黎高师出身的法国传统精英圈，这使他不会受限于汉学名为独立学科实则是边缘化的文化研究，开拓出新路，还带出一批人，法国目前中国研究的大佬，一大批是他的学生。
毕仰高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农民，最后隐居在普罗旺斯吕贝隆山区的海豚村，继续做农民。他的学术轨迹和治学态度，体现的正是一套从humanism，而不是依附于政治资本或社会资本而产生的学术体系。法国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开始的现代人文学，以及高研院开创的文史哲共融共通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让那些经典而迷人的田野方法延续了下来，更为此牺牲了英美那套资本主义的排名体系。或许真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本为人与生活，若一旦沦为流水线生产，沦为权力的一部分，那就不是学术了。
可惜的是，毕仰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中国学生基本在港台，法国自己也被美国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目前还这么“玩”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些人。比如研究中国道教的法国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就跟中国道长交了一辈子的朋友。劳格文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听课时，受康德谟（Max Kaltenmark）和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的影响，走上了用传统方法研究中国道教的道路，他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东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目前在学界以深入和有趣的中国道教研究而闻名。
格尔茨：学术的权力场
劳格文这样总结他做田野的方式：“和田野对象交朋友，以人的观感和不那么玄乎的方法讲故事、说道理。”这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身上找到了类似的轨迹与风格。在《追寻事实》这部传记式的作品中，格尔茨用他惯用的人类学方法和文风，回顾了自己在爪哇和摩洛哥四十年的田野历程，讲述了他是如何“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此外，他还对学科的权力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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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茨：《追寻事实》。
续着刘瑜“黑”裴宜理的潜台词谈格尔茨的问题刚刚好：一个人类学家，尤其是以“海外”为田野和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如何在田野的各种对象形成的权力诱惑（比如款待和政治礼遇）中，既能开开心心交上朋友，又不至于被权力束缚自己的研究——这是个技术活。
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十分推崇格尔茨，正是因为后者做到了这点。格尔茨把“事实”作为一个双重类比，进行延绵不绝的推导，这或许就是他把故事讲得深入浅出且有趣的窍门。
格尔茨并不直接研究中国，但对有国家主体意识的人类学家，他关于学术权力的讨论值得参考。格尔茨讨论了学术权力如何互相斗争，弱势方与强权者（学阀）如何斗争。在他看来，“学术”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场。
在法国，二十世纪初一批年轻的人文学者，不满索邦神学院的旧体制，出走设立高等研究实践院，五十年后，另一批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满高等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的“陈旧迂腐”，出走设立社会科学高研院。可见，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结社探索真理的工具和形态，它不应该被某个阶级垄断，成为身份地位的区隔品。更要警惕的是，学术作为和政治、经济、社会并行的权力，可能沦为后三者中任何一种力量的附属物或装饰品。
毕仰高和格尔茨启发了当代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应该坚持什么。即使法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衰落，即使它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英美的排名体系下被压得“无法翻身”，即使格尔茨等人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占有主流学术地位，但他们曾经倡导的那些命题理应被美中一体化的人文学者，被潜在的“精致的平庸主义者”反思。因为，当我们在追寻想象中的中国或故乡，我们追寻的是权力与荣耀，还是人文与事实，决定了我们会不会成为平庸主义的走马卒子。
陈振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中欧城市学会（筹）召集人。相关文章参见公号《边城记》（Dea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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