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将发表新发现傅雷致友人之子书信二通

胆小如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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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冬天，傅雷夫妇合影。 “收获”微信公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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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朱美馥与儿子傅聪、傅敏。“收获”微信公号图
在纪念傅雷的日子里，下周出版的今年第5期《收获》将发表傅雷于1962年致友人之子刘太格的两封书信。在信中，傅雷纵论中外建筑艺术风格及文化内涵。
这是傅雷的建筑艺术思想首次通过书信形式整体呈现，从中亦可感受到写信者的感情与思想，音容与声息。
据收信人刘太格先生在文章中表述，其父刘抗与傅雷相识始于1928年的法国巴黎，游学时曾同住一个家庭宿舍，朝夕相处，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结成挚友。1930年代二人又同在上海美专任教，后因战乱而失散。直到1960年，其父通过朋友得知傅先生在上海的地址，即刻写信过去，从而恢复鱼雁往来。1962年，在澳大利亚半工半读建筑设计专业的刘太格于撰写毕业论文之际，尝试写信恳请傅雷帮助搜寻有关中国建筑的书籍，没想到傅雷很快便回信，先后为他寄来十余本书籍，包括北京、徽州、苏州的建筑，中国住宅、故宫、圆明园专集，以及中国江南地区古建筑营造作法的专著《营造法原》。更使刘太格感动的是，傅雷在信中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建筑理论的看法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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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傅雷致刘太格的信件。 “收获”微信公号图
“中国艺术可谓最长于与自然游戏”
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62年4月28日和9月10日。在第一封信中，傅雷指点道，“建筑既非模仿实物之艺术，与民族天赋之幻想种类及倾向关系自更密切”，而要理解中国建筑，需要通晓中国文化。
他写道：“中土建筑往往予人以平静、博大、明朗，与环境融和一片之感，既不若西欧中世纪哥德式建筑之荒诞怪异，又不若古希腊庙堂之典雅华瞻，又绝非幻想气息特浓，神秘意味极重之印度建筑风格。反言之，在形式之变化，富丽，线条之复杂方面，吾国建筑均不及希腊，印度。早期建筑偏于朴素淡雅（当然，据文学家描写，秦之阿房宫似已臻于豪华富丽之高峰，但既无遗迹可寻，殊难判断文人夸大手法与实物有多少距离。）后期虽亦趋于繁琐精工（例如苏州园林），但仍可见出中国人之艺术，处处求与自然协调而非欲与自然争雄。即缕刻精工之亭台楼阁，艺术家所表现之意境仍然是安宁恬静，仿佛在享受生活之余，尽量在生活中游戏。而其游戏仍以中正和平，不失理性为主。窃尝谓吾国之传统观念，从来不以人为万物之王，宇宙之主，而只自认为与众生万物在大千世界同占一席地。此可皆于绘画及建筑中复核。”
在第二封信中，傅雷继续阐发了第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国之艺术仿佛“在生活中游戏”的观点，并与英、法建筑风格作比较：
“中国艺术可谓最长于与自然游戏。Play with nature。英国园林以野趣见胜，法国园林以人工见胜，且局限于对称、明朗、条理分明（纯是拉丁民族的特性）。中国人则于非模仿性的建筑物（建筑大都非模仿实物，故言）中尽量搬运实物，具体而微，置于耳目可触的范围之内。自然界之真山水，移诸国内为假山池塘，甚至叠石筑树为小盆景，置于亭榭几案之间，晨夕欣赏，以作桂林阳朔天台雁荡峨嵋华岳等等名山大川之卧游。英国人追求原始朴素之自然，只有极少数之人工略加整理，纯是浪漫派的意境；法国人追求整齐堂皇，竭尽人工，纯是古典派的理想；中国人则是走的中间路线，以极端的野趣与高度的人工结合为一：一方面保持自然界的萧散放逸之美，一方面发挥巧夺天工的艺术之美，而最成功的在于能将二者统一，成为一和谐之整体。”傅雷还谈到他理想中“真正朴素清淡”的中国式建筑，类如《红楼梦》所写大观园中之“稻香村”——“纯粹田舍风味，林下气息”。
遗憾“砖木结构”损害中国建筑耐用与持久
在信中，傅雷对素未谋面的晚辈既诚恳又谦和，一方面耐心指点，“以此为终生事业，目前仅仅为开端。将来若能遍游欧陆，自希腊罗马中古时代（罗曼式哥德式）文艺复兴以至现代艺术风格有一综合研究，于各种美学流派有一大概认识之后，再来中土，遍访各地遗物，再于古籍中爬剔材料，不难为吾国建筑美术作一番铺路筑基工作”，一方面也以相当平等的“学术讨论”的姿态，倾吐了他本人“始终大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建筑为何数千年来专重砖木结构？——“吾国无论华北华中华南，平原沼泽固不少，产山亦不少，何以数千年来专重砖木结构？且用木料之部分，比例上比任何民族为多，致损害建筑物之耐用与持久。日人所著之中国建筑史对此点虽有论列，亦未有多大说服力。”
在信的结尾，傅雷主动提出，只要刘太格有意从事中国建筑的研究，他愿意“今后对一切新出建筑图籍当代为留意搜购”，并勉励道：“今日从事任何学问，均须具备世界眼光。”
《收获》两度首发傅雷书信
“几个月前，傅敏转交给我们两封新发现的傅雷先生的信，我表示非常乐意发表，并且约请收信人刘太格先生写了一篇回忆与说明的文章。”《收获》主编程永新告诉记者。
刘太格在文章中写道，通过这两封信，傅雷先生引导他进入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解的开端，对他毕生的创作产生着巨大影响。顺利毕业后，刘太格赴美国读研究所，并就职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回到新加坡后，他担任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和总规划师，成为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咨询委员会主席，人称"新加坡规划之父"。
刘太格表示，在五十四年后公开发表这两封书信，是为了表达“对傅先生的谢意、敬意，以及无尽的哀思”。
这不是《收获》第一次发表傅雷先生的信件，2000年第6期《收获》上就曾经由傅聪、傅敏的授权，率先发表过新发现傅雷于1961年至1966年期间写给亲家梅纽因夫妇的十多封法文信函。
两度发表的傅雷书信，在日期上有重叠。如果用这次发表的傅雷书信与上次所发表的对照比较，便能更深地体会到傅雷沉迷于艺术境界而又惶惶于现实处境的矛盾。
例如，在为刘太格写第一封信前十几天，傅雷给梅纽因夫妇的信中写道：“人生已过半百，对生命自感意兴索然，而身处东方，兼且秉性严肃，缺乏雄心，性好内省，再者生逢狂风暴雨的时代，则更加如此。……然而，我对自己的工作仍如常进行，此乃唯一可供逃避厌倦之良方——无疑为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幸好对他人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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