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我为何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比较乐观

罗油

来源：人文经济学（HEX2012）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目前中国和世界一样处于一个短期衰退期，但我们没必要过于悲观，中国有一些独特的资源可以应对危机和维系发展，但对这些特殊资源需要更清晰地加以认识，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比曹远征要乐观。我的乐观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其一，我不太同意Larry Samuelson的看法，即发达国家目前是处于长周期的低潮期，这种说法太悲观。如果去硅谷看一下，一场新的革命可能正在酝酿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勃兴。至于经济学家之所以会说secular slow growth，我觉得都是受了短期的因素的影响才这么说的。萨缪尔森说的当然要比这个更加具体一些，他实际上是说宏观政策不起作用了，戈登说的更是长周期。即使是发达国家，我认为都不能说是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低速增长。
如果发达国家真的进入了长期的低速增长，对中国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儿。理由在于，国外在经济发展低潮期，许多技术用不了，同时中国闲置了这么多的资金，是大量购买的好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很多技术是没用的技术，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些技术都是宝。我们在技术上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抄底收购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企业，是我们完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目前正是中国赶超的绝佳时机。
日本赶超美国，也是在美国战后最困难的时候，即20世纪70~80年代。当然，日本崛起很多都是在依靠自己的创新，中国不用搞这么多创新，到硅谷、欧洲去买就可以了。其实他们更怕的是我们去购买他们的技术。我们与世界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收敛的问题，我们没达到美国的程度。我自己的判断，我们在本世纪内要赶上美国的技术水平，是有难度的。我自己估算，到2049年我国人均收入能达到美国的40%，已经相当不错了。短期内不要指望能在技术上超越美国。我们还将是追随者的身份，追随者是我们的优势。
其二，我们往往忽视了国内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的2.6倍，即便是中国的地域文化差异，都超过了欧洲。比如东欧和西欧的城市基本看不出差别，但是在中国，即使是相距不远的北京与保定，其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估计，中国国内的收敛，再进行15年没有问题。刚才曹远征提到了城市化率。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率是将近70%，沿海城市的城市化基本停止了。但是中西部的城市化率不到50%，差距是15年。再看农业占的份额，基本也是15年。在国内经济的发展上，考虑中西部要赶超东部这一因素，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要比曹远征预测的高，我认为未来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在6.6％以上。
当然，想要达到6%的增长率，还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现在只要一说投资，就有类似“又要走老路”的声音出现，我觉得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中西部地区仍有投资机会。私人部门不投资，政府就应该投资。巨量的资金储备总需要消化。
而且，政府如果是靠到股市上去筹资，这是不增加新的货币总量的方式，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关键是怎么去做。我觉得一季度主要是把货币的闸口打得太大了，十万亿就这么投进来，相当于过去正常年份一年的货币发行量，实在是有点儿多。但是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做法，总归还是要保持一个度，6.5%的目标一定要实现，否则到2020年我们翻一番的目标实现不了，将转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是一个短期的经济过渡，我们确实处于一个衰退期。我们需要承认这是一种经济衰退，有了这个意识才不会长期悲观，新周期总会到来。过去的20多年间，基本是每七年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性是正确的，那么从2012年算起，走出低谷指日可待了。所以没有必要悲观。我也不太同意我们权威人士提出的经济增长L型说法，这种说法是非常打击士气的。如果确实存在经济周期的话，一定是一个U型，而不会是V型。
如果说我们有转型，最大的挑战就是政治体制如何容纳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届政府的政治取向太过于偏向低收入群体了，这部分人群很高兴，但是中产阶级很不高兴，对中产阶级的限制越来越高。其实中产阶级要求的不是很高，只是需要一个说话的地方，让其自由的表达。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需要自由地表达。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已经形成了拥有自由的意识。我们的体制需要从这个方面多思考。比如阿拉伯之春不是穷人的革命，实际是中产阶级不满意既有体制所发动的革命。
回到本质上来说，我们向来宣称当下体制的合法性来自于经济表现，但是这种话已经说过头了，以至于大家都认为这是执政合法性的全部。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东西，值得我们去总结，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多数知识分子实际上把目前的体制视为过渡性的体制，认为我们最终会过渡到自由与民主，所以没有必要认真对待、研究这个体制。接下来的推论就是：既然现行体制是立基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增长率维持不下去了，这个体制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是通常有的一种看法。
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因为对现有体制的研究不足。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理解当下的体制：这是一种混合体制。虽然当代的体制都是混合体制，我们的体制，其混合程度更高。混合体制中最重要的是将代表和选拔分离开。按照宪法，代表由人代会来做，人大代表应该代表老百姓，这是民主的要求，我觉得老百姓也是需要这个表达利益诉求渠道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不好，宪法本身的要求没有执行。这就是福山说的，中国能把宪法执行了，中国的体制就会好很多，关键就是没有执行宪法。但是无论如何，人大代表一定要代表人民，表达人民的诉求。中国在这方面值得去总结的，官员的选拔是通过执政党来做的，这是完全可以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为之辩护的，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
过去二百多年的民主化过程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斜坡效应：越民主，民主就越是无法运转。原因就在，把官员变成了老百姓的代表。在60年代，肯尼迪敢于宣称：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但是今天，没有一个西方的领导人敢说这样的话。但在中国，我们的领导人敢说这句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这样去想象自己的政治体制，这就意味着在西方的民主制之外，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尝试。当然这个尝试还可以联系到古罗马、美国国父们对美国当时的设想，其实跟我们的实践都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中产阶级不这么想，中产阶级需要一定的程序。
代表这个方面暂且不说，但是在选拔这个环节，我们做得相当好。要找到政治治理的方法，西方的民主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实践是一种独特的形式，值得深入研究。民主制也不是。
我们不能否认，在选拔官员时忠诚很重要，但是能力也很重要。我们的制度毕竟选拔出了很有能力的官员。而且，他们也积累很多经验。民主制之下官员则将目光集中于自己执政的周期内，没有机会积累经验。党在我们的宪法架构下，实际上起的是一个选贤任能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抽象的体制，这个体制要代表和选拔分离，选拔机构刚好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在我的看法中，党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了。党实际上有两个作用：一是选拔，二是制定大政方针。在哲学的层面上讲，就是卢梭的公意。我看左派的观点，党还要保持先进性，清华大学一位学者认为，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作为宪法架构一部分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说的很正确。
党作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应该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党要体现先进性，就要有意识形态，要比社会走的更远一些。这的确是有些矛盾。按照卢梭的说法，就是公意。党能否把公意总结出来。但是在总结公意时是不是可以不受约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党的先进性与法制之间是有一些冲突的。所以我想说，五四宪法可能要作为我们回归的一个方向。
我解读五七反右就是毛泽东或者说全党对五四宪法架构的极大破坏。在此之前，我们实际上是承认多党合作的，民主党派在当年之所以能够参加政协，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承诺，即：参加新政协，来监督共产党的运作。所以我觉得政协的作用近些年来越来越弱化，越来越民粹，十个人提一个提案，就可以让部委去做，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的宪法程序的。这些人怎么就能够代表公意了呢？这很奇怪。这些人的作为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所以发展为清谈，随便提几个提案。但是政协应该做的，是监督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当年五四宪法的架构。
如果这么去设想我们的体制，就会发现也没有这么坏。中共制定官员选拔体制，人大代表民意，政协监督执政党，这也是一种分权，同时还符合我们的历史。任何体制都有很多非民主的成分，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循环。例如美国人会相信由总统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我们也应该相信政协。当然，政协的人数应该下降，比如说选出100个德高望重的人，为我们国家的利益、长远的利益考虑的人。这种人是有的，我们也应该相信这社会有这种人。如果不相信的话，美国的几位大法官胡乱立法，该怎么办？得相信他们。
如果我们的体制说通了，就没必要去限制个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是应该允许的，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认可这个体制。在认可基础上的讨论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未来10-20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说明我们的体制，知识分子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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