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揭秘：毛泽东曾先后五次公开评价过《金瓶梅》

掐死你的温柔

著名红学家刘心武继《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之后，又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经典文学鉴赏作品《刘心武揭秘〈金瓶梅〉》。他指出，《金瓶梅》和《红楼梦》一样，也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也已经进入了人类共享文明的范畴，其海外影响力甚至超越《红楼梦》，成为研究中国明代中后期社会风貌的重要参考作品。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缺乏客观的认识。刘心武以“零起步”的写法向大众展现了《金瓶梅》中鲜为人知的文本得失、细节关联、人物命运、写作艺术的承继与独创等诸多方面细节，揭秘《金瓶梅》中的成书之谜、西门庆死亡之谜、大结局之谜、影响《红楼梦》之谜等31个谜题，力求使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了解《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和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本文即摘自《刘心武揭秘〈金瓶梅〉》，详细论述了有史以来对《金瓶梅》评价的变迁，感谢北京长江新世纪授权。

刘心武揭秘：毛泽东曾先后五次公开评价过《金瓶梅》

书名：刘心武揭秘《金瓶梅》

作者：刘心武

词话本前有欣欣子序，里面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益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匿、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这篇序是《金瓶梅》最早的评论，但在崇祯本和张竹坡评点本中均被删去。欣欣子的观点，与同时代的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相通，前面讲潘金莲时，我做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崇祯本整理者和张竹坡，他们删这篇序，也是一种对《金瓶梅》的评论，欣欣子认为《金瓶梅》揭示了“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的普遍人性，他们不认可。但是欣欣子的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他交代得很明白，作者笑笑生是他的朋友，而且，他的序证实，这部长篇小说最早面世时，书名是《金瓶梅传》。
词话本里还有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崇祯本和张竹坡本都予保留。东吴弄珠客认为《金瓶梅》虽然是“秽书”，“然作者自有意，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也就是书里所写的淫荡丑态，不是劝人效法，而是给世人敲警钟的，读《金瓶梅》应该端正态度：“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跋里面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指嘉靖皇帝）时，一巨公寓言。益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理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廿公强调此书是“寓言”，“有所刺”。东吴弄珠客给《金瓶梅》定性为“劝诫书”，廿公则指出此书是有抨击时政的用意的，他们的看法，为崇祯本整理者和张竹坡首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成为对《金瓶梅》解读的主流性意见。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1568—1610）在《与董思白》信中写道：“《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枚乘（？—前140）是西汉辞赋家，《七发》是他的一篇大赋，历来被推崇，但袁宏道读了《金瓶梅》手抄本以后，认为胜过《七发》很多。袁宏道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大家，他偶然读到《金瓶梅》，还不是全本，便赞叹“云霞满纸”，亟欲一睹全璧，这虽然只是其私人通信中的话语，却也是关于《金瓶梅》的早期评论之一。
词话本的正文没有评点，但崇祯本是带评点的，金学家王汝梅先生认为崇祯本的评点者是谢肇淛（1567—1624），整理者可能也是他。谢肇淛称《金瓶梅》作者是“炉錘之妙手”，作品为“稗官之上乘”。谢在潘金莲被杀后批曰：“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王汝梅先生盛赞此评精确到位。
清康熙朝张竹坡（1670—1698）在世仅二十九年，在生命的最后四年，他呕心沥血地来评点《金瓶梅》，他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的。”“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角色摹神也。”“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他这是指出《金瓶梅》不仅源于真实的生活，而且书中西门庆家族及其相关的角色，均有原型。又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邑，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他认为《金瓶梅》是劝孝悌之书，特别是劝孝，著《苦孝说》一文阐释。他为《金瓶梅》摘除“淫帽”功不可没。
但在流传的过程中，《金瓶梅》长期被视为淫书被禁，以至成为淫秽的代名词。覆盖在《金瓶梅》上面的污泥，应该去除。从20世纪开始，不少人士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陈独秀（1879—1942）在1917年6月1日给胡适（1891—1962）的信中说：“此书描写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梦》又焉能免？”陈独秀的阅读感受，并不奇特，很不少的读者，特别是文化人，认为《金瓶梅》起码在语言上，是超过《红楼梦》的。
鲁迅（1881—1936）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现，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公允之论。
郑振铎（1898—1958），他是著名的作家、文学史家，大家应该知道，《新刻金瓶梅词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词话本，是1931年才浮出水面的，那之前流传的都是崇祯本或张评本，郑振铎1935年起编《世界文库》，把《新刻金瓶梅词话》收录进去，对词话本的传播功不可没。他认为，其实《金瓶梅》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可惜郑振铎在1958年因飞机失事过早离世。
毛泽东（1893—1976）曾先后五次在公开场合评价过《金瓶梅》。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第四次是在1961年。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金瓶梅》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第五次是在1962年。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毛泽东关于《金瓶梅》《红楼梦》的评价，值得参考。（毛泽东关于《金瓶梅》的言论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摘自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主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作家邱华栋收藏的部分外文版《金瓶梅》
《金瓶梅》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学之林。最早翻译者是德国加布伦兹(G·von der）父子，他们以八年时间完成（1862—1869），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是从中文翻译，而是从满文译本转译（满文译本出现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们的译稿直到1998年才被发现，2005—2013年陆续由汉学家嵇穆（Gimm，artin）整理公开出版。此前，1950年有库恩(Franz，Kuhn)的德文节译本《西门庆和他的六个妻妾的故事》出版。1927年美国出过一种英文节译本。1939年有两种英文译本在英国出版，一为全译本，一为节译本。此后英、美出版过多种节译本。美国芮效卫（David，TodRoy）的英文全译五卷本自1993年起于2013年出齐。雷威安（Andre Levy）的法文全译本1984年在巴黎出版。1977年俄文全译本在苏联出版。日文节译本最早出现在明治时期的1882年。1959—1974年，小野忍、千田九一的全译本陆续面世。1969年越南出版了全译本。1962年后有多种韩文译本出版。作家邱华栋个人出资搜集到几十种《金瓶梅》的外文译本，除了上面开列的，他已经购买到的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瑞典、芬兰、丹麦等语种的译本。此外，据知《金瓶梅》还有拉丁文、蒙文译本，前南斯拉夫也出过译本。
全球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大多数还有自己的文字，以各民族母语写成的经典文本，既是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也是全人类共享的心灵滋养。
这些年我在中国为向当代人推广《红楼梦》，做了不少努力。在告诉同胞们《红楼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瑰宝的同时，我总是告诉大家，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的经典都值得尊重，各民族间交往，各自的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就成为交往中的文化名片。在文学领域，比如古希腊有三大悲剧家埃斯库勒斯（前525—前456）、索福克勒斯（前496年—前405）、欧里庇德斯（前480—前406）以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的杰出戏剧，印度有迦梨陀娑（在世年代不晚于5世纪）的戏剧如《沙恭达罗》，日本有紫式部（约973—约1019至1025）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阿拉伯世界有《一千零一夜》（先在阿拉伯地区的民间口头流传，约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出现了早期的手抄本，到十二世纪，埃及人首先使用了《一千零一夜》的书名，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基本定型），意大利有但丁(1265—1321)的长诗《神曲》，英国有莎士比亚（1564—1616）的戏剧和十四行诗，西班牙有塞万提斯（1547—1616）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朝鲜有《春香传》（最早产生于十四世纪高丽恭愍王时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最终形成完整的作品），德国有歌德（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法国有雨果(1802—1885）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丹麦有安徒生（1805—1875）的童话，俄罗斯有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美国有马克·吐温（1835—1910）的幽默小说，古巴有何塞·马蒂（1853—1895）的诗歌等等。我是把《红楼梦》并列于其中，来向当下的中国同胞推介的。
以全球视野为前提，把中华传统文化放置在人类共享文明之中，我以为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代阐释的一个基点。要避免给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排座次。中华文化的当代阐释固然有利于提升民族自尊、自信，但不要将其引入狭隘的民族自恋、自傲情绪中。有种观点，就是今后的世界，将以中华文化为尊，为引导，我不认同。我的看法是，今后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经过时间考验，证明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又特别是其中的精华，将在平等的前提下，融汇为人类丰厚的共享文明，人类将在这共享文明的发展中，走向大同。
在录制和书写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之后，我现在又写出这样一本《刘心武揭秘〈金瓶梅〉》，要告诉读者诸君，《金瓶梅》和《红楼梦》一样，也是我们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也已经进入了人类共享文明的范畴，有那么多国家以那么多种文字翻译了这部作品，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而且，还会有更多语种的译本出现。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已经不仅是在中国学术界进行，“金学”和“莎（士比亚）学”等学问一样，也已经成为人类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国际性的“金学”研讨活动已经有过多次，并将一再举办。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俄罗斯百科词典》也好，都有关于《金瓶梅》的词条，《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作者对各种人物完全用写实的手段，排除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传奇式的写法，为《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描写现实的小说开辟了道路”。美国的研究者还曾这样评价《金瓶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足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法国著名学者艾琼伯（Etiemble，Rene）在为法译本作序时，高度肯定小说“巨大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承认它是一部“社会文献”。
如今，《金瓶梅》是以我们母语方块字创作的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应成为每个中华民族成员应有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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