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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比九年前老多了,头发几乎全白,更多的阡陌切割着他的脸,走路更慢,总怕踩坏了什么东西似的。在中国领什么奖,对他已然不重要,这个级别的作家,对荣誉不应该再有什么渴望了,荣誉不过是为媒体得的,为自己朋友和崇拜者得的。将自己完全交给自己营造的那个世界,才是与自然规律相处的最好方法。
他还在写。他2014年的近作刚刚出了中译本,书名就像他之前的作品那样恬淡简朴:《乡村生活图景》,由八个小故事组成的一本小集,无论是分量还是风格都很贴合他的年龄。年轻时的写作和年老时真会大相径庭,年轻时的奥兹为了确立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着力锤炼风格,故意把一些正常的叙述打乱,将几件事平行地写,来回穿插,还要使用精心构思过的修辞。
作家常常以写短篇开端,由短而长,渐渐驾驭大局面。我手头有他的小说处女作《胡狼嗥叫的地方》,就是一本短篇集,书中的场景新奇,冲突激烈,苦闷抑郁是用嗓子喊出来的。在书中,风景描写常常蕴含着一股随时会窜出来的力量。
以下这段来自与小说同名的第一篇:
“海上疾风来袭,将厚重无边的喀新风撕扯出道道口子,冷风伺机而入。几股柔风以略带踌躇的姿态率先登陆,引得柏树枝头轻佻地阵阵战栗,仿佛一股电流自树根直往上蹿,穿过树身,撼动身体。”
这就是“少年写作”——比青年更年轻的写作。少年人看万物都在变化,不可见的东西如风、空气、水蒸气之类都在悄悄改变可见的世界。奥兹的笔像显微镜一样窥看那些静默无声的景物,“撕扯”、“伺机而入”、“略带踌躇”、“登陆”、“战栗”、“穿过”、“撼动”,其实写的不过是一个再平淡无奇不过的场景,是人一生中无数个瞬间之一。
喀新风是每年会从南边埃及、红海等地吹来的干热季风,它的象征意义只有一个:威胁。这部小说集成书于六十年代,以色列人还生活在战争年代的记忆之中,可谓“草木皆兵”,一阵热风、一声胡狼的叫唤,都会让人触景生情。像中国人一样,他们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埃及威慑着以色列南方的门户,叙利亚、黎巴嫩守候在北方,耶路撒冷还在约旦人手里,以色列与约旦只隔一河毗邻……年轻的奥兹是胡尔达基布兹的一名成员,举目所见的,都是人们严峻的忧伤。
然而2014年的奥兹又看到了什么景物?这段文字出自《乡村生活图景》里的一篇《挖掘》:
“夏天越来越热。正午时分,苍白的蓝光变成耀眼的白色,悬浮在屋子上方,压迫着花园、果园、炽热的马口铁棚屋以及关得严严实实的木质百叶窗。小山那边吹来干热的风。村民们白天待在屋里,只有黄昏时分才出门来到走廊或露台上。晚上潮湿闷热……夜晚,远方的犬吠引得洼地那边的一群胡狼哀嚎。”
仍然是干热风,仍然是胡狼嚎叫,跟当年可是大不一样了。胡狼早已被远远地隔离在了人类居住区的外边,人们比之前更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作为自然环境完好的证据;而干热风则不过是季节的标志罢了。以色列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太多,显得面积太小,每个学校都会组织的河山踏勘活动,简直把国内能踏足的地方全去了一遍,一个个无人土山被打上了“瞭望点”的标志。南方的荒野和沙漠仍在,但能自由前往的地方已丧失了威慑力;人们嘴里还在自嘲,还在讨论伊朗的动态、土耳其的近况和“阿拉伯之春”的种种后续影响,表情却出卖了他们内心厚重的安全感。
七十多岁的奥兹不再在小细节上追求巧妙的措辞、精彩的意象。举一个例子,《胡狼嗥叫的地方》里写到过一个来村里买牛皮的老先生,奥兹写道,他手提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拉马拉电台一直往他手心里灌美式音乐”,一句话就折射出此人的气质、品位、文化背景、所处阶层。在写到宰牛的场景时,奥兹让牛如同人一样挣扎,说它的鼻孔蓦然撑大,前蹄使劲踢脚下的粪球,眼睛还是没睁开——只睁开了一小会儿……
这种对残忍的触觉到了《乡村生活图景》中完全不见了。书中所写的Tel Ilan村静穆而乏味,一派安宁祥和,但激情少了,故事似乎失去了“故事”应有的样子。人们依然吃牛肉,但不会再把注意力放在屠宰行为上,就仿佛牛肉是从地里种出来的。Tel Ilan的人们比起《胡狼嗥叫的地方》里的人物而言,每一个都减去了一半的存在感:当年,以色列人一边厉兵秣马地提防着豺狼、蛀虫、热风,被泥土窒息的沼泽,以及国境边的阿拉伯人,一边构想着新的定居点,构想着耶路撒冷夺回之后该如何建设,构想着怎样为国家培养一批刚毅、果断、团结、富有同情心、深明大义——总之和自己一样——的接班人,现在,仍然生活在以色列村子里的那些人,都不那么有兴趣讨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了。
最有个性的,最爱表露不满情绪的,是那些还没入土的老人,他们不甘被年轻人遗忘,他们选择住在村里,本身就表明一种坚持的姿态:与我亲手创下的基业共存亡。《挖掘》是书中对话冲突最激烈的一篇小说,八十六岁的佩萨赫·凯德姆(看名字应该是出自波兰的犹太人),像许许多多以色列的耄耋老人一样,固执,暴躁,易怒。他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来这里领导基布兹定居点建设,算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然而每一种政治运动都会发生内讧,何况素性骄傲的、“一言不合就建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党魁先是利用他的一腔热情,逐渐将他排挤出领导团体,最后,建成的以色列国家也远远不如开国者当初所许诺的那样。佩萨赫·凯德姆整天愤怒地诅咒那些已经死掉了的人,说着半疯的话,折磨和他一起居住的寡妇女儿拉海尔。
奥兹一点点写出每个人物的过去。拉海尔的丈夫在五十岁生日那天急病去世,两个孩子都嫁到了国外,两人的相依虽然成天龃龉不断,但也是无可奈何下的选择。村子的平静和井井有条虽然是当初的开拓者所渴望的,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也不可能去设想“安居乐业”的无聊会让儿女们逐渐远离乡村。有一天,老父亲嚷嚷着有人在地下挖什么东西,女儿不信,但到了故事结束时,她也听到了地板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摩擦。
“拉海尔穿着拖鞋和睡衣,从走廊来到房子旁边,在支撑房子的柱子之间猫着腰,用手电筒照着脚下。手电筒照亮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惊动了一只昆虫,它急忙逃到黑暗深处。她挺直腰身坐在那里,夜色深沉,四周岑寂。她家院子与墓园之间的一排排柏树纹丝不动。就连蟋蟀与狗也在片刻间陷于寂静。黑暗浓重而压抑,热气沉重地笼罩着一切。拉海尔·弗朗科独自站在黯淡星光下的黑暗中,颤抖不已。”
到底是什么在挖掘?什么东西的响动?作家没说。这真是老境中的小说。在少年时代,奥兹故事里的人都在找答案:关于共同体的安全,关于什么样的体制最适合以色列,关于人们如何共存,关于国土在未来的增减。他们相信答案就在那里,靠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可以“挖掘”出来;而到了晚年,奥兹的人物都在体会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努力失败了吗?不,也许我压根就不该那么想。
《乡村生活图景》里的故事都在打破书名字面上的氛围。安静是安静的,最热闹的场面也不过是《歌》一篇里写到的安息日村民聚会: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聚会,人们把创业时期的歌一首首翻出来唱,其中不乏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民歌。水果摆在桌子上,村里人把在兴趣班里做好的木雕作品、毛线包、火柴盒绘画等等拿出来展览,在墙上挂上自己的画。这几乎就是村民最主要的娱乐了。除此之外,村民的交往很多是互助或分享式的,我帮你家收封邮件,你把新做好的鳄梨色拉拿给我吃。
但是每个故事,仔细品味起来都有一种捅到最深处的揪心。人们的互相热络仿佛是在转移各自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要只是在夜阑人静时面壁而坐,独自品味生命中的丧失。这种丧失有的是无情的岁月造成的,例如书中的第一篇《继承人》,阿里耶·蔡尔尼克家来了一个房产经纪人,商量他的村中老屋的未来,这栋老屋仍然由他的老母亲住着。阿里耶讨厌他,那个人就像朝行将就木的食草动物跑来的鬣狗,可是他在与来客的纠缠中,恍惚地发现了自己其实是支持处理掉老屋的,而把母亲视为障碍,哪怕绝不情愿。
在亲情义务的牵绊和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的强烈渴望之间,阿里耶感到失落。对于《亲属》中的女主、独居的医生吉莉·斯提纳来说,她的外甥没有如约从特拉维夫过来,在她心里引起了层峦的想象。她爱这位外甥,他是她在世上最牵挂的人,他在跟她姐姐吵架出走之后,总会到吉莉这里来避难,寻求安抚。而现在他没来。他出了什么事?吉莉想象他在车后座上睡着了,被司机锁在了车里,于是半夜去敲司机家的门;她把真相往有利于外甥的方向去想:他可能只是上错了车,他可能临时去医院看病,他可能……遇上了心仪的女孩,去外边过夜了,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宣布她永远失去他了。吉莉把外甥过去每次来她家都要搂着睡觉的一个袋鼠玩具准备好,而到了半夜十点,“她关掉电热器,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摘下无框方形眼镜,哭了起来。”
她哭了两三分钟,停下,把所有的衣服叠好放好,脱衣睡觉。小说结束在这样一个句子里。“Tel Ilan开始下雨。雨下了整整一夜。”
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包裹在一种空洞之中,支撑物都散开了,无依无靠,威胁不再来自有形的宿敌,而来自无形的、每个人物创痛的过去。人们是多么害怕失去,但在丧失之后,人们只能学习用足够平淡的语调来谈论自己所思念的人,因为眼下的生活要继续,衣服要叠好放好,人要休息,明天还得工作。在村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同工同酬、谁也不比谁优越的平等感也是开拓者们所追求的。
这些故事延续了奥兹的悲悯情怀,特别是吉莉·斯提纳这种人到中年的普通女子,最得奥兹的厚爱。就像他最敬佩的契诃夫一样,奥兹也把一个人的内心戏断定为最有价值的写作对象,不过这些内心戏在这本书中消隐在了简单的动作里,几乎没有半点溢出。一个总被认为强大而发达的国家,一些在上世纪创造新生活的实验中留下了美丽烙痕的村庄,终于无法驱赶人存于世上最深层的恐惧:孤独。在以色列,奥兹也是拓荒者的后代,一介村民,他曾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写到了母亲的自杀,而看过《乡村生活图景》后,你会明白,其实一个人心里推动他/她自我毁灭的力量,要比让他/她生存下去的力量更为强大。
奥兹《乡村生活图景》:这里的每个字都无依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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