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雅图的城市空间与权力冲突

前列腺记者

空间的都是政治的（All that is spatial is political.）。无论寻常百姓，还是政客名流，讨论起政治，人们总是善于简化和抽象政治及其背后的历史，使用“台面上”的主流叙事来慷慨陈词。毕竟，主流的东西显而易见，也便于追溯。
当我们运用图解与测绘来研究许多实际的空间形态时，会发现台面下“他者”的现实与主流叙事偏差颇大，甚至完全相悖。通过研究空间形态特征，往往可发现更多以前被轻视或刻意忽略的权力斗争真相，空间本身隐含的信息具有另一种透彻的说服力。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开设了一门叫做“权力与地方：建成环境中的文化和冲突”（Power&Place: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的课，为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从空间、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讨论那些表面上“充满活力”和“健康”的美国城市，看到主流历史背后的模糊血肉。教课的老师George Thomas和Susan Synder在设计这门课时，选择了三个典型的美国城市，作为贯穿一学期的案例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这里要讨论的西雅图。
限制性条款
尽管西雅图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1869年12年正式建市），但从建市起，混乱冲突就并不比其他美国城市更少。
第一批中国人到达西雅图“淘金”时，居住在西雅图海港边的简易房里。随后，他们的居住地被清理，人们被赶着向东移动了几个街——这些地方因为拥挤肮脏，被白人嫌弃，后者认为，这样不好的环境导致了西雅图经济和房价的下滑。中国劳工已然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华人问题”（the Chinese problem），或黄种人问题，就像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于20世纪末在《费城黑人》中深刻讨论的“黑人问题”（the Negro problem）一样。
华人和黑人成为“问题”的原因“惊人地相似”：因为他们不是白人。杜波依斯认为，黑人问题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环境和面临的社会状况。首先是历史境遇、奴隶制的遗痕、种族歧视，以及与那些有自由经历及白皮肤优势的外国人的竞争。”
1882年，美国全境开始了长达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进入；随后，华盛顿州发布法案，禁止亚洲人在除西雅图中国城之外的地方拥有房产。西雅图中国城，成为一个封闭、脏乱的“异域”，文化也极为封闭，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在中国城里可以永远不用说英语。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S·梅西（Douglas S. Massey）对城市模型的分析，城市中有两种区隔（segmentation）：按种族的区隔和按阶级的区隔。所以，他的论点是，在一个种族区隔的城市中，一个小小的少数族裔贫困率的增长，都会导致贫困的剧烈集中。而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在西雅图非常突出。

美国西雅图的城市空间与权力冲突

图中显示了那些限制性条款和法案如何影响中国移民、日本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对比1960年和1920年三个种族在西雅图的空间分布状况，可以发现，1960年增加的First Hill Area、Central Area和Beacon Hill Area，正是限制性条款没有覆盖的地方。上述三种人群在城市空间内的流动性大大受阻。从这种空间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塑造空间的决定性影响。
白人对所有“非白人”的移民采用了相似的隔离手段。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西雅图居住的所有日本人转移进集中营，采取统一管理，造成了很多悲剧。
后来臭名昭著的“Redlining Map”，将权力阶层和非权力阶层之间的区隔更赤裸地展示和制度化下来。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住房法案引入了红线（redlining）制度，即在城市地图上为银行投资和抵押贷款勾勒出理想和不理想的区域。在被标红的地方进行投资，有很大风险，也会影响贷款金额。
这个法案的本意是，为了确保银行不会过度投资。但它却实际大大加剧了种族隔离的程度。住房法案鼓励开发商和社区居民撰写与种族有关的限制性条款，以保障他们的社区不会被标红。这个制度使得“非白人”不太可能在那些理想区域买到房产，因为贷款会被拒绝。通过这样，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区的“纯净度”，以及房产价值只增不降。图中，绿色区域代表最优的地段，蓝色代表仍有吸引力，黄色代表相对衰退，红色代表有危险的。可以看出，优质地段大都分布在水边，山头和北部富人聚集的地方。而劣等地段在移民聚集较多的中心区（Central District）和更南部的地段。

美国西雅图的城市空间与权力冲突

Redlining Map
Redlining Map也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空间塑造。例如，纵贯美国西海岸的高速公路I5在西雅图市内的路线选择，就很有意思。由图可以看出，穿过西雅图的I5恰恰落在那些没有什么吸引力和破败社区的边缘。这也是权力对空间的影响的表现。

美国西雅图的城市空间与权力冲突

Redlining Map和高速公路I5的空间关系
阶层分化
不仅在种族间有着严重的阶级分化，一个种族内部也有相应的空间隔离和分层。例如，西雅图的一部分华人，在经济上获得一定提升之后，就会离开中国城，搬到地势较高、视野较好的Beacon Hill和First Hill，俗称“上山”（Up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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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定经济成就的华人转移“上山”
在中国城内部，那些“华人上层阶级”（相对华人劳工阶级来说）的房子便被改造为劳工旅店，依然由当时收入最低的人群居住。此外，华人上层阶级通过建立劳工公司，例如“華昌公司（Wa Chong Company）”，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
权力的“软着陆”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限制性法案逐渐被废除，被制度化的歧视和隔离慢慢销声匿迹。但正如道格拉斯·S·梅西所说：“如果白人通过自私地歧视黑人来提升他们自己的物质幸福感，那么当政府强迫他们结束一种特定的歧视性行为时，他们会寻找其他方法来保持白人特权。”
在西雅图的例子中，政府通过空间整顿、空间绅士化等方式，将流浪者营地从Pioneer Square“赶”到了International District边上，然后又将其“赶”到更破败的、西雅图南边的Rainier Valley。这可以说是，通过一种不同于制度性条款的方法，来“保持白人特权”。
权力的实现，找到了更“软”和更隐形的途径，例如文化、品味、媒介等。作为空间的研究者，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空间背后的权力，看到“台面下”那些对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向、收入的不平等，拷问每天经历的空间是否真的“和平而友善”，而作为规划师、设计师的我们，又是否能超越自我的偏见？

（作者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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