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白求恩、奥威尔、毕加索曾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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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7日，在摩洛哥的西班牙非洲军团哗变，处决了军中支持共和国的六名高级将领，并在弗朗哥的默许下起兵反叛。随后，西班牙本土的叛军也起而相应，西班牙内战由此爆发。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败及法西斯党徒弗朗哥的上台而告终。西班牙内战为世人所熟知，不仅因为其旷日持久且伤亡惨烈，还因为它是德意法西斯与红色苏维埃的隔空斗法，被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和前奏。
除此以外，西班牙内战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更是因为它的参战者实在太过“星光璀璨”。聂鲁达、海明威、白求恩、奥威尔、卡帕及毕加索等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坚定地站在最后失败的共和政府一边，他们的这段经历后来变成了文字、油画及影像，至今仍撼动着我们的神经。他们是如何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为什么又集体站在左翼的共和政府一边？这场战争又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一切，都要从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说起。

西班牙内战，白求恩、奥威尔、毕加索曾并肩作战

国际纵队
天主教与布尔什维克的决战
在谈论“国际纵队”之前，有必要对西班牙内战爆发的背景进行一个梳理。
曾经的海洋霸主西班牙，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衰弱。进入到20世纪，西班牙国内的民族矛盾（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的自治诉求）和阶级矛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工人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周期性的大罢工，无地农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动下，袭击军警，占领庄园）不断升级。1931年4月，西班牙国王、波旁家族的阿方索十三世宣布退位，避走国外，共和国成立。共和国成立后，左派和右派走马灯似的上台，随即又在相互的攻讦中倒台。帝制的突然终结必然伴随着传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礼崩乐坏”，造成社会的失范和政治权力的真空，进而导致国家的动荡，直到一个强人出现以铁腕终结混乱，重建秩序，类似的剧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次次的上演。
1936年2月的选举中，社会党、共产党与共和党中的自由派组成联合阵线， 击败右翼政党联合组成的国民阵线，组建共和政府。眼见文斗没有胜算，右翼分子决定武斗。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驻北非摩洛哥的军团首先发难。叛军以弗朗哥为领袖，打出了捍卫天主教、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旗号，把内战描绘为天主教与布尔什维克的决战。德意两国对弗朗哥鼎力相助，而苏联也把西班牙内战看作是一个扩充友军以及对全世界左派进行宣传的舞台，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纵队”诞生了。
“自由世界与独裁者的斗争”
在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建议下，共产国际决定组建“国际纵队”：由各国共产党招募本国的志愿兵参加西班牙内战。
20世纪30年代，正是左翼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帝制崩溃后的混乱、教会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剧变的失语、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萧条，以及苏联在两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使得整个西方的知识界以及民众急速的左转。与弗朗哥等人的宣传针锋相对，苏联和左翼舆论将西班牙内战比作“自由世界与独裁者的斗争”，号召全欧洲爱好自由、守护和平的人们加入“国际纵队”，投身到西班牙内战中去。
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各国的左翼青年纷纷请缨参战。其中，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青年尤其多：德意早已被法西斯党徒控制，这里的左翼青年在国内倍感压抑。除此以外，队伍当中还有许多的失业工人、无地农民、冒险家以及参加过一战的老兵。
各国的志愿者先到当地的党支部报名，再由支部护送到该国的共产党总部所在地接受面试。年龄、家庭状况及从军经验是主要的考察内容，政治立场倒不是特别严格的审查指标，只要反法西斯，同情左翼即可。通过面试后，志愿者们需要自掏腰包购买从该国去巴黎的车票或船票。到达巴黎之后，由英共驻巴黎代表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组织体检，对志愿者中非共产党员的，还要考察其政治上是否可靠，并进行战前思想教育，特别强调不得酗酒、嫖娼和赌博，如果有反悔者，送返程车票一张。在1937年2月之前， 志愿者们都是从巴黎坐火车直达西班牙。法国政府对“国际纵队”的行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法国奉行绥靖政策，加入不干涉委员会之后，志愿者们只能秘密前往边境：在月黑风高之夜，由向导带路，穿行于羊肠小道，沿着走私贩子的足迹，翻越险峻的比利牛斯山，潜入西班牙境内。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志愿者以外，还有许多左翼人士和热血青年是自行参战的，他们带上盘缠扛上枪，从所在国跋涉来到西班牙，只为践行自己的理想。
为了便于作战，国际纵队按照国籍和语言来划分，各分纵队多以本国共产党领袖或是本国的民主人士来命名：法国的志愿者被编入了“巴黎公社”纵队，德语志愿者被编入了“台尔曼”（德共主席，当时还被纳粹囚禁在狱中）纵队，意大利志愿者则加入了“加里波第”纵队，波兰语志愿者为“东布罗夫斯基”（波兰共产主义先驱，在保卫巴黎公社的战役中牺牲）纵队，英语志愿者被编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纵队，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志愿者，则加入了“季米特洛夫”（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纵队。据统计，前后总共有约32000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各纵队在西班牙的阿尔瓦塞特集结，法共为纵队提供后勤服务。“国际纵队”的成员在奔赴战场前，要在这里呆上数周，接受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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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成员接受训练
“国际纵队”的参战与解散
国际纵队首次投入战斗，是在1936年11月，当时马德里危在旦夕。国际纵队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国军民的士气，迅速扭转了战局，马德里保卫战以胜利告终。
马德里保卫战胜利后，聂鲁达在《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一诗中这样写道：
“由于你们的牺牲，
失掉的信心重又诞生，
迷失的心灵，对大地的信念重新生畏，
钢铁和希望的鸽群在飞翔，一道巨流在奔腾，
它通过你们热情的、高贵的胸膛，通过你们的牺牲，
如同通过热血的岩石的山谷，向前奔腾。”
国际纵队虽然人数有限，但作战顽强，始终是共和军的主力。尤其是“国际纵队”中的一战老兵，在历次重大战役中，都充当尖刀部队。在成功守卫了马德里之后，“国际纵队”转战南北，在哈拉玛战役及瓜达拉哈拉战役等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事惨烈导致伤亡率奇高，以参战的英国志愿者为例：在2500名英国志愿者中，有1762人受伤，562人阵亡，两年之中，英国营的营长换了11任，政委换了10任。
1937年2月22日，国际联盟为了调停战事，宣布禁止外国志愿兵进入西班牙参战。然而，交战的双方都没有理会国联的决议。1938年11月，西班牙总理在国联大会上提议，各国从西班牙撤出战斗人员，并主动表示愿意撤出伤亡惨重的“国际纵队”。
一般认为，西班牙撤出“国际纵队”，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证明西班牙并非红色政权，此举有助于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佛朗哥阵营里有大量的德意正规军，无论人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在国际纵队之上，如果双方同时撤出外国部队，获益的将是共和国军。但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国际纵队”的撤离其实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之下：“慕尼黑协定”后，苏联的压力陡增，为了自保，斯大林调整了战略部署，牺牲西班牙，让德国完成对法国的包夹，从而反制英法的“祸水东引”计划。况且，通过西班牙内战，苏联已经达到了政治宣传的目的，唤起了全世界左翼对西班牙的同情、对法西斯的愤慨以及对苏联的倾慕。
1938年10月底，“国际纵队”在巴塞罗那进行了最后的游行。其后，纵队成员大多被遣送回国，而那些来自德国、意大利及匈牙利等国的成员因为无法安全回国，因此选择了留在西班牙继续战斗，西班牙政府授予了他们荣誉公民的称号，并将其纳入共和军。
“国际纵队”的离开以及苏联援助的断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弗朗哥的国民军势如破竹。1939年3月26日，国民军发动总攻，马德里沦陷，西班牙内战结束，从此开启了弗朗哥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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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
群星闪耀的“国际纵队”
前文说到，海明威、白求恩、奥威尔、卡帕及毕加索等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这场战争，而战争的经历也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轨迹。
1936年，白求恩听闻西班牙内战爆发，辞去在加拿大优渥的工作，在当年10月带着自己的手术器械和医疗用具来到了西班牙。当时主流的输血方法是在献血者与受血者之间以导管直接进行血液传输，不消说，这一方法有着极大的不便。有鉴于此，白求恩在马德里成立了一家“加拿大输血服务机构”，号召市民积极前来献血，然后按照当时最新的血液保存法，将提取的新鲜血液分瓶放入一辆改装卡车内的冰箱贮存，把车子打造成一个流动血站，在前线和后方之间来回穿梭为伤员输血。这个流动血站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马德里近郊逐渐扩大到巴塞罗那、巴伦西亚等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流动血站。
然而，几个月后，白求恩却被怀疑成是间谍，被要求离开西班牙。因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缘故，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失去了工作，陷入了一生中最为困顿的时光。直到一年多以后，他收到了来自延安的邀请，痛恨法西斯的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后来的故事，每一个中国人想必都该知道。
与白求恩几乎同时到达的，还有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战事前线，他拍下了那张著名的“战士之死”。直到马德里陷落，他才离开西班牙。之后他来到中国，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中国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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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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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镜头里的国军士兵
出于少时穷苦的经历以及对底层的同情，年轻的奥威尔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信念的驱使下，1936年的秋天，奥威尔从英国辗转来到西班牙。在这里他却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他所加入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认为是托派组织，遭到了惨烈的清洗。逃过一劫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在1938年发表了不朽的名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真实地记录了崇高理念之下不能言说的黑暗和丑恶。《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一把钥匙，它开启了通向《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大门。
1937年4月，支持弗朗哥的德国空军发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不设防城市的地毯式轰炸——格尔尼卡大轰炸。经过三个小时的密集轰炸，格尔尼卡成为了废墟，平民死伤惨重。愤怒的毕加索画下了那副著名的《格尔尼卡》。二战爆发后，法国沦陷，德军将领经常出入于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毕加索静静的站在门口，发给每个进入的德军一副复制版的《格尔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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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尼卡
1944年，毕加索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一文中，毕加索写道：“凶恶的压迫（占领）已使我明白，不仅要用自己的艺术去斗争，而且要以我整个身心去斗争。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共产党，我在灵魂上与共产党是相通的……我们的党比其他政党更加努力地了解人民，使他们成为清醒的思想者，获得自由与幸福。”
80年前的7月，战地钟声唤醒了一代左翼青年，他们搭上开往伊比利亚半岛的列车辗转穿梭。那时的西班牙宛如热闹而拥挤的渡口，聂鲁达、海明威、白求恩、奥威尔、卡帕、加缪以及毕加索都在这里交汇，渡口的际遇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混杂着硝烟、信念、权谋或幻灭的记忆，驶向了不同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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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倪慧如、邹宁远：《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赵国新：《英国志愿军与西班牙内战》，《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
Bill Alexander, British volunteers for libety: Spanish 1936-1939,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Gabriel Jack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Wayland Publishers Ltd, 1973.
Burnett Bollote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he left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Calorina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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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声助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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