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致我们逝去的梦

奥兹：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怜悯之于爱，就像映照在水坑里的月亮之于月亮本身。”——奥兹

奥兹：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奥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主张巴以双方通过妥协实现和解。1978年，他发起“现在就和平”组织。1992年，因对和平运动的卓越贡献，奥兹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奥兹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得不能再小。

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人们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他说自己握有两支笔，一支笔写故事，另一支笔写政论，针砭时弊。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奥兹，曾经也是“一只时刻准备为理想而献身的地下室里的黑豹”，他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现在，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以色列“现在就和平”（Peace Now)组织的发起者，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主张巴以互相妥协，比邻而居。
然而，在战乱和恐怖袭击不断出现在以色列人民生活中的今天，和平的步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迟缓。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的奥兹，依然会把巴以冲突理解成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他说，如果真的无法相爱，就做邻居吧。
生活有巨大的惯性
新京报：距离你上一次来中国已过去了九年，这些年你在以色列过得怎样？
奥兹：我的生活一直很规律。现在我已经不住在沙漠小镇阿拉德了，全家都搬到了特拉维夫。我每天很早起床，日出之前，独自散步。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偶尔会对遇见的报纸投递员说声早上好。街道寂静，白色鸟群漫步街道，甚至能听见星星的低吟。散步回来后，我给自己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口张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想着：如果我是这个人，会过什么生活？如果是那个人呢？如果我必须变成这个胖女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如果我要变成那个瘦子经理人呢？就这样迎来了日出，在书桌旁开始一天的工作。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即使火山喷发，以色列人依然在侍弄花草”，战乱和动荡似乎成了以色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依然是这样的生活状况吗？
奥兹：亲爱的，以色列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爆炸，事实上在以色列死于车祸的人要比死于恐怖活动的更多。以色列人匆忙赚钱，享受生活，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会受到动荡影响。生活有巨大的惯性，无论经历了大屠杀还是战乱，地震或者海啸，人都要过日子。
当然，以色列还是在我的眼前逐渐发生改变。要知道，我的年纪可是比这个国家还要老，我亲眼见证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有些改变我乐于拥抱，有些变化我不喜欢，但我想，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些变化，可能只是因为我老了。
这种变化的感受，不只在以色列，还在中国。我九年前来北京，那个时候，街道上有好多人骑着自行车，三轮车也不少，现在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摩天大楼，那些小商店也找不到了，人们都去哪里了呢？
太多敌意，太少好奇
新京报：“人们都去哪里了呢？”这也是你的新书《乡村生活图景》想讲述的故事。这本书里有“乡愁”，也有古老以色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思，其中有一个故事《挖掘》，主题驳杂，既探讨了以色列人和土地的情感关联，也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彼此的信任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个故事？
奥兹：我的小说不下判断，当我要评论或者判断时，我就去写散文或杂文。故事嘛，是多声部的，我在小说里不发声。当我写故事时，遭遇到彼此双方，我同时站在他们两边。当他们打架时，我还是同时站在他们两边，这就是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如果必须要站队，那就成了一个政治家。
至于这个故事，从文本延展，我们的确可以联想到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许多阿拉伯村庄被夷为平地，以色列村庄代之拔地而起。在过去的60多年中，巴以双方一直因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纷争不已。这一切犹如梦魇，令许多以色列人得不到安宁，令其感受到一种潜在的生存危机。他们之间互不信任，部分是因为无力想象对方：那种爱和恐惧，愤怒和激情。在巴以之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新京报：就在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悲哀地表示“巴以冲突”的和解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情况越来越糟糕。你觉得，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依然无法达成和解？
奥兹：我可以用一个词回答你：法西斯。双方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需要所有的支持都在自己这里，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者百分之百错误。但是我一直说，妥协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法。
我是个懂得妥协的男人，不然我也不会和同一个女人保持56年的婚姻。妥协从来都不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妥协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成熟。现在巴以冲突看似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么狭小，小到中国人都无法想象。从特拉维夫开车到约旦不到一个小时，从耶路撒冷开车到巴勒斯坦地区只需要二十多分钟。
这样小的一块土地，它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也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欢乐的家庭呢？答案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他们也不快乐，他们更不是“一家子”，他们是“不快乐的两个家庭”。不同的语言、历史、宗教信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所小房子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比邻而居。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说得容易，其实很难，但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因为以色列人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也是。在欧洲，不就是有个很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吗？他们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相安无事，巴以问题应该以此为鉴。
幼稚的受害者情结
新京报：我想起了一本书，美国作家乔纳森·威尔森写的《巴勒斯坦之恋》，用一种新视角展现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全书一个核心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总把自己看做历史的受害者，他们也做了很多伤害阿拉伯人的事情。你看过这本书吗？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奥兹：没看过这本书，但是听你说后，我准备回去看。人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是普遍的人性。犹太人是受害者，女性是受害者，黑人是受害者，第三世界国家是受害者……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场“比赛谁比谁受伤害更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
即使在家庭内部，当婚姻触礁，兄弟阋墙，人们也总把自己当做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也喜欢把自己当成无辜受害方，但双方都很幼稚。
我真的认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从来不该判决哪一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双方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侵略者。在以色列内部也形形色色，正统犹太教徒，犹太教改革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也不是一类人，而是好几类人的统称，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内部都是复国主义者，有的是资本家，有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甚至是法西斯，我并不是喜欢这个家族里所有的成员，而有些成员也以我为耻辱，这很正常，大家庭内部，这种矛盾司空见惯。但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得不能再小。
新京报：你的父亲来自俄国，母亲来自波兰，但这些大流散的犹太人，对于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寻找家园的问题，一直有迷惘。在你看来，从以色列建国至今，新一代以色列人是否已经成型？
奥兹：如果说真的有新一代以色列人成型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随着同一首曲子翩翩起舞的时刻。但事实上，我并不希望这个时刻发生。我希望在我的国家，人们可以演奏不同的曲子，跳不同的舞蹈。有的曲子我喜欢，有的我讨厌，但是跳舞的时候有不同的曲调可以选择。就像在北京，可能有五千家餐厅，难道你希望有一天它变成同一家餐厅的连锁吗？点菜时服务生给你一张菜单，上面只有一道菜可供选择。天哪，那该有多无聊！我不会同意所有的见解，但我喜欢多样性，喜欢不同的曲调。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奥兹
采写/新京报记者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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