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诗人也斯：在日常风物中描绘不断变形的香港

爱上狐狸的猫

“我在你的食肆里
碰上多年未见的朋友
在渍物和泡饭之间
一杯茶喝了一生时间”
——也斯《城市风景》

香港诗人也斯：在日常风物中描绘不断变形的香港

香港作家也斯（1948-2013）
诗人也斯逝世已经三年了，但是每每品读他的诗歌都能回归到他那个由微小事物所组成的香港，体验其如同宋朝美学般的深沉细腻，重新唤起关于作者活生生的记忆。两本诗集《普罗旺斯的汉诗》与《蔬菜的政治》于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将那种异质经验的偶遇和欣逢一并带给了大陆读者。
7月2日晚，和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衡山和集”书店与启真馆联合举办了一场“也斯与香港文学”的读书会。与会嘉宾包括华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与同济大学青年学者胡桑，一位也斯故人，一位文学评论家，与读者共同聊聊也斯诗歌中美食、风物以及城市。

香港诗人也斯：在日常风物中描绘不断变形的香港

左起：顾文豪、胡桑和陈子善。
也斯是了解1960-70年代香港生活的钥匙
陈子善先生回忆起自己与也斯的友谊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陈子善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由此也斯赴上海开会时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陈子善发现，也斯的视角极为细腻独特，对上海的无轨电车与都市生活情有独钟。同时他又对张爱玲的作品饶有兴致，大抵是因为也斯感觉到了一丝共性，他们都在写作自己的城市，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而且这两座城池都浸润在东西方文化相遇之中。
后来，陈子善受邀参加香港第二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空闲时间正是也斯带领着游览了香港。他们前往太平山顶，乘坐历史悠久的缆车，俯瞰城市全貌。太平山这一意象早已被写进也斯的诗歌当中。
陈子善又回忆起当时也斯引见自己与刘以鬯老先生会面的场景。刘以鬯乃是著名的出版社主持人（如戴望舒的诗集），1949年自上海前往香港，1980年代创办了《香港文学》，此杂志至今仍代表了香港文学的水平。刘老先生爱惜后辈，带领两位去当地极好的咖啡厅，漫无边际的聊天——或询问上海的近况，或诉说个人往事，让陈子善记忆犹新。由于他和刘以鬯皆生于上海，谈得兴高采烈便不禁使用了上海方言。也斯倒有些不善言谈，不论能否听得明白，总是静静地坐着，性情平和至此。让人很难想象波澜不惊的表面背后，竟然会从诗歌中流露那么强烈的意蕴。“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不可思议，这样一个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写的这些作品，完全是很不老实。我甚至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周游世界。”陈子善感慨道。
关于也斯的创作，陈子善提醒读者注意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作为美国的比较文学博士，也斯是较早接受过大学训练的专门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和研究之间常常形成了一种两性互动。他对于文学史的脉络，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如数家珍。双重身份体现在名字中，用作文学研究时常属本名：梁秉钧。如上世纪末在香港举办的张爱玲国际研讨会，他和刘绍铭、许子东是组织者，遂在论文集出版时便使用了本名。而在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创造时，则冠以也斯之名。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的作家很少见，格非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其二，也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土作家。1949年大陆有大批作家前往香港，但由于粤语不通，往往形成了一个以大陆人为主的小圈子。文学作品多是追忆和想象大陆的从前生活。代表者如著名作家徐訏，客居香港三十年却几乎没有作品直接反映香港，难以进入香港的生活。而也斯不同，他是香港一方水土亲自哺育的一代作家，对香港的生活极为熟稔。香港三联书店曾出过一套选本，命名为《老舍的北京》、《鲁迅的绍兴》、《王安忆的上海》，当然，也斯是属于香港的。若想了解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也斯的作品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也斯的新游诗：要描写在现代性挤压下不断变形的城市

香港诗人也斯：在日常风物中描绘不断变形的香港

《普罗旺斯的汉诗》。
《蔬菜的政治》和《普罗旺斯的汉诗》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日常风物融入到诗歌创作，干净而且亲切。
胡桑与陈子善先生的亲历者视角不同，他把也斯放在一种跨文化的异质经验中加以考察。他回忆起自己留德其间导师顾彬（Wolfgang Kubin）对也斯的大力推崇，认为他代表着纯正的现代汉语的态度，也即一种真正的世界眼光。在梁秉钧去世后，顾彬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回忆也斯》，提出梁秉钧美学即类似宋朝的美学，从微小的事物入手去看这个世界。顾彬回忆，也斯来访德国时，并不特别重视晚近一两百年才建立的科隆大教堂，相反在这个光辉形象旁的某个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堂——却承载了五六百年的历史记忆，那里葬着中世纪著名哲学家大阿尔伯特。带给顾彬的震撼正是，一个非德国人教德国人怎么去欣赏自己的历史，解读自己的历史，从不起眼的一些小的角落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世界。这正构成了也斯看待香港的基本视角，一个是关于地理的书写（《普罗旺斯的汉诗》），一个是关于食物的书写（《蔬菜的政治》），并统摄在香港这个大的文化认同之下。

香港诗人也斯：在日常风物中描绘不断变形的香港

《蔬菜的政治》。
“他的世界性眼光首先是扎根于现代性当中的。在形式上语言具备实验性质，而内容上关注与异质性文化的冲突和相遇。《剪纸》一开始讲述铜锣湾，其后将故事的中心移向港岛线再东边的两站——鲗鱼涌。那里曾是汇聚了诸多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社的文化重地，也斯曾生活于此多时，但如今再乘坐公交车经过时早已面目全非。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小说将那里的海底隧道描写得更破败更逼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在消失。这种事物容易消逝、不可把握的感觉常在也斯的诗歌中挥之不去。”
所以，也斯提出要写新游诗。“不是一般游记作者眼中作为风景的城市，而是与生活无法分离，在现代性的挤压下不断变形的城市。”胡桑认为，他要通过这种新游诗来更新我们自己的语言态度，诗中经常会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外一个地方，却从来没有固定点。也斯写香港会不断越界到美国、法国乃至新加坡。同样普罗旺斯也不会束缚在一地，使之不再是薰衣草遍地的普罗旺斯，而是超出想象的沉思性的普罗旺斯，里面有大量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新游诗第三首写《孔子在杜塞尔多夫》。
“不禁自问这样惶惶牺牺为的是甚么？……我只不过熟悉人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唤起人们去想象温柔敦厚的诗教。”
也斯其实写的是一个地方另外的东西，别样的历史记忆。这是香港——一个殖民地所带来的夹在中西之间的感觉。“所以你在普罗旺斯身上发现各个城市的记忆在这里叠加，就像各种各样的东西投影在一起，是光影斑驳的东西。他试图穿越一个由现代的游记或者现代的风景画所形成的固定风景，使之变成一种游动的东西。”
胡桑指出，这一问题扎根在香港的文化特质中。很难在那里找到一个确定的民族国家身份，有大量的非中国的东西无法用一个抽象概念框住。风景画容易成型，就像香港与太平山、维多利亚港“偏见式”的联想。但在《剪纸》里面的两个女人，从来不是在港片中看到的形象，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弄堂生活，这部并不好懂的小说就是在这两个女人间不断切换，作家赋予其一种流动的、游移的视线。
也斯为平凡菜肴附着神圣光辉
也斯另一个独特的意象是食物。胡桑特别地比较了台湾作家焦桐对写作食物的青睐，但他所写的无非是就食物写食物，倒像“诗歌版的菜谱”。也斯不同，我们不仅仅在吃食物，也在品尝整个现代生活。任何一种食物在现代社会都会脱离原产地，从故乡来到别处。在香港尽可以品尝世界各地的菜肴，但也斯想告诉我们——我们最现实的感受，早已被各种各样的文化重重叠加。如其写作的《新加坡海南鸡饭》：
我可有最好的祕方
把鸡汤煮出软硬适中的热饭
测试油腻的分寸在异地睦邻
黏合一个城市里多元的胃口？
胡桑为这几首诗歌作了解读：“各种各样的食物来到桌上，诉说着自己不同的故事。也斯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食物里面有我们这种每个人作为异乡者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感受......他的食物是一种历史的多元，也是一种经验的多元，更多的还可能是一种记忆的多元。” 此般独特的诗歌可被称为“发现的诗学”。也斯曾有一篇文章叫《形象香港》，若译作英文“figurate”将更加漂亮。因为这个形容词由动词figure而来，要用图像来为香港塑形。也斯将大量传统的诗人，包括现代诗人、浪漫派的诗人归结为一种象征诗学——一个强大的主体沉浸在自我，用内心为万物找到一种象征。到头来由于主体的世界太强大了，就变成一种独白诗。但“发现的诗学”不同，“我”如同“物”般存在，不能藉由自身的想象强加在别人身上。如同圣经般宣告椰浆饭的力量：
城市带给你七色的疤痕
米饭给你白色的安慰
吃了永不会悲伤
吃了永不会激愤
吃了永不会迷路
吃了永不会失落
大概只有像也斯这样的诗人才能用如此柔情又如此悲悯的笔调，为小小的一道平凡菜肴附着上身神圣光辉。“我要尽量清空自己，让别人的话语、别人的创造、别人的记忆来发现自己。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更谦卑的自我。”所以也斯能够将自我下降到热爱的菜肴中，与之进行对话，让小菜告诉他自己叠加了哪些记忆，背后通向多么深远的东西。吃菜从不是为了新鲜的口味，而是能够和别的人、别的的事物——沟通、交流、对话。
胡桑总结道，这也正是《樱桃萝卜》一诗中也斯的文化态度：是樱桃还是萝卜，不是虚构的嫁接物，而是很特殊的当代存在，甚至比真实还真实。一枚樱桃萝卜难道不是世界公民吗？每个世界公民都应该具备包容完全异质之物的气度。我们不应局限于自己文化的视域内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异质性经验在碰撞。既然不能变成单纯的某一种人，但能够接纳多种身份缠绕在一起。我们放下主体高傲的偏见，才能发现不同，并且去理解、怜悯和尊重那些差异性的平凡事物。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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