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

掐死你的温柔

鲁迅：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

鲁迅

　　本文原标题：鲁迅与毛泽东　　前几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写。”
　　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
　　我怎么看毛泽东对鲁迅的如此评价?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远行以后》，讲鲁迅的“接受史”。我觉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实际上周海婴的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杨继云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鲁迅本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的。但这个杨继云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写关于鲁迅的任何回忆。
　　后来他才透露，“我最想回忆的人就是鲁迅”，“鲁迅曾经和我讨论过，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权后，鲁迅对新政权和自我命运的分析。但这个是不能公布的，所以没有写出来。”鲁迅对共产党掌权后的自我命运，是有相当且细致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谈到了，鲁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连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后来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鲁迅为什么生前就有如此预感?他和毛泽东之间冥冥中有个对话。
　　在当代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鲁迅;最了解鲁迅的，也是毛泽东。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两个历史人物。
　　对他们两人的了解，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讯息。我们要来回顾梳理一下他们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开始思考鲁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时，鲁迅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一九三一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也不上我家的门。”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他读了许多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失意困顿的人最了解鲁迅。毛泽东那种心境下一读，他即把鲁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冯雪峰回忆，毛泽东到他家来，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专谈鲁迅。
　　冯雪峰就说，有一个日本人说过：全中国懂得中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还有半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有共产党人要把鲁迅抢救出上海，让他到苏区当教育委员，毛泽东也反对。毛说，还是让他留在党外作用大一点。毛泽东也曾说，我们是不可以给鲁迅出题目让他作文章的。
　　冯雪峰又是个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来，又迅速跑到鲁迅家里，聊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许广平常常听到两人间的对话，冯雪峰说“先生，做这个”鲁迅说，不行。冯雪峰再劝、又劝，最后鲁迅就说，好吧!
　　许广平后来描述：这些是庄严工作、努力工作的人，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光明，他是连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这个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对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的看法。
　　鲁迅是经验主义者，从那些具体的个人共产党员身上，鲁迅看到他们为国家忘我牺牲的风格。
　　后来，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流血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这段话非常值得着墨，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够能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事情。
　　鲁迅当时是一个非常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认为共产党是反抗这种专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脚踏实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鲁迅认可共产党，还有一个理由：他个人的理想。
　　有一个在苏联革命初期在苏联待过的中国工人写过见闻录，鲁迅为这书写序，序中说“这是一个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几万万的群众涌现出来，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鲁迅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肯定。
　　当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判断有误，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当中，唯独苏联经济还在保持高速成长，那时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纷纷倾向于苏联。
　　在此背景下，鲁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认可，一个层面是建立在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生存而努力奋斗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认可社会主义。
　　鲁迅还有更大一特点：虽然认同共产党、但他又有怀疑主义思想;一方面认可、一方面又再观察。这和其它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不像他们一旦坚信不疑、就不再怀疑。
　　经过这样的观察，他很快发现问题：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产党提出要搞统一战线，于是在文学上有个提法：国防文学。
　　鲁迅并不反对抗日的统一战线，但是他担心，在爱国的旗号下、过分强调对抗日本的气氛下，会不会反过来损害工农利益、认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因此他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从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共产党说，我提了这个口号，你不能再提另一个，你必须决对服从。
　　我顺便举例子，郭沫若开始时也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持保留态度，但是当共产党告诉郭沫若说：这是党提出来的，郭马上改口支持，说我要做党的喇叭。
　　如果你不绝对服从党，你就是背叛;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争议：到底是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做党的喇叭?
　　如此，鲁迅就和上海党组织起了冲突。有个共产党员说：你这是要破坏统一战线!如果你不听从指挥，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
　　鲁迅一听勃然大怒，问他：什么是实际解决?是要充军呢?还是要杀头呢!鲁迅他会说：我支持你，但这也是出于我的独立判断和选择。这个不能妥协。因此他才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第一个要杀的，是他自己。
　　鲁迅常能从事件中提炼概念：称这些共产党领袖是奴隶总管、革命工头。鲁迅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他就可能反过来奴隶别人。
　　这个就形成他对共产党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权了就要奴役别人。
　　鲁迅和毛泽东之间还有另外一节也很好玩。
　　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阙毛的诗词。我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那个。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
　　问题是，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庆问他：你还写诗嘛?毛泽东说，现在没什么心情写。我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是土匪了。毛泽东还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但我没上过大学。我上过绿林大学。
　　鲁迅怎么看这个山大王、绿林好汉?这就涉及到鲁迅的一个经验：20年代，现代评论派和鲁迅论战，当时英美派的绅士称鲁迅为学匪。鲁迅答曰：说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他曾说，绿林书屋东壁下。
　　他对绿林的认可，可说是因为鲁迅对来自民间，对于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气的人，都是认可的。
　　但我们不要夸大他的认同，他是有非常严峻的批判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就说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们其实是农民革命军，是农民起义。而他们的最大问题，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过皇帝瘾。他不是要根本结束封建统治，鲁迅其实清楚看到：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农民造反。
　　他说：你们说，干什么活是最赚钱的?造反!他某种程度是一个投资，今天牺牲，但将来是要大贵大富的。阿Q的作梦，梦到大把的元宝、女人、梦到小弟不听话就打他，说“给我干活”。说到底，就是为了女人、金钱和权力，就要这三东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号，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说：阿Q正传的真正涵意还没有人懂。他有个说明：很多人以为，我写阿Q造反是写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写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后的中国。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就懂了，鲁迅对共党的基本判断就是，实际上是农民造反，要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这是鲁迅对毛与共产党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说 “你来了，我要逃亡。”
　　那么鲁迅就陷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为了要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参与反抗社会运动，而且唯一反抗国民党的独裁力量，就是共产党。他不能不支持共产党。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场。这就是鲁迅在去世之前在遗书里说，我死了就赶快收，赶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后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证自己死了，就完结了。
　　但鲁迅的悲剧大概就在这里：一切无法结束。不可能随着他的死而结束。
<p>　　人们从不同的意义和原因不能忘掉鲁迅，包括毛泽东。毛泽东还是要紧紧地抓住鲁迅，毛泽东在鲁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