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周濂对话陈嘉映：现在是一个过度反思的时代

胆小如鼠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9月18日，学者周濂携新书《正义的可能》在北京单向空间与其师陈嘉映展开了一场题为“我知道的和我相信的”的思想对谈。
周濂说自己在过去的三年里好像变得更加焦虑，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反映到写作中，难免有想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读者的倾向。这不是一个写作者很好的心态，但是如果要做一个自我辩解的话，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有太强的压迫感。他认为思想暴力和语言暴力的去除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自己的上一本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和这本新书都是一种自我克服，是吐尽余毒的自我疗治的一种方式。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公共空间中发挥一点点的力量，去重新建立一个干净的、健康的语言的秩序和空间。当然归根到底，除了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制度的建设，个人的德行和制度的德行之间必须形成完整的叙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正义的社会或良好的社会。
作为周濂的老师，陈嘉映评价他是一个健康的人、正派的人、大大方方的人，他会用一种很精彩的方式把要讲的东西讲出来。而周濂却说自己是个病人，只是想努力过得健康或者表现的像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
之所以会以“正义”作为新作的题目，周濂说《理想国》中有过一个讨论，色拉叙马霍斯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苏格拉底则提出如果不正义的人生活得比正义的人要更好，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去做正义之人和行正义之事呢？这个关系到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人如何生活。而自己要阐述的判断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良好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陈嘉映说生活在都市生活的人，什么东西都来历不明，比如吃的东西是买的，买之前不知道从何而来。所以现代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质疑，对应质疑的则是提供证据。提供证据变成生活当中非常突出的维度，既然它变得特别突出，那么无论是有道理的、没道理的都会努力做出一副有道理的样子，于是不断生产出各种虚假道理的激情。
“今天是需要不断求证、确定的时代，不只是自己的生活，包括很多具有公信力的部分。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养成一种我不相信的心态。我不相信之所以会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心理状态，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用可言的世界。”周濂接着说到，“我觉得知识人与生俱来有一个责任的，就是要去区分什么是激情，什么是知识，这个工作在今天显得尤其迫在眉睫。”他说自己在上一本书和这本书所做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做语法澄清的工作，重建语言或者概念的秩序。当然有时候他也觉得语法的考察太多了，缺乏经验性的、实证性的东西。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满天飞的时代。周濂认为我们一方面需要做非常详尽的语法考察，另一方面需要对新经验的引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如今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被人污名化为“公知”，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提供的是不加论证的三观，以及没有事实和数据的臆测。
与此同时，陈嘉映对实证也提出了一种质疑：“在我们的自然科学里，早就借助了实证的方法。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有实证。我对实证从来没有意见，只要你能够拿出数据，拿出事实建立模型。但是我只能这么说，直到今天为止，不要对它期望过高，没有任何模型预测过任何的东西，像自然科学任何一个小模型预测过的那样。”
周濂同意陈嘉映的这种看法，在向前看的预言上，社会科学远不如自然科学来的成功。不过“政治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至少可以给你提供超越感觉之外的，或者之上的一些更硬的东西。”“经验层面的东西对抽象的哲学思考有一种非常强的反作用力。”陈嘉映将周濂的这种说法总结为“黑格尔的路”：不是从普遍的原则出发，然后看它怎么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而是从具体的事情出发，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扩展为相对普遍的规律。
两人的对谈中还产生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对反思的反思。陈嘉映认为我们的反思，绝不是越多越好、越无界越好。总体上来说现在是一个过度反思的时代，很多人以反思为业。对于反思，应该有一种限制，而且应该能够指明在一定程度上什么东西是过度反思的，这样才能使我们不至于由于反思而坠入反思本身的陷阱之中，才能给留下空间去体验自然的生活和自然的感受。周濂也认为生活的意义不是靠反思，不是靠嘴说出来的，它是靠具体的生活。

[独家]周濂对话陈嘉映：现在是一个过度反思的时代

《正义的可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8月

[独家]周濂对话陈嘉映：现在是一个过度反思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