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我不愿揭中国人的短

国家公务员

　　

罗素：我不愿揭中国人的短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伯特兰·罗素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伯特兰·罗素与怀特海合着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伯特兰·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但是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
　　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仇外派，或者一个终将称帝的领袖。我认为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国人尽管平日习惯于谨慎，但也是世界上最鲁莽的赌徒。
　　孔子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我们的文明正好投其所需。
　　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当今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意图染指中国的人都赞美旧习惯而嘲笑“少年中国”为适合现代需求而作的种种努力。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公共精神的发展。其重要证据就是那段孔子与叶公之间关于道德水准的对话。
　　因为家里穷、父母年迈而不去做官是有悖于孝道的，因为做官高官厚禄，就可以供养双亲。而不孝中最为严重的情形就是没有子嗣而断绝了对祖先的祭祀。大概正因为此种信条，中国人的生育才较频繁，多生子女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中国的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自然，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
　　因为，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则是受贿和耍阴谋。所以，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得小。
　　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科举制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一些形势。
　　中国人的主要弱点就是：贪婪、怯懦、冷漠。中国人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我们用1% 的精力能使另外99% 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弥补。
　　我在中国的时候，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赈济灾民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
　　贪婪则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都会犯贪污罪。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
　　中国并不是没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们要少得多。他们的雄心与我们的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受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外国，用足够的掠夺物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