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我们谈论都市女性，怎么这么别扭？

王师傅

《欢乐颂》：我们谈论都市女性，怎么这么别扭？

欢乐颂
这些年来，国剧对男色消费的推崇几乎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小鲜肉也好，老干部也罢，他们的霸屏不无道理，毕竟女性受众仍是电视剧收视的风向标。但令人困惑的是，即便如此，纯女性视觉的作品就没有一丁点市场吗？这时候《欢乐颂》来了，收视表现亦是不错。站在男性视角看来，它确有过人之处，不然五个女人唱的一台戏，想看下去也是费劲。
该剧的出品方之一山影，上一部推出的大剧还是几乎没有女主的古装剧《琅琊榜》，飘逸的男人戏正气十足。这一次，它锁定在风格样式全然不同的女性都市剧上，没有男主的基础设定，给足了现代都市女性日常生活空间的追光。故事背景被置于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22楼里，五位女主角的人设，从少女到熟女，从“傻白甜”到“白骨精”，从古灵精怪到老于世故，基本都得到了覆盖，作品便讲述了在这样一组女性关系网中有关生存与生活、情绪与情感的故事。总体上，《欢乐颂》割舍了逼婚催婚的戏码，也不用一胎二胎绑定生活，没有婆媳关系，不讲裸婚勇气。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剧作元素亦没有受到追捧，这已是足够大的惊喜。而我仅仅站在不同的性别立场，对剧集传递出的价值逻辑心存疑惑，跳出看似谐趣真实的女性视角，当我们在谈论现代都市女性时都在别扭什么？
闺蜜关系：对平凡女孩并非善意
富家千金曲筱绡、海归金领安迪、耿直少女邱莹莹、乖乖女关雎尔、胡同公主樊胜美……同是女性剧，五个女人同住一层楼的《欢乐颂》总令我想起当年那部讲述四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同住一套别墅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相比《欢乐颂》里这几位烙有当前社会典型特征的女性形象（富家千金曲筱绡、海归金领安迪、胡同公主樊胜美、乖乖女关雎尔、耿直少女邱莹莹），《粉红女郎》的人物设定显然已经距离我们这个年代有些久远了。但诸如结婚狂、万人迷、男人婆等这些有趣鲜活的角色，到现在看来仍是历久弥新。若是拿她们做一次对照，会隐隐发觉其本质差异，并非时代特征使然，而在于解构女性关系的不同立场：《粉红女郎》主张的是融洽而均衡的女性友谊，身处其中的女孩都足够平凡，瑕瑜互见，因而看起来友好且温情；而《欢乐颂》则试图不断放大女性相处中的“谨小慎微”，源于出身、地位、能力与性格的悬殊差距。在安迪和曲筱绡面前，平凡女孩通常是被“建议”的，甚至是被“支配”的。可以看到，这一组人物关系是有原罪的，因其“自上而下”的相处模式，对“普通人”怀有了那么点恶意，甚至有用平凡女性去凸显不那么平凡的女性存在意义的嫌疑。
缩影到剧情中来看，不免令人察觉出对部分人物塑造或许不经意的丑化。剧中的22楼共有三户，安迪和曲筱绡是其中两户的业主，而剩下三位则是合租在另一户。纵观全剧，这五位主要女性角色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性格缺憾，但总体上对三个合租女孩缺陷面的放大会显得格外昭彰一些。例如邱莹莹和关雎尔这两位经典“傻白甜”和万年“玛丽苏”女主，一个对生活使尽蛮力却依然不得要领，另一个缺乏自我却始终苦寻不得，当率真与温存的优良秉性被逼入一个促狭的死胡同里，人物的真实性也就成了制造戏剧冲突的一项重要筹码。邱莹莹恋上“渣男”会得到曲筱绡“特别方式”的协助，失业后读成功学也会遭到安迪强势而直接的批评；关雎尔视安迪为偶像，也在曲筱绡的快言快语下“言听计从”……诸如此类的桥段比比皆是，傻要傻得难成一事，纯要纯得不明就里，发现了没？这并非是真正意义上“势均力敌”的闺蜜情谊，更遑论彼此扶持和互相学习的有益互动。曲筱绡和安迪以“善意”之名施以并不恰切的所谓的帮助手段，即便对事不对人，但就好比站在道德高点上探出手拯救人间的姿态，总会令人心生介怀。
就连深谙世事的樊胜美也会遇到同样的境况。当安迪发现樊胜美是左右逢源的办公室油子时，身居企业高管的安迪竟动了“提点一二”的心思。“提点”一语，恐怕也能令人想到更复杂的言外之意。在众多情感状态中，友情关系确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这种距离感与有限性恰恰也赋予了“闺蜜”这层关系更丰富的意涵。而剧中对此的呈现多少有些病态，唯一算得上回应现实生活的，大概就是樊胜美面对邻居们说出的那句“闺蜜之间什么都可以无保留，唯有男人无法分享”吧。要不然，世俗生活里的闺蜜情分，着实得分分钟翻船啊。
生存状态：
狠角成功纯靠本事，凡人开挂也杯水车薪
该剧导演曾表示：“大家以为我们只会做《琅琊榜》这样的男人戏，一直说我们不会拍女性，我想用《欢乐颂》改变大家的看法”。诚然，这样一部剧对现代都市女性的考察并非完全架空，确实做了相当的功课。但同站在男性立场看来，要觉察剧中女性在都市生存中某种程度的“畸变”并非易事——说到底，对阶层感的放大，终究还是罪魁祸首。
一方面，剧集对办公室女性的想象显得过于匮乏。我们看剧情伊始对安迪这一职场精英女性的推出：高级办公室、一身制服、过人才学外加能转一整套流利的英文，这基本属于国产都市剧中“白骨精”形象的标配，稍有进步的大概是区别于传统的暴躁“女总裁”设定，安迪身上则表现出情绪稳定的某种角色进步。而反观国外影视作品中的此类形象，如《时尚女魔头》里的主编Miranda、《波士顿法律》里的合伙人Shirley，其气质并不靠场面来撑，都坐实在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和一个手势中，相符的气场由此而来，远比国剧里那些注重形式感的人物建构更能深入人心。同时，有关曲筱绡的职场塑造更显信马由缰，一个吊儿郎当的富二代，为争夺家产回国创业，看不明白外文文书、整不利索商业流程，在安迪的帮助下一口吞下两个大案子——拜托，会不会太容易了些？相比之下，对于剧中平凡姑娘们“勤能补拙”的姿态，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又有些过于苛刻了呢？毕竟，在我们有限的生活视野里，天赋异禀的人还是少数派啊。
另一方面，剧中对恋爱关系的呈现虽多元，但依然烙印着极强的“门当户对”之感。例如安迪与奇点柏拉图式的浪漫，曲筱绡与赵医生干柴烈火的浓情，这倒是看起来“势均力敌”了，因为高度吻合着女主的身份地位与性格设定。剩下的一见钟情和怦然心动，却显得不足为道。从这一层面看来，《欢乐颂》又像是一部偶像剧，奇观化的爱情固然理想，但总是跳脱出柴米油盐的现实逻辑，就像朋友对此的评论“总有没钱谈什么恋爱之感”。对照之下，对樊胜美的爱情展开的讨论会显得真诚不少，她既有“拜金女”择偶的小心思，也有“熟女”处事的大克制，如她在剧中所言“追求永远是一场赌注，追求快乐才是求仁得仁”，这大概是全剧最有烟火气的世俗爱情观吧。
很多人认为《欢乐颂》是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倒不以为然。观罢剧集，我们隐约知觉出的剧集落点其实是纠结于艳羡有钱人的生活，还是努力做好一个平凡人？我不对此过多评论。然而，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势必或多或少在另一个方面被刺痛。仅从这一点而言，它恐怕并不具备现实主义作品应具备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苦乐自知、盈亏自负，我们对现代都市女性的理解，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欢乐颂》：我们谈论都市女性，怎么这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