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知阶级和有知阶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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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而见到评论家惊叹木心的文笔，称他为美文家。知道这是善意，却也心生疑虑：会不会忽略了他文字中的精神内涵？我曾问木心他如何看待宋词，木心说：良莠不齐，其中靡靡之音沦为“美文”。木心坚持人文精神是文学和艺术的脊骨，所以他不认同美文即文学的观点。木心的才气，不是故作风雅，而是才能和气节的熔冶。2005年回国后，他对人说他是“希腊绍兴人”，这并非戏言。“希腊”指的是他和西方文明的渊源。强调“绍兴”（而不说乌镇），除了指明那是他的祖籍，还有一层意思：他和鲁迅、秋瑾一样，都是“有骨江南”文化的代表。虽然他的文字较为含蓄，不像鲁迅先生那样频频亮剑，但是他进或退、收或放的一着一式，也足见其风骨。
         文学形式和内容不可分隔。桃子鲜美的外表，是和果肉果汁果核一体的。木心笔调内敛而惊艳，因为容纳着精神的汁液。不妨说说他的一副对联，或者说，是一副对联长和短的两个版本。
   木心当年在纽约讲世界文学的时候，提到他的这样一副对联：
张之洞中熊十力 齐如山外马一浮
这副对联传播开来，有人就在网上问：这是什么意思？
有位网友的回答，解释对联的形式很到位：“单从对仗来说，可谓工整。首先字数相同，结构一致。‘之’和‘如’虚对虚，‘洞中’和‘山外’，‘熊’和‘马’，‘十’和‘一’实对实。再看韵律，仄（力）起平（浮）落，也是符合对联的基本要求。总结起来，在形式上这是一副对仗十分工整的对联，而且巧用四位人名，妙趣横生。”
     接下来，网友对内容表示疑惑: “从内容上来说，此联似乎没有什么特殊含义。至于张之洞，熊十力，齐如山，马一浮四人，除去马一浮和熊十力二人并为‘新儒家’代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张之洞是晚清重臣，和熊、马、齐三位民国人物八竿子打不着。齐如山是戏曲名家，和熊十力与马一浮也没有学术上的交集。熊、马二人倒是朋友，看来此处对仗也是巧合。若按字面解释，此联内容可谓不通，张之洞是什么洞？齐如山又是何山？熊若有十力，马一浮怎么解释？”
       好的对联必有游戏空间，能启发联想，不同的意会，产生不同的旨趣。试节选“洞中熊十力，山外马一浮”为例，可有两种相反的解读。一解：熊纵有十力，却困在洞中。马在山外，轻轻一跃即腾云而起。二解则相反：洞天虽小，熊积有如来十力，或可破洞而出。山外之马虽乃神驹，终究是心造的幻觉。
    如果“张”作“张望、张看”解，“齐”作“治理”解（如“齐家”），再试用当下流行语解读这副对联：看那些洞中的笨熊，使足了熊力，治理得好像山外似的有模有样，其实呢，神马都是浮云啊。我想，木心听到了这个解读也会畅怀一笑，虽然这不是他的原意。可惜，他听不到了。心里仍然期望：他或许还听得到。
    我下面给的解释，不能算是给别人答疑解惑，只是继续木心对联的游戏。不过，尼采说过：游戏应该认真（Play in seriousness)。认真，就是尊重文学的严肃性。
  此联的巧妙，在于木心选了现代的四位人物，只添了“中”和“外”两字，落笔之轻，如蜻蜓划过水面。而四人的故事各有份量，凝聚起来具有象征意义，指向现代的中国。“中、外”二字，如同画龙点睛。顿时一条龙活了起来，腾空而起。
   所谓“中外”（“洞中”和“山外”的关联），是现代中国史上所纠结的主题。那么，这四个人的故事如何相互对应？和“中外”主题产生什么关系？先搁置这些问题，说另一件事。
   从1986年起，我和木心有过二十多年不间断的对话。正式的访谈有两次，英文版在美国发表。我们的第二次访谈在2001年，谈的是他的《狱中手记》，发表在耶鲁大学的专集。第一次正式访谈是1993年7月，长达两天两夜，话题不断，滔滔不绝。其间木心谈到如何写俳句、做对联，自然提到他的这副对联。闲谈中他随手拿起一张纸头，添加几字，改成一个稍长的版本（见影印件）。所以，这幅对联有一长一短两个版本。长版本是：
       羡君辛弃疾张之洞中熊十力
愧我霍去病齐如山外马一浮
  从影印件可以看到：纸头左侧是木心列的菜单，我们当天的晚餐。“羡君”的“羡”写了，又划掉，想想还是保留了。字条上的“诚、亦”两个字不做数，是木心为了启发我，改这副对联还有别的可能。
   长版本比短版本多了十个字，将一脉人文风范和精神，贯穿于华夏古今历史。此版本除了形式上对仗工整之外，还有历史内容的相互映照。六个人，六个故事，以不同方式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无意间的相互应答，如同西方音乐中的赋格。以后我了解到其中更多的故事之后，领悟了木心一些没有明说的意图。
    古今对照
霍去病和辛弃疾对仗工整，以这两个人名作对，我想木心绝非第一人。不过，在每副对联里组合，都自有新意。
  霍去病，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武帝为奖励他英雄豪气、赫赫战功, 以“勇冠三军”之意封他为冠军侯。
  辛弃疾，号称南宋“词龙”，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后在南宋为官，有心报国而无力回天，激情壮志付诸文学。辛弃疾视霍去病为榜样。抗金时，他将原字“坦夫”改为“幼安”，激励自己效仿霍去病抵抗异族侵略。
   辛弃疾文武双全，气盖山河，我们自然是“羡君”不已。“愧我霍去病”，面对冠军侯我们后人有种种的不如，自叹有愧。“羡”和“愧”相对，都是肯定两位古人的精神和情怀，为对联定了调，与后面近代的四个人物古今对照，吟读之下，气息悠长，画面宽广。
    中西碰撞
短版对联涉及的现代，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这一段时期，我们处在中国传统和世界潮流的碰撞之中，经历着现代化的种种阵痛。因为始终有国人依恋旧时的帝国大梦，不情愿接受世界文明的模式已经改变的大势，西化还是国粹就成了一个自扰的心结。
    “洞中”虽有小天地，“山外”可观大世界。两者本不应该相互否定，却被截然对立起来。抵制“西化”者，实质是不愿自我优化，拒绝世界潮流。强调这个和那个自信，听起来那么不自信。将中西截然对立，形成伪命题，此起彼伏，反而成了常态的思潮。
     张、熊、齐、马四人的故事里，摆脱不了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子，而每个人在民族复兴的看法和做法上，又不可避免地兼顾“中外”。
  上联的张之洞和熊十力，论背景都是国学出身，姑且称为“洞中”人；下联的齐如山、马一浮，都曾游学国外，姑且算作“山外”派。然而，从思想史的作用而论，张之洞和熊十力的见识更开阔，也更山外一些。齐如山和马一浮在后期则潜于国粹之一隅。我们一家一家梳理，就比较清楚。
    晚清有些朝官被称为清流派，他们虽然崇拜君主制，却敢于对朝政弊端提出谏言，意欲改善当时中国的现状。张之洞是清流派，一生周旋在清廷权力的中心，想用温和的改良，促进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蜕变。他对西方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激进改良派主张又不同。
張之洞有国粹的一面，表现在他对新翻译名詞的憎厌，曾下令：所有文牍“均宜通用純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詞，以存国粹。”有一考生名叫冒征君，字鹤亭，经济特科考试時在答卷中用了“卢梭”二字，被阅卷考官张之洞看到，贬斥而不中。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时人称为张南皮。有人写诗调侃：“贏得南皮喚奈何，不該試卷用卢梭。從今卷起书包去，且应明年进士科”。又有一次，他请幕僚路孝植草拟办学大纲，见到拟文有“健康”一词，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
           张之洞尽管坚持国粹，还是办了洋务。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又有“第二次洋务运动”，张是领军人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就出自张之洞的《劝学篇》。他曾这样记录自己的活动：“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甚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即转弱为强，慑服万国？”（《蕉廊脞录》）。确实，他在湖北兴实业、练新军、办教育，功不可没。后来，满清遗老们视张之洞为清朝灭亡的祸首。1909年，张之洞去世。家人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10年12月将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合葬在河南省南皮县双庙村。一年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
          民国时期，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继续受到世人的尊重。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指的是张的洋务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的基础。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1937年）中惋惜，洋务运动如果早20年就好了。
    “张之洞中熊十力”。熊十力也可以算作国粹派。1919年他在天津执教，结识梁漱溟。后来受聘北京大学特约讲师。早年研究佛教的唯识学。抗战末期出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1949年以后，熊十力过着足不出户的学者生活，潜心研究国学。1949年至1954年他在北京，之后就去了上海。熊十力研究国学很有心得。比如他对中西学里辨证法迥然相异的看法，相当犀利，遗憾是没有看到更深入的讨论。熊先生也有把国学和政治混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天真，或许是无奈。
      1951年，熊十力在北京写完《论六经》，其中对六经中的《周礼》（又名《周官》）阐述甚多，认为：《周官》、《春秋》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为同一系统，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此论民族激情四射，却少了一些“山外”之见。
    上联的“洞中”与下联的“山外”相对应。去过“山外”并见识过世界的，是齐如山和马一浮。
  齐如山生于1875年，光绪三年。19岁时进同文馆研习德、法、俄文。庚子事变之后，齐如山缀学经商，設义兴局商号於京师。武昌起义时，以义兴局掩护革命党人，资助革命活动。
   光绪末年，民国初年，齐如山在国内招工招生，频繁往返于中法之间。在欧洲期间，他闲暇之时喜欢观赏欧洲戏剧。受西方戏剧影响的齐如山，起初对国剧颇有微词。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早期的讲演和著书都是“介紹西方戏剧的长处，贬抑我国戏剧之不进步…… 豈知研究了几年之后，才知道国剧处处有它的道理，我当时所说的那些话，可以说是完全要不得的，是外行而又外行。”
     齐如山的一生，以他和梅兰芳的合作最为亮点。在这个合作中，齐如山世界性的眼光起了一些作用，使得梅先生能亮丽地将京剧推向世界。
    1913年，齐如山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主演的《汾河湾》，认为梅先生在这出戏中的表演有改进余地，便致信提出意见，得到采纳。1914年，他与梅兰芳见面，成为梅兰芳书房中的常客。
   齐如山为梅兰芳编创的时装戏、古装戏以及改编的传统戏共二十多出。梅兰芳1919年、1924年出访日本，1929年出访美国，1935年出访苏联。这几次出国演出，齐如山都参与策划，还随同梅兰芳出访日、美。“京剧”被称为Peking Opera，起因是梅兰芳访美的成功。其中也有齐如山的一份功劳。1933年，梅兰芳举家迁居上海，齐如山则留在北京。二人长达20多年的合作就此结束。齐一直住在北京东单，直至1948年去了台湾。
      再说马一浮。他16岁应科举乡试名列榜首。1901年他与谢无量、马君武等合办了《翻译世界》。1903年，马一浮留学美国，学的是欧洲文学，后又游学德国和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马一浮回国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抗战期间，他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虽然是学西方文学的出身，他的成绩后来更多落在国学上。马一浮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此外，他的书法和篆刻都造诣很高。
      国共之间
近代意识形态的鸿沟，将中华民族撕裂，造成多少悲欢离合。许多的知识份子，或被卷入国共的斗争，或被迫做出不愿选择的选择。
  上联中的熊十力和下联中的齐如山，各自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熊十力有个得意门生叫徐复观，做过蒋介石的随身秘书，任国军少将。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熊十力写信给他：“宁之中大哲系可取教书否？问［唐］君毅！”徐复观认为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留的下，老师未免天真，回信开玩笑：“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师生二人本来已生隔膜，因为徐在此之前说过老师的韩非子论是巴结共产党，这一次又冒犯了师道尊严。熊十力一气之下说：“非我徒也，小子当鸣鼓而攻之可也！”倔脾气发作，硬是要把徐复观送的十两黄金退回。熊十力留在北京，徐复观去了台湾。从此天各一方，音讯全无。
       改朝换代的关隘，齐如山和梅兰芳不忘彼此。两人最后的会面是在1947年。齐如山从北京飞抵上海的当晚，在梅兰芳家吃了涮羊肉。齐如山住在侄子家一个星期，梅兰芳每天都来拜访，梅夫人还亲自送来衣服。返回北京之后齐如山即赴香港，1949年由香港去了台湾。齐如山到台湾后，曾在1949年3月23日致信，邀请梅兰芳和言慧珠去台湾演出。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梅兰芳于3月26日复信回绝。从此，梅兰芳在海峡这一边，齐如山在那一边。
       十年浩劫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字响亮，在世界上曾经迷倒了一大片的人，至今还有人得不到解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毁灭的正是文化。对联里近代的四个人物，除了齐如山去了台湾，另外三人都有文革中的经历。这些事，不是值不值得书，是不得不书。
    文革开始时，马一浮住在学生蒋国榜的宅院里，被红卫兵当作封建余孽赶了出来，蒋马两家的财物被一扫而空，藏书和手稿不是被焚毁就是当废纸卖了买包子充饥。一生耿介的书法大师，向抄家的人恳求：“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是一记耳光。有一次，马一浮向朋友打听外面的事，对方说在浙江美术学院礼堂看到潘天寿等人被挂牌批斗的情形，他听后叹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马一浮死于1967年，文革“斗批改”深入的那一年。
      文革之所以是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平庸之恶”；太多的国人当时做过错事坏事甚至恶事，而后有勇气出来忏悔的人却极少。文革极左思想不经彻底清理，一有气候就复活。PM 2.5远远超标的，还有人们心里的天空。能站出来说清楚当时之事，至少是对历史、民族和自己的一个交代，有助于清理我们心里的雾霾。假如在马家抄家和打马先生这一耳光的人能够忏悔，岂不是一个立地成佛的机会？
     大家都知道尼采说过“上帝死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宣布这个死讯的。尼采虚构了一个疯子，大清早提着灯在集市上到处问，“你见上帝了没有？”见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于是说：“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是你和我杀死的。”文革中的熊十力是落难的贵族，又活脱脱是尼采笔下的疯子。当时知识界乌烟瘴气，熊十力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一生孤傲的他，穿着褪色的灰布长衫，腰间扎根麻绳，一人走在街上和公园里，双眼含泪，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5月，84岁的熊十力怀恨长逝。
         前面提到那位网友在解读木心对联时说：“张之洞是晚清重臣，和熊、马、齐三位民国人物八竿子打不着。”本来确实是八竿子都够不着的，居然也拉上了关系，也算是奇事一桩。
   张之洞于1909年逝世，1910年下葬。因为他办洋务的成绩受人尊重，墓葬也始终完好。到了1956年，牟安世所著的《洋务运动》问世，成为否定“洋务运动”的转折点。对张之洞的评价也就从“晚清儒臣”、“洋务巨擎”变为“洋奴”、“卖国贼”。有人统计过：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批判张之洞的论文有20多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扫四旧，亦即“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后，孔子坟墓被砸。神州大地像中了魔，竞相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烧藏书、名家字画。还刮起了掘墓风。1966年秋的某天，造反派用铁锤钢钎打开张之洞的棺木，看到了传奇小说里才有的情景：但见张之洞头戴官帽，面如活人，胸前飘洒几缕银髯。见证人说：“全身是完整的，皮肉干白，贴在骨头上，衣服见风后就成了布片，到处飘散。”
           张之洞“被”参与了文革，也就和熊十力和马一浮扯上了关系。至于齐如山，他本人在台湾，逃过一劫。
  当年，木心给我简述了熊十力、马一浮、齐如山的生平，却跟我详谈起张之洞被人掘墓这件事。他面色沉凝，补充一句：“毫无人性！”
  木心的启示
木心不愿意写自己的传记（但不反对别人写），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美学原则：艺术家的传记，最好是艺术家把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故事里完成。读木心的作品，不妨留意他中有我，我中有他，是一种文学化了的传记。问木心什么是艺术？他以各国的艺术家为楷模。在他看来，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艺术家。耶稣也是。“耶稣是集中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分散的耶稣。”木心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们都活在他的身上，见于他的文字。
      对联简练，容量却可以很大，其中内容可以解读，意图有待揭示。
木心自己对文革的看法，与对联里隐含的文革主题有关。和许多人一样，木心深受文革之害，切肤之痛必有清醒认识。不同的是，他又能抽身事外，在更广阔的历史、哲学、艺术和生命的视野中评价之。木心先生好几次对我说：“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知阶级和有知阶级的斗争。”我觉得这个评语精辟而贴切。
      1971年至1972年，木心在上海某单位的防空洞里被非法囚禁好几个月。过来人都知道，这类的事当时屡见不鲜。不同的是，木心在囚禁期间用做检查留下的66页信纸的两面，密密麻麻写了一部和历史人物对话的“手记”，类似意识流的散文。他在去世的前一年说，“［当时］我下了地狱，莎士比亚、莱蒙托夫还有许多人都和我一起下了地狱。”这部手稿还在，字迹已模糊，无法完整复原。2001年，木心誊写出其中五段，由我翻译成英语面世，以《狱中手记》称之。其中有一段是“论幸福”，笔调从容，幽默且深刻，令人无法想像是冰冷潮湿的时空中之作。2001年，我受罗森克兰茨基金会和耶鲁大学的委托，和木心做第二次访谈。问木心当时的情况，他很倔强地答道：“当时许多的人以死殉道，我决心以生殉道。”木心以有限的生命，殉无限的艺术之道，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以后，我读到熊十力、马一浮文革经历的详情，心想：这两人也是木心，正如木心也是他们。
  对联提示的一个历史教训，不妨在此延伸展开：中与外、华夏和世界，并非我尊你卑、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华夏文明的阴阳易变之说，从来不把相互交错的事物看作你死我活的对立。
   源于柏拉图而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的一分为二有一个盲点：假设有截然对立的两方，而各方都是铁板一块的实体。到了20世纪末，解构指出这是柏拉图辨证法的致命伤。西方或东方，如同光谱，都是多元的。我们看西方，须知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和公民社会、民权运动等同。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而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强调自己国情特殊而反对民主制度，骨子里是惧怕现代文明。
     说到一分为二，文革中曾有这样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我们看出这个口号的荒唐，那么不妨想想：历史上欺负我们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并非整个的西方文明和社会。客观上，帝国主义也把我们逼出了“洞中”去看“山外”。 山外有山，风光无限。
    有一种病叫xenophobia（恐外症）。此病的症结不在“外”而在“内”。所谓色厉内荏，内心虚弱，惧怕投射到外部，就是恐外症。
  再说西风东渐，为时已一百多年，始终渐不出名堂。究其原因，乃是汉文化内力既减，外来文化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反证的是，唐代之所以能如意地融冶罗马、波斯、印度的种种影响，总是由于那光景的汉文化威势十足，来者不仅不拒，而且欢迎。北魏时期的汉文化更自顾有余，佛教艺术传来，统统收受而且迅速放射华夏精神的异彩。那样的气度才是我华夏精神。
     这些话看似说远了，却不离木心的思想。
木心在纸头上送我的长联：“羡君辛弃疾张之洞中熊十力，愧我霍去病齐如山外马一浮，”在当年的语境里，还有对我私人赠言的意思。或可这样解读：羡慕你年轻体健，洞中（学界里）的努力虽苦，终将有展现十力的一日；惭愧我虽然康健，寄身世外，如闲云野鹤，也总有梦醒（辞世）的一天。
    如今，木心已然梦醒，驾鹤西去了。这几年对先生的思念不断，落笔就心痛，回忆总难化作文字。木心和我，都倾心于希腊悲剧之力，也是鲁迅所论的摩罗诗之力。想到此，想到他在对联中对我的期待，再也不该疏懒了。
   试将这幅对联的长短两版并列齐观：六个人物，喻说华夏精神史；四个人物，象征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尽管现代的中国无比坎坷，长联里把“羡君辛弃疾”和“愧我霍去病”放在前面，似在提示：中华民族若能“弃疾去病”，留住浩然正气，延续文化血脉，放眼于“山外”，从善于“洞中”，兼收并蓄，或可再现磅礴气势。
     2014年11月10日完稿
2015年9月修改

木心：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知阶级和有知阶级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