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

爱流泪的鱼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

张冲：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中国外文学会莎士比亚分会副会长。在英国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戏剧领域发表有《莎士比亚专题研究》、《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合）、《探究莎士比亚》等著作及论文30余篇，译有《冬天的故事》、《辛白林》、《配利克里斯》、《两贵亲》、《爱德华三世》等五部莎士比亚戏剧及长诗。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

一中一西，都是戏剧家，同一年去世，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被自己的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的人记住了足足400年，这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惊人的传世能量。

今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日，再过3个月汤显祖的忌日也将到来。有人用“东方的莎士比亚”的称号解释汤显祖的文化地位，而莎士比亚却用不着“西方的汤显祖”这个说法来帮忙。因为当“莎士比亚”在全世界的戏剧舞台上依然兴盛活跃的时候，汤显祖和他的《临川四梦》早已不是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面目美好，却遥远空洞。
为此，北青艺评采访了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莎士比亚学者张冲……
比较——
“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
北青艺评：在今年众多的文化场合中，莎士比亚都和汤显祖绑定在一起。除了两位戏剧家在同一年去世的这种“巧合”，从文化影响和戏剧作品的成就上来看，今人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您认为二人具有可比性吗？
张冲：的确，这样的巧合促成了今年的文化与文学盛事。当然，还有一位，写了《唐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同样是文学巨匠，同样是去世四百年，愿他的在天之魂不会因被冷落而感到委屈。
将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放在一起，可能有希望“文化崛起”的心态在其中。将汤显祖比肩莎士比亚，有意无意间突显了“我们也有”的心态，符合从上到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态度。
其实，把莎士比亚与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戏剧家做比较，并非是今年才有的现象。无论中外，早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如著名的美国汉学家白芝（Ceril Birch），几十年前就发表过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论文，日本的青木正儿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当时大多限于学术圈，没有那么多的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助推。
要问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之间有没有可比性，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方面的可比性。两人都死在四百年前，可比；两人都写戏，可比；两人都以戏剧、诗及诗意出名，可比；两人的戏里都写爱情与魔幻，可比。但是，这样的“可比”有意思吗？把两只不同的容器放在一起，一圆一方，一木一石，一大一小，形容一番，比完了。有意思吗？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人都写喜剧和悲剧，他们的作品从形式、内容到传统都有不少可比之处，例如：戏剧结构的差异、“悲剧”和“喜剧”观念及体现形式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戏剧起源、文化渊源、文化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这对于沟通中西，特别是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从而能宽容平等地接受这样一个与他们很不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仅仅把它当做“文化古玩”，还是有意义的。但是，迄今为止的不少“比较文学”成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比如：汤显祖研究的成果中，有多少是通过比较或对照研究莎士比亚得到的？反过来的问题同样成立。
当然，这样的结果是需要有“群众基础”的。因此，今年作为“汤莎年”或“莎汤年”，最大的意义是通过文化助力，使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好奇、注意和了解，打好这样的群众基础。再说，多一点集娱乐与学术于一身的活动，总归是好事。
北青艺评：听说现在有国内演剧团体正在筹备用昆曲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切合“莎士比亚遇上汤显祖”这个热点。最近几年，用中国戏曲形式表现国外经典的尝试不少，您对此有过关注吗？您觉得这种“对撞”和“融合”有意义吗？
张冲：我本人并没有在剧场看过这样的演出，但读到过不少相关的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里得到了改编，京剧自不必说，越剧、沪剧、粤剧、黄梅戏、川剧、豫剧、梆子戏等等，都有改编。去年还有汉剧的《驯悍记》，今年下半年还将有真正体现“汤莎会”的、集《临川四梦》与《仲夏夜之梦》于一体的演出。
这样的“融合”首先拓展了传统戏曲的表现范围，考验并提升了传统戏曲从编导、演员到观众各自的操作与接受能力。因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我们的戏曲，要跨越好几道障碍：情节、人物、语言、风格、理念、样式等等。其次，这样的“对撞”与“融合”，即使有时候会使一种戏剧形式在另一种戏剧形式中显得有些尴尬，却也能为观众带来一些意外的享受，启发出一些不同的思考，会反过来加深对自己文化和文学现象的领悟。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样的意义。应当看到，“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我们如果跳出“故事情节”去看那样的改编，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几乎让人有方枘圆凿的感觉。以某些地方戏改编的《哈姆雷特》为例：用中国传统的女扮男装的方式，或把哈姆雷特套在“小生”、“须生”、“武生”、“花脸”这样的行当里演，很难让人信服他就是莎剧里的那个哈姆雷特：在德国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却无法摆脱气质里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忧郁伤情；一方面因知识太多、想得太多而失去了行动的决断，可另一方面又行动鲁莽、缺乏审慎。数一数戏里死在他手里的人，实在不大像我们古典戏曲里的“好人”。我们也的确可以从《李尔王》里找到类似“三纲五常”的桥段，也可以用这出悲剧作为“尊亲敬老”的反面教材，但要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原来莎士比亚也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恐怕也失之肤浅。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也将我们的传统戏曲经典改编成英语话剧后到外国舞台上演出呢？有来有往，平等交流啊。
阐释——
发现经典的当下性需要不断地搬演
北青艺评：您提到过，在中国，莎士比亚文本和戏剧舞台呈现之间、学术和剧场之间，往往存在着隔阂，两个行当难以打通。其实，中国戏曲也有类似情况。而在国外，尤其英国，优秀的戏剧演员甚至明星，都有着较好的文学基础和教育背景，而知识阶层也多有观剧习惯。您认为中外这种不同的状态，原因是什么？戏剧和文学间能够良性互动如何实现？有何裨益？
张冲：学术界与演出界对话有难度的现象，深究起来，原因有几个。首先，戏剧对两者的呈现是不同的。对学术界，戏剧是剧本，是文学作品，是语言建构的东西，是可以推敲、分析、阐释与再阐释的对象；对演出界而言，戏剧就是供表演的本子，一切以演出为中心。这一点，中外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我们这边，戏剧教育（或广义上的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或特定的文学教育）还存在着一定的割裂。本来就隔行如隔山，每一行当有每一行当的特殊性，但由于我们的人文教育中缺乏戏剧教育，戏剧教育中缺乏人文教育，这样的割裂就加深了。
其次，在教育和学术层面，如果双方缺乏对话交流的话语基础，甚至因互持偏见而缺乏意愿、因行业自闭而缺乏虚怀，导致编导演未能充分了解剧本，或不能掌
握剧本在时代变迁和学术研究下可能产生的新意义，而研究剧本的，把剧本当诗歌小说一类纯文本的文学现象来分析，缺少舞台想象，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被编导演等戏剧实践家们所看轻。
所以我一向认为，编导演与学者要做的是架桥，是沟通，相互虚心学习。做学者的要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在经典中发现与当代生活相关的意义，做编导的也要善于了解戏剧文学批评的最新成就，以开放的心态和活跃的想象，不断在舞台上为经典作品注入新的生命。
北青艺评：莎士比亚是文学、文化，也是商业、社会话题，而在中国，文化经典的存在形式显然比较单一，往往就学术论学术，跟普通人没关系。如果说汤显祖等中国经典的传承效果不佳，是不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对当今还有借鉴警示作用，而汤显祖已经没有了？莎士比亚还能调动当代人的理性和感性思维，而汤显祖不能了吗？
张冲：西方的戏剧教育贯穿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融合在课程里和学校生活中的表演活动实现的，还有与戏剧教育有配套作用的讲演训练。另外，由于古希腊罗马戏剧是整个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迄今，它们的影响渗透到教育中，远远超越了戏剧的范畴，而在整个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里发挥着作用。反观我们的戏曲，虽然有元杂剧的辉煌时代，却似乎从未有可比希腊罗马悲剧那样的重要性和地位。
汤显祖是否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其实与中国经典是否具有当代意义紧密相关。所谓当代意义，就是作品提出的问题是否能引起当代读者或观众的共鸣，是否能与他们身上或身边发生的问题产生关联，这与作品本身的创作年代、故事内容、台上的人物穿着哪个时代的服装，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汤显祖有没有当代意义，一方面需要我们的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来指明，一方面需要我们的编导通过演出来展现，但最终都得落实到：这样的研究，这样的演出，是否能使当代的观众读者感兴趣，让他们信服，是否能在他们中间产生共鸣。不是仅把作品当做文学或艺术的兴趣和共鸣，而是像莎士比亚那样，剧本里的很多问题，无论是研究还是演出，都能让人觉得，莎士比亚就活在当下，莎士比亚演的就是现在的事情。这也是我想向我们的中国经典研究和演出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经典，当下性在哪里？这是学者和编导的责任，是经过他们之手，传承经典生命，发扬经典意义的责任。
传播——
诚心地喜欢别人 也让别人心悦诚服地喜欢我们
北青艺评：当下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关注不够，忙着复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严重者，不知道莎士比亚自觉很可耻，而不知道汤显祖并不会感到羞惭。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理解中国人演莎士比亚的意义？
张冲：我倒没觉得有那么严重，不知道莎士比亚也未必“很可耻”，只不过少了一个认识西方文化的窗口而已。中国人演莎士比亚，主要是可以提供一个更多了解西方文化源头的机会，通过演出，使观众意识到，有很多问题，无论时间、地域、人种，都一样的。我们具有同样的困惑，遭遇同样的困境，同样需要思考和做出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我们也具有同样的美德感，道义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某些价值观，而在另一些地方则价值相左。我依然坚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原则至今适用，体现在莎士比亚演出和研究中十分贴切。莎士比亚从英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如何使自己的经典走向世界的借鉴。
北青艺评：您说莎士比亚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中国人对于莎士比亚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影响力如何？我们在对其阐释中是如何体现东方人自己的理解的？
张冲：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莎士比亚是世界的，中国的莎士比亚演出与研究，是世界的莎士比亚中的重要一部分，尤以演出为重，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戏曲改编形式，可以丰富莎士比亚演出的内容。至于研究，中国学者传统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莎士比亚与中国经典戏剧的比较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及评论等，在莎士比亚的跨文化释读与误读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提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随着我们与国际莎学界的交流日益广泛频繁，我们的学者在莎士比亚作品研究、莎士比亚改编研究等领域也开始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声，在某些方面的成果已接近国际水平，可以开展平等对话了，如莎士比亚电影研究。
北青艺评：您认为“汤显祖们”走向世界的阻碍在哪里？可能性在哪里？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化，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优势还是劣势？
张冲：就事论事，中国文化及文学经典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有这么几个：第一，是缺乏能让人通过作品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译本。尽管国家大力扶持中文作品外译工程，但毋庸讳言，在世界上真正有读者的，是母语译者的译本。究其原因，语言的地道性、对母语读者期待界限的了解、对母语出版市场规律的认知等，都是我们的译本难以流行的原因。当然，母语译者的本子也有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文化及语言微妙之处难以把握、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等缺乏必要的知识等，译本中出现误读误译从而使我们的经典“变形”的情况还很常见。
第二，是我们缺乏能让对方乐于接受的文化策略与产品。就文化输出而言，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买方市场”，我们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别人觉得我们好，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得让别人乐意接受，并在润物无声中让别人领悟、认可我们的好。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还有很多事情要学着做。
说到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我觉得正因为有差异，才使各自的价值观更有意义，所谓“义从断处生”。有差异，才需要交流，对话，沟通，更需要通过交流对话沟通达到理解、宽容和共存。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价值观，自有其特征与优势，关键是如何将这样的理论优势转化为实际优势。莎士比亚走进来，汤显祖走出去，日积月累，在相互碰撞、比较、沟通中增加了解，在诚心喜欢别人家的好东西的同时，也让别人心悦诚服地喜欢我们的好东西。当然，我们更要让自己的经典与时俱进，首先让自己人喜欢。例如，今年刚过去的那段时间，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来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巡演，在国内的演出和媒体上刮起了一股莎士比亚风，可有多少人知道，差不多同时，我们有学者在英国巡回讲演汤显祖，同样引起轰动，可这样的消息，在国内却并没有很多的媒体在跟踪报道。这不是责备媒体嗅觉不灵，因为认识、认可、喜爱我们自己的经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术、演出、媒体、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
摄影/本报记者王晓溪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