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路内：我还希望哪一天能写写中国农民

爱上狐狸的猫

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路内：我还希望哪一天能写写中国农民

路内 年度小说家 孙振飞摄

  
王小波给了我叙述的语气
南都：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从哪里获得文学最初的启蒙？
路内：我1998年第一次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小说。后来有很多年没有写，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几乎停了十年，到2007年底开始写《少年巴比伦》。这个期间一直在瞎写，或者一直在练习怎么写。
在《萌芽》发表小说的年代，受到中国先锋派小说的影响。模仿痕迹太重，其实言之无物，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学会了先锋派的写法。(这种说法很轻佻，因为它远远不止这样。)有一次我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比喻，有人问，你们当年看格非的小说是什么感受？我说，我当年看格非、孙甘露的小说，不是一种基于文学的阅读，而是高中学生要做好一道数学的解题式阅读。这个小说讲什么？不知道，我们来猜猜看。解题的读法，跟文学的距离很远。但是小时候很难培养出正确的文学观，文学观本身是很复杂的东西。那个年代的确是模仿。
写《少年巴比伦》之前看的是福克纳和王小波的小说，很有感触，他们是重新给了我写作动力的两个作家。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过《喧哗与骚动》，那是个不太好学的小说，它的格式特别清楚，学《喧哗与骚动》就像买了件名牌成衣，衣服套在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款。但《八月之光》就不是范式特别清楚的小说，它是教科书式的，里面的各种技法，诱导着作者去暗暗较劲。王小波的小说对我最初写长篇很重要，他提供了一种叙述方式，和我青年时代学习过的先锋派写作很不一样。好的或者恰当的叙述方式是写长篇的动力，仅有故事是不够的。
南都：我从你的简介里读到，你做过工人、营业员、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电台播音员、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等等。你为什么从事过这么多职业？这些经历是否成为你后来写作的素材？
路内：所有的职业，如果由一个作家自己来讲述，全都是人生的废话和鬼话。职业经历完全不构成一个作家的自我。自我是最重要的。谁家没攒下一堆故事呀？如果一定要说我的经验很重要的话，那就变成了一种病，叫做“家族背景综合征”。这种病尤其存在于作家中间。如果我老觉得自己干过特别多的职业才写小说，那叫做“个人经历综合征”。我没有什么综合征。
任何经验都可以转化成写小说、写诗的经验，翻文本阅读历史的经验，生活的经验，看电视剧的经验，所有经验都可以用来写小说。但写小说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说明至少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要素。
我知道经典的小说该是什么样
南都：从最初的“追随三部曲”，到《云中街》、《花街往事》，再到《慈悲》，你的小说的写作手法和关注点发生了什么变化？
路内：写小说的人会知道，一个短篇小说的作家，他的整体作品风格的变化，分界线没有长篇小说那么明显。一个长篇写完之后，下一个长篇要开始，作者往往会在作品的形式、题材和语气上寻求某种改变，有这种心理状态。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发言说，这种微妙的改变对评论家来说不重要。我自己想想，作为一个作家，还是很重要的，它提供了继续写作的心理驱动力。
比如这两部长篇写完了以后，下一部长篇我会想要换一种叙述方式，换一个主题。有时候也可能不换，但别人会说，你怎么还不换呀？还在写化工厂？可是从文学观念的角度来讲，作者对题材是有绝对的选择权的。对于怎么写，没有绝对的选择权。
我不太清楚这样写下去，从文学策略角度是否正确。在写《追随她的旅程》的时候，主人公路小路发出了一声哀号：“我的一生难道就是讲些化工厂的笑料给别人听吗？”这很自嘲。
南都：为什么作者对怎么写没有绝对选择权？
路内：写得老土会被人骂嘛，有很多写法已经远离这个时代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写，死亡，爱情，婆媳关系……你被人骂的永远是你怎么写的问题。
我是一个容易在情绪上受影响的人，这会呈现在小说里，某个时间段写下来的文字气质会有点不一样。这不是好事。一个作家最好是用同一种风格贯穿到底地写下去，不同风格的写法会导致自己很累，而且也吃力不讨好，读者会觉得你很陌生，评论界也会对你风格的转移提出质疑。
我写了很多年，既知道读者要看什么样的小说，又知道文学界要看什么样的小说，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我也知道畅销书要写成什么样，我现在甚至知道电影公司想要什么样的剧本。但写作仍然要遵从自己的写法，遵从文学的要求。因为毫无疑问我也知道，经典的，或者当代的小说应该讲什么，表达什么，追求的是什么。
交口称赞的作品是非常可疑的
南都：创作《慈悲》这部小说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在哪？
路内：《慈悲》是我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小说。以前的五部长篇都会出现很强烈的个人语调。人们都说这部小说写得很节制，无疑，从第三人称去写，必然呈现出一种平稳的叙事语调。过去所擅长的第一人称的，强烈地加入叙述人口吻的写作方式，就被废掉了。因为叙述人隐退到故事后面去了。叙述人到底存在哪，他存在的浓度是多少，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考量。
另外，它也确实牵涉到文学观念上的挑战。我太清楚这一类的小说不是很讨好。它似乎是一种有点旧的文学观念的产物。但是，这跟中国的文学现实有关。说起来非常复杂，这一次是题材决定了写法。
我想写一部五十万字的关于饥荒的小说，将来也许真的会写，但至少我现在还没做好准备。我也在不断地找这样一个较大范围内的，讲历史的，叙述的，带有总体眼光的文学形式。这也是一个在尝试的过程吧。
尽管我也看到有人说，你这个作家比较擅长写工人题材。好像我铁了心地一定要成为“工人作家”，那我只能笑笑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大体上往一个什么方向去写，我尝试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各种观念。我还希望哪一天能写写中国农民。虽然也有人说农村题材现在不流行了，那是胡说八道。中国有很多作家带着批判性质写中国农村，我觉得都写得不错的。很多人说能不能有更多都市文学的题材？家里全是长得难看的孩子，能不能有个长得漂亮点的？但其实还是难看的孩子聪明呀。
南都：《慈悲》出版后，大家的评价如何？
路内：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不错，也不是所有人都说好，读者层面大体也是这样。文学评价不太可能获得统计学上的价值。如果当代有一部交口称赞的小说出现，那一定是非常可疑的。当然，反过来说，我认为好的小说，那就是百分百好。看到好的小说，我会有一种捍卫它的念头。对自己的小说就只能大体上看一个评价，写得久了也知道好坏，不会去特意地捍卫自己的作品。
南都：2012年起你开始做职业作家，你的生活因此有什么改变？
路内：心态有变化。我真的是不再从事另外的行业了，整个生活、娱乐和朋友圈都集中在文学方面。这到底算不算好，也说不清。一度我认为自己是个职业作家，后来又觉得很难职业起来，这似乎是畅销书作家的“专享”。前年开始写电影剧本，有自己小说改编的，也有原创的。实际上，是特地安排自己去做点与小说无关的工作。目前在整理一个短篇小说集，写了七八年的一本书，老写不完是不对的。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关于两个年轻人二十年的人生经历，带点悬疑，不那么写实。我恬不知耻地说，是一个比较“先锋派”的小说。

采写：南都记者黄茜

【路内领奖答谢词】
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授予我的荣誉，表示由衷的感谢。
应该是2009年，我首次被提名为“年度新人”，事隔7年，以“年度小说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想我获得了一次恰如其分的机遇。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个人的某种历程，无疑甘苦自知，写作带来的狂喜和狂怒有时会从两个方向撕裂作者，我想写作者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更多的相对冷静的时候，我能体会到的是微妙的艰难。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慈悲》这部小说完成时，我比较悲观，认为它不会获得太多关注，一方面，是这个题材本身牵涉到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它究竟算是历史还是仍可被视为当下，我认为值得讨论；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小说作为一种故事的载体无疑也在经受着考验。我不想在这里指责所谓时代的浮躁，因为有太多人指责过了，而小说家的责任似乎应该是静静地观察，写下来。更深一步说，我们都拥有一些可写的故事，但仅仅拥有故事是不够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挖一口井，那些被不断评价的土壤并不是我所在意的东西，我在等着井水涌出的时刻。
站在这样的场合谈论文学的意义，或者谈论前代大师，都让我倍感惭愧和焦虑。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地重新开始，假如我还在写，我就只能看到原点，而看不到终点。为此，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说：只有当一部作品的倾向在文学上也是正确的，它才可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政治上的正确倾向包含了文学倾向。我想，作为一个汉语小说作者，从庄子到弗洛伊德，从致远恐泥到伟大的文学源流，所有的观念、技术和现实都在撕扯着作者，其中也包含了文学自身的严肃和浮夸。但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文学与人的尊严和自由相关，仍然相信小说这门技艺让写作者与读者同样获得安慰，相信源远流长的故事传统从蒙昧时代一直到未来都将为世界提供某种神秘的动力。

和我悲观的预估相反，《慈悲》这部小说出版发表后，获得了很大的关注，甚至我认为有过度的嫌疑。能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表彰，我深感荣幸，以及不安。最近几个月来，我似乎已经说得太多，再次感谢诸位，感谢我的编辑们，感谢所有鼓励和批评过我的师友们。

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路内：我还希望哪一天能写写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