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大春：好作品不是玩出来的 缺少专注或专业精神

当兵的那点事

作家张大春：好作品不是玩出来的 缺少专注或专业精神

蒋迪雯摄
■本报记者徐蓓
近日，台湾知名作家张大春在上海授课《盛唐诗人的经济生活》。
他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导游角色，带领一众现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宫、酒肆和山水之间。李白和唐朝，似乎就在眼前。
为什么对唐朝情有独钟？千年前的盛世繁华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张大春一一道来。
“太白，我们聊聊天吧”，这种感觉很美妙
提到李白，我们自然会想到“诗仙”、“浪漫主义大诗人”这样的描述，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
但突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李白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们啊，根本不了解李白。”说这话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唐李白》，他要来揭一揭李白的“底”——
李白是商人之子，在唐代，商人是贱民，因此李白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李白一点也不浪漫，“为达天听”，他把自己的诗当礼物送人，经营着自己的名望与影响力。李白的婚姻也是一场政治交易，但他并非“倒插门”，也不是外国人……
关于李白，你所知道的很多可能都是错的。
解放周末：您手头正在写《大唐李白》的第四部《卓越歌》，这样加上已出版的《少年游》《凤凰台》《将进酒》，总共达百万字之巨。请问在您的日常生活中，书写李白占据了多大比重？
张大春：我在电台还有一档说书节目，每天讲一个小时。今年春节前，我的说书内容都是《大唐李白》。目前我在讲《三国演义》，主要想换一下内容，因为对李白，我已经讲了整整3年。
为了保证《大唐李白》的故事每天都能往下讲，我一般上午查阅资料，写一段文字，大约2700字到3500字，这样说书的内容基本就有了保证。因为这是一部大长篇，不是一般的小说，所以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其中。
每天早上孩子们出门上学以后，我就在书桌前坐定，感觉自己对面还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李白。“太白，我们聊聊天吧。”这感觉很美妙，就像迎接一位每天都来的老朋友。
解放周末：有人说您写《大唐李白》是因为太太的一句话，也有人说您为这本书准备了30年。为什么对李白这么感兴趣？
张大春：写书的起念确实是因为我太太的一句话。有一天，太太突然问我：“你要不要写一本关于诗人和诗的书？”我脑子里突然就想到了李白。
李白对我来说始终不是一个符号，比如代表着浪漫、随性等等。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本读到的关于李白的书，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其中写了李白处于儒和道之间的矛盾。我当时就觉得不服气，对书中的很多观点提出了质疑。
从那以后，每次碰到有关李白的资料我都会翻阅，不是特地为了写作而去找资料，而纯粹是出于我的兴趣，我想解开李白身上的谜。
解放周末：您觉得自己解开了李白身上的哪些谜？在《大唐李白》的写作中，又是怎么做到“句句有来历”，同时又像您说的“句句是‘瞎编’”呢？
张大春：比如，我觉得李白的婚姻是受尽委屈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故相之女”，也就是一位已故宰相的女儿，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他的妻子极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因为据我的考证，他从来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第一任妻子的，有一两首可疑的诗，也都不是写自己怎么想念妻子，而是假借妻子的名义来写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思念。根据这些，我推测李白的婚姻并不幸福。
再比如，你只要去读李白那些有关炼丹的诗，那些描写道教仪式的诗，就会让你联想起制作蒸馏酒的过程。李白爱喝酒，留存了很多喝酒的诗，其实可能和道教的炼丹有关。
解放周末：之前有人这样猜测过吗？
张大春：我没有看到过，这也需要想象力。对我来说，陌生地看世界，这是一种能力。如果你始终保持好奇心，那么你就永远都会有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解放周末：您如何评价李白的一生？
张大春：李白很努力地想融入大唐盛世，但始终融入不了，这里面有他自己的问题，也有那个时代的问题。
唐朝的宽容精神，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从2012年10月开始有了写《大唐李白》 的念头至今，张大春一直神游在大唐的世界里。
除了还原李白，张大春也将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勾勒得越来越清晰。
近日，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大春讲起了《盛唐诗人的经济生活》。他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导游角色，带领一众现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宫、酒肆和山水之间。
在张大春眼中，所谓的“大唐盛世”本身也有诸多可疑之处。比如整个社会极度重“名”，极度强调门第、阶级出身。比如，国富民穷，朝廷是很有钱，但人民的生活其实依然很艰苦。“但无论如何，盛唐对于今天仍有不少启悟。”他如是说。
解放周末：如果穿越到唐朝，您觉得自己会以什么谋生？
张大春：我的工作是说书和写作，每天都穿越在各个朝代，这倒让我反而无暇思考这个问题。
唐代是一个士大夫社会，假如我生在唐朝，可能我会有考进士或秀才的资格。考试及第后，过了3年再经过吏部的考试，看自己身体如何，语言表达如何，书法如何，通过这个考试才能当官。一般来说，开始的官职是地方官，从秘书类文职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到朝廷里当官。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浪漫，非常无趣。我认为唐朝的士大夫阶层其实是比较可怜而卑微的，所以我绝不会穿越到唐朝去做官。
解放周末：您这一次来上海讲唐朝的经济生活，其中有哪些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张大春：我在读史料时，觉得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唐朝经济有段时间遭遇通货紧缩，东西卖不出去，老百姓不愿意拿钱出来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采取了一个措施，让老百姓把家里的“不售之物”，比如衣物、靴子，祖上留下来的官袍、朝服、官帽等拿出来，由政府出钱收购，这样通货一多，钱就会流通。那么政府收购来的这些旧衣物怎么办呢？发给各级官员穿。所以你想象一下，唐朝的官员其实穿得很狼狈，官服各式各样，而且也不合身，甚至有点像乞丐，这个场景多么滑稽！
解放周末：我们今天回望大唐，能从唐朝得到哪些比较有意义的启示？
张大春：首先，大唐和四夷各邦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个关系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也是一种国内关系。当时，唐朝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大唐皇室从李世民往上数五代都是鲜卑人，每一代娶的也都是鲜卑人，他们不是纯正的汉人。所以，大唐就是一个融合各种种族而形成的国度。
大唐虽然从权力、文化优势、军事和国防力量上来说都很强大，但是这些并不是唐朝皇帝能够久居“天可汗”之位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唐和各个异族之间长期保持经济来往、贸易来往，而这个经济贸易的来往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当时的朝贡也和我们今天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使节团都是借着朝贡的名义来到长安，其实他们都是商人，是来做生意的。
解放周末：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向这段历史学习什么，借鉴什么？
张大春：在这种盛世繁荣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唐朝超乎寻常的包容精神。唐朝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当然算不上，开放社会的标准太高了，但唐朝的宽容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它甚至可以让商当时这样地位比较低的阶级，让他们的价值理念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儒家提倡什么概念？是四海统一，甚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但是商人不一样，商人以赚钱为目的，做生意就是要变通，从根本上说它和这个帝国的轴心价值是相矛盾的。但即便如此，唐代还是容许商业活动，容许贸易活动，并且不只是鼓励，还去保护，保护的还不只是汉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诚恳的包容四夷各邦的大国风范。
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
张大春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在家里写作、查资料，午饭后赶到台北News98电台，从下午1点到3点主持广播节目，完了回家买菜做饭。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持续了整整17年。
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抓紧零敲碎打的时间写成的。
一本理论著作《小说稗类》，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小说家讲小说，尤其将天下小说用东西经纬捋成几条辫子，掰开揉碎，一一道来，“西语教养”着实不一般。
《聆听父亲》是一本传记式小说，他把六大爷留下的70页《家史漫谈》，慢慢铺陈开来，把家族故事推演得扑朔迷离，同时又显出很深的“中文教养”。
《大唐李白》更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它读起来像是在客观叙述，又像是在说书，就是没有扑鼻而来的“小说气”。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有人说，它是融合了野史、传记、小说、诗论等体裁的“四不像”。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如是评价，“张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说界中，最富有创作活力的作者之一。”
解放周末：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刻意而为还是性格使然？
张大春：一个作品的题材或主旨，有时候会决定表现形式。你要表达的主题和所选择的形式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是互相之间比较吻合的，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选择。有些作品只能用爱情故事来包装，非得用爱情作为线索才能展开情节。总之，怎么说故事，多半取决于故事是什么。
解放周末：但是您似乎也不愿意重复？
张大春：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就像你没办法让所有人穿统一的制服一样。
解放周末：您说过，“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您希望通过写小说最终带给读者什么？
张大春：我一般在开始写作时，会先设定好一些问题，也就是读者可能想知道的问题。比如，李白说的一句话，我会想，读者想知道李白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吗？我在电脑上写的每一个字，都在随时随地回答问题。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我会选择读者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来解答。
至于我的小说会带给读者一些什么，我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就像《大唐李白》，历史材料的蛛丝马迹、草蛇灰线带我们进入1300年前的世界，体会到数十代以前之人与今日之我何其相异，又何其相似？玩味之余，我相信对于每个当下的读者来说，追思过往，所收获的一定会远远超过“小说会带给我什么”的界定。
解放周末：莫言曾经说过，在台湾作家中，您“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好玩”是您在写作中的一种有意而为吗？
张大春：事实上，我不大喜欢“好玩”这个词。上世纪80年代，台湾处于一种极度甚至是过度繁荣的境况，当时在台北，几乎所有人都带着一种张狂的、戏谑的、昂扬的情绪，甚至还有一点轻慢。我那时才二三十岁，听到耳边我的朋友们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好玩，我们来玩这个吧”。其实他们指的不是娱乐，而是创作、写作或别的工作，他们一律都说成“好玩”。我当时听了反感极了！
因为“好玩”从本质上说，总是缺少一种专注或专业精神。而我认为，对于写作而言，创作者的严肃之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必刻意以“好玩”来掩饰。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因为玩太容易被误会成轻佻和怠慢。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说，我的每一次说书，都不是玩出来的，而是精心准备而成的。
人的大脑失去思考能力，这才是更可怕的
张大春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他从未想过把中文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兜兜转转，怎么也没转过命运的安排，最后选择了在“古典”二字上安身立命。
他好写旧体诗。几乎每天都写几首，还写诗论。他说，“旧体诗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虽然它并没有‘产值’。”
他还写书法。每年春节一到，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门，都会贴上他亲手书写的春联。
因为写书和说书的需要，他读的大量书籍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他的《大唐李白》，就让很多读者觉得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补唐史课、诗论课、古汉语文学课。甚至有人说，看此书手头得备一部古汉语辞典。
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张大春独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他说，自己的日子正越来越接近“凉快舒服”的惬意状态。
解放周末：除了李白，对您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还有哪些？
张大春：我不能说他们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但是有三个人的作品，只要我眼睛看到就会停留下来，肯定不会错过。一个是庄子，一个是杜甫，一个是苏东坡。
庄子是我读研究生时曾经研究的课题对象。苏东坡对我来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亲近感，他一辈子被贬官，但越被贬，文章就写得越好。我自己写诗，则严格按照格律来写，因为固守格律是我们这一代写诗的人不能回避的基本锻炼，哪怕到100岁，我还是会严格按照格律来写诗。这就是我推崇杜甫的理由，因为他是格律诗写得最好的诗人。
解放周末：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在年轻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反叛，对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又会不自觉地回到传统中去。
张大春：是的，我也有这样的经历。1975年9月我考进大学，从1976年到1986年1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在我满30岁之前，我读了大量西方最新的语言学、文学方面的书籍。我因为是在一家天主教学校念小学，所以英语很好，毕业后又在大学里待了8年，去图书馆非常方便，所以那时疯狂地吸收各种西方流行思潮。
后来人到中年，回过头来想想，发现原先读的西方理论大多是一时的，并不是长久的，是属于道空高论。你再思考一遍，会觉得很多内容不过如此，泛泛而已。而这时候才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太多值得深掘、品味的东西。
解放周末：您的孩子喜欢格律诗吗？
张大春：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说你要上小学了，我教你一点古诗好不好？很有趣的。他说，爸爸，现在好玩的东西很多，我不需要学古诗。
我女儿也是如此。她读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我正在给周华健写歌词。她说，你写的都是别人看不懂的文言文，你不要害人家了好不好？
今年，我的儿子17岁、女儿15岁了，他们仍然没有兴趣去读文言文。我想，他们这个年龄在唐代已经是大人了，杜甫16岁出门游历，白居易15岁也出门去了。所以，如果他们对我从事的事情有点兴趣，愿意听我说说古人的故事，我就告诉他们一些，除此之外不必强求。
解放周末：那您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在中文素养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弱吗？
张大春：这是不可避免的，年轻人的中文能力和教养正在急速坠落，我所能做的顶多是在10楼拉起一张安全网，拉住一些人，让坠落的速度不要再加快而已。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资讯的取得、需求和满足都变得容易，比如现在要找一句杜甫的诗，马上就可以在手机上百度找到。这样，你的知识就变得碎片化了，你也不用再去背诗。失去了记忆的训练，人的大脑就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这才是更可怕的。
人物小传
张大春
台湾作家，祖籍山东，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作品以小说为主，著有《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作家张大春：好作品不是玩出来的 缺少专注或专业精神